荷索的背囊

兩年前在南美旅行遇到一個美國女子，一晚閒聊時她提起《魔戒》，有多鍾愛？她說高中有幾年，每天上學都把全套三冊放在背囊，不為看，只為那重量。聽時想，她父母一定曾問為何日日擔泥一樣，她應只笑而不答，深情最難解釋。

剛看德國導演荷索（Werner Herzog)新完成的紀錄片，才知道他有一個珍重的背囊，是英國作家積榮（Bruce Chatwin）死前送他的；那背囊本來長期放著的，正是荷索的一本書。

積榮的成名作《在巴塔哥尼亞》（In Patagonia）我去南美前讀過，最深刻是開頭他憶述小時在祖母家見過、一小片從巴塔哥尼亞送到英國的「雷龍皮毛」，史前奇珍，積榮深受吸引，朝思暮想，「有時那頭雷龍會撞向睡房的牆壁，把我吵醒。」不過祖母搬家，那片皮毛就遺失了，他後來知道恐龍不是哺乳類，根本沒毛——恐龍有羽毛要到近十年才成科普常識。無論如何，他長大後還是去了巴塔哥尼亞找這條不存在的雷龍，書的原題就是《一片雷龍》（A Piece of Brontosaurus）。

書我不算著迷，但穿插的軼事都有趣，像寫到美國舊西部的著名悍匪卡西廸（Butch Cassidy，犯罪集團 “Wild Bunch”主腦）往巴塔哥尼亞隱居的片段，傳聞為避人耳目，為自己虛構了一場轟烈的死亡。積榮訪問卡西迪的妹妹，她記得卡西迪「死」後仍回家一起吃藍莓批，不知孰真孰假。但維基說，兩年前有人再到卡西廸墳墓驗屍，發現DNA不符。

積榮有些散文也好看，如寫到年少時在蘇富比拍賣行工作的經歷，遇過一些奇特客人，但自己樣子太好也是煩惱，據說他自覺被上司利用其外貌吸引富人，終於辭工不幹，到異地遊歷走訪原始部落，除了好奇心，不知多少屬他這段上流社會經歷的反彈。但他令我印象最深的散文，正是〈荷索在加納〉。

二人在澳洲初見，志趣相投，互相吸引，不斷有些來來回回的影響。那年荷索把積榮一本寫西非奴隸主的小說改編成電影《綠色眼鏡蛇》，染上愛滋已衰弱的積榮趁機到加納看荷索拍戲，旁觀他如何跟瘋狂的演員金斯基（Klaus Kinski）周旋。說起自己和荷索同樣相信步行的宗教力量，積榮提到一段往事：荷索的伯樂影評人艾斯拿（Lotte Eisner)有年病重，荷索不是張羅醫生，不是祈禱，而是走路，決心在風雪中從慕尼克步行到巴黎，深信可靠步行為友人驅病。大半個月後行至巴黎，到達艾斯拿的住處時，發現她果然痊癒。後來荷索把這段行程的日記輯錄成書，名為《冰裡行走》（Of Walking in Ice)。

荷索早前應BBC邀請，在積榮逝世三十周年拍成紀錄片，名為《遊牧：積榮的足跡》（Nomad: In The Footsteps Of Bruce Chatwin）。想起「履歷」二字，履是鞋，歷是禾田下面一隻腳（「止」的金文是腳掌，上下兩「止」成兩腳掌，就是「步」），人的所履所歷，總較一張A4紙豐富。

積榮一生只活了四十八年，臨終將自己一個啡色皮製、曾長期袋著《冰裡行走》的背囊交予荷索，荷索在鏡頭前一時感觸，說不出「背囊」，只能指指另一邊那實物。積榮死後，荷索接著那部劇情片即在巴塔哥尼亞的山區拍攝，特意安排主角在戲中背著積榮那背囊，拍攝中途卻遇暴風雪，零下二十度被困山上五十五小時，沒睡袋或帳幕，荷索就一直坐在背囊上保暖。

別人都說背囊救他一命。在那個可以要多煽情有多煽情的時刻，荷索倒是淡淡地笑笑說：但同組其他人都沒死啊。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10月26日

她的口罩

那周五心情沉重。前一晚，跟九二九被告暴動後保釋的朋友吃飯，此前一個周四晚，她才有份煮飯給大家吃，一切如常。但隔了一周，便輪到其他朋友在同一地方煮飯她吃。九二九當日她只有一個口罩，正在金鐘等人，以萬計的人跟她在同一地方經過，因為時間不同，可能早了出門或走得更慢才平安歸家。

周五早上，知道政府會用急緊法通過「禁蒙面法」，老想起 “Blind chance”兩字，機遇總是盲目，不知輪到誰又會被政權和命運任意拋擲。文明的目的似乎是盡量減少不幸，單是天災和重病已夠慘，現在卻是一波波人禍，使不幸密集地降臨，被捕被打被辱、情緒崩潰、與親友離散。這才暴力。

那天午後剛進課室，已有學生急著問「今日會做咩？」我明白她的意思，想三時看記者會直播。一起看，起初他們還有反應，當林鄭說「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會大笑，會鼓噪，但慢慢也散渙了，呆了。接著就收到教育局發給全港學生的通告，明顯借著記者會趁火打劫，使人誤以為他真有法律或任何權力，能說出「原則上，學生在校內或校外均不應戴上口罩」這種話。要為政權服務我理解，幾句已完，通告偏要加些明知不相干的社交教育作鋪墊：「事實上，人與人的交往，一般慣常、合理做法是不會為避免讓人認別而遮蓋臉孔的......」簡直一片苦心。

放學鐘聲在戒嚴的氣氛中響起，後面有一把聲音說：「你覺得點啊？」回頭看，竟是如常戴著口罩的學生S。教了她兩年多，她從沒主動跟我說話，平時問她東西也多是幾句答完。她再問：「我戴咗口罩五年喇。點算？」

最初認識S，她總是坐到最後排和最邊遠的地方，請她坐近些，她會象徵式地移前少許。看見她的口罩還以為她身體欠佳，問她是否感冒或說聲保重，她雙眼會禮貌地微微一彎。後來才知是苦笑，根本不是病，我也停了問。長戴口罩的學生我遇過，可以是自我掩藏或抗世的象徵，因為是穿戴和表達的自由，不覺得是問題，順其自然也不錯，加上從S的文章也知道她的想法，裡頭總有股憤恨，反復出現的詞語是「嘔心」——大概受「作嘔」影響，她總誤把「惡心」寫作「嘔心」，改正了又會再錯。後來推介她看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覺得她會是知音。

為何長戴口罩？那天問她，以為會答「唔想講嘢」之類，她卻說是「某種精神潔癖，覺得個世界好污糟。」就連吃飯也不脫掉，只扯高，假使不能戴口罩會渾身不自在。受過誰的說法或哪些動漫影響嗎？她說不，純屬自發，她還說曾寫下一些想法，後來給我看，原來是詩，寫在一叠原稿紙上，其中有這樣幾句：

「為何要戴口罩/ 是呢，為何/ 回答是鼻敏感和習慣/ 是，習慣/ 明明是謊言/甚麼時候開始的/ 大概是那時候/ 已經不想再接觸這個世界/ 想要把那個體內細微純淨的自己分離」。隔幾句繼續說：「我拼了命想把那污穢洗掉，洗不掉呀/ 我拼了命去洗，他就印在我的腦袋骨髓/ 在我的血管裡，我只能割開皮肉/ 心急如焚地咬著血液，好癢好癢好癢好癢好癢/ 我著狂地抓我的頸椎/ 沒用呀沒用呀好癢呀好痛呀好煩呀/ 割不掉，呀？」

六月初，她肯定沒料到反送中運動輾轉會影響到她的口罩。太荒謬，問可否將她的故事和文章公開，她說好。順著她世界好污糟的想法，到了2047，若地球還在，她這代剛步入中年的人不少都應拐著腳，或斷了手，扯高衣服都是彈孔和縫了七針的刀疤，肺都灰黑，常常咳。親友三分一在海外、三分一放監出來生活艱難、三分一靜靜苟活，香港人早成了香港的少數族裔。會這樣嗎？不知道，只知林鄭月娥說自己非常關心中學生。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10月12日

笑很重要

差利卓別靈曾說《大獨裁者》能夠出現，只因當時還未確知納粹邪惡的程度，要是知道就不會拍喜劇。戲完成了，納粹在歐洲已勢如破竹，他一度想過把戲收起不放映。有這對照，猶太裔德國導演劉別謙（Ernst Lubitsch)一九四二年的黑色喜劇《戲諜人生》（To Be or Not to Be）對「笑」的態度，就更教人吃驚。記得初看時單是開場頭幾分鐘即被震攝，人要多張狂，心要多寛廣，才能在最悲苦的時代這樣目空一切，肆無忌憚地嬉戲，保留笑的權利。

三九年八月，和平的華沙街頭，所有路人突然停住，見鬼一般目瞪口呆，因希特拉獨個站在一家雜貨店的櫥窗外。我們知道歷史上，納粹在同年九月才攻打華沙，這開場究竟在做什麼？一個倒敍，回到柏林蓋世太堡總部，幾個納粹軍官在手起手落的 “Hail Hitler!” (「希特拉萬歲！」）敬禮中，正在哄一個小孩供出父親，轉瞬間各人緊張起來，元首來了。甫進門，希特拉在眾人的 “Hail Hitler!”中，只緩緩的揚手說： “Hail myself”（我自己萬歲）。

看時呆了呆。鏡頭一轉，導演拍枱站起就罵，背後是空蕩蕩的劇場，原來總部只是場景，排戲途中，「希特拉」臨場爆肚加對白，覺得這樣好笑。導演解釋這裡不需要笑啊，一個高瘦閒角卻在旁說： “A laugh is nothing to be sneezed at”，單是這句「笑很重要」已可歸納全套電影。那劇場導演接著批評希特拉的扮相不像，希特拉不服，為證明自己，一怒之下才穿著這元首戲服走進華沙街頭，以始料不及的方式解釋了開場的懸念。

六月後無甚心情看電影，最近想學生看看前人與極權周旋的不同取態，笑中有淚的《戲諜人生》適合不過。際此時勢，笑很奢侈，也很重要，雖然要強調「笑很重要」本身就令人不安。戲中說「笑很重要」那高瘦閒角名叫Greenberg正是猶太人，抱怨自己只行行企企，渴望演莎劇《威尼斯商人》裡猶太財主夏洛克（Shylock）。他在戲中出場不多，卻三次唸出夏洛克的經典對白，一次比一次沉重： “If you prick us, do we not bleed? if you tickle us, do we not laugh? if you poison us, do we not die? and if you wrong us, shall we not revenge?” （梁實秋譯：你若刺我們一下，我們能不流血嗎？你若搔著我們癢處，我們能不笑嗎？你若毒害我們，我們能不死嗎？你若欺負我們，我們能不報仇嗎？）

最終全靠他在危難中唸好夏洛克的臺詞，整個劇團才能合演好戲，以機智和演藝騙過納粹黨，Greenberg雖然強調笑，在銀幕上說的最後一字，卻是Revenge，報仇。但他沒成功。劉別謙在歡閙的表面下補上沉痛一筆。臨尾全團人都脫險飛到英國去，唯獨這個猶太人下落不明，含蓄交代了他的犧牲，再異想天開也沒法逃過民族的命運。

《戲諜人生》四二年出來後，電影和部份對白都給人批評，覺得過了火，拿波蘭開玩笑，壞品味。能不怕人覺得自己涼薄需要自信，劉別謙後來在《紐約時報》撰文自辯，最深印象是他的一句「我的納粹黨是不同的」（My Nazis are different） ，他說戲裡沒納粹刑室沒鞭打，因為他們要是談起種種暴行也不過如售貨員說起手袋銷量，幽默感都建基於集中營和受害者的苦難。

那時二戰的結局仍無人知曉，希特拉要三年後才自殺，劉別謙卻用他最拿手的電影、演藝、笑，先報仇，幽他們這種幽默一默。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9月28日

大獨裁者與小鳥

                                                                             圖：Nick Ma

有個罷課的學生選了些電影跟同學一起看，其一是差利卓別靈的《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找我講解，樂意為之，今次重溫也有得著。

有聲電影在一九二八年來臨後，差利不為所動，《城市之光》和《摩登時代》仍是默片，到四零年這部《大獨裁者》他終於發聲，才有片末那段關於人類未來的激昂演說。電影背後的故事同樣豐富。差利的兒子曾說，差利對希特拉一直有種鏡像般的驚詑，二人同年同月生，均出身寒微，最終一成暴君使千萬人流淚，一成笑匠為世界帶來歡欣，但差利深深意識到，只要陰差陽錯便可對調。

希特拉老早知道差利的影響力，三一年差利到訪柏林，極受擁戴，納粹黨幾年後便印製《猶大人在看著你》誣陷差利為可惡的猶太小丑。差利雖非猶太人，但二十年代起美國聯邦調查局已四處張羅，試圖證明他真身是個名為Israel Thonstein的猶太人及蘇聯間諜。三五年，納粹黨最著名的政治宣傳電影《意志的勝利》（Triump of the Will)面世，據說法國導演雷克萊亞（Rene Clair）跟差利一起在紐約看了，萊亞極驚恐，深被電影的威力震攝，覺得公映的話西方世界必然輸掉。差利倒是大笑。

莫說差利獨具慧眼，困於時局中，沒別過頭裝看不見已是勇氣。當歐洲諸國仍覺得希特拉是自己人，奉行姑息政策，差利已預視到納粹禍害。三八年著手寫《大獨裁者》劇本，英國知道了，不想觸怒希特拉，便謂將禁播電影。三九年二戰爆發不久，拍攝開始，電影一年後上映，美國尚未參戰，有影評人更認為戲中納粹對猶大人的暴力太誇張——其時外界仍未知道納粹屠猶的嚴重，電影裡的「集中營」便寛敞得像私家醫院。

今回重看，特別欣賞差利看出理獨裁者虛妄與虛怯的矛盾心情，那Hynkel自卑的時間原來佔那麼多，尤其遇上鄰國狂人領袖相形見絀時。另一邊寫受逼迫者的苦況，有個鏡頭之前沒留意：猶太理髮師被德軍搜捕，女友趕緊把他推進屋內逃命。門關上，鏡頭移到門旁，用十多秒影著籠裡的一隻小鳥，畫外音則是德軍在大肆破壞和女子尖叫的聲音。這是片末那演說以外，全套電影最不像喜劇的時刻。

看時不期然想起別的小鳥。不是被囚，而是被禁，不在籠內，須偷運進去。之前重讀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火之記憶》，有段寫到七三年烏拉圭軍事政變後的受害者。加萊亞諾是過來人，因那場政變先被囚禁，後來流亡國外十二年，但書中記下的卻是這個優美的故事，對抗暴政可如差利的嘲笑，也可像這個題為〈被禁的小鳥〉般微笑。

在囚的烏拉圭政治犯未經准許不可吹口哨、笑、唱歌、急步、跟其他囚犯打招呼，也不許製作或接收有孕婦、情侶、蝴蝶、星星或小鳥的圖畫。某周日，因「有意識形態想法」被囚禁和虐待的中學老師佩雷斯，得到五歲女兒米尼的探訪。她帶來一幅畫了小鳥的圖畫，獄卒看見，在門口摧毀了。

下一周日，米尼帶來一幅畫了樹的圖畫。樹不違禁，圖畫進去了，佩雷斯稱讚女兒畫得好，問起那些散佈樹上、半隱於枝葉間那些的繽紛圓圈：「是橙嗎？還是什麼生果？」女兒一隻手指放他嘴前：「殊......」跟爸爸耳語：「傻瓜，你難道看不到那是眼睛嗎？是我偷運給你那些小鳥的眼睛。」

最後重複兩次的，是眼睛。江山代有暴君出，極權如何嚴密，想像力仍是重要的自衛武器，要培養在樹枝間看出小鳥的眼光。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9月14日

開學

                                                                                  圖：蘇珏

在網上看到 “The Saddest Phrase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最悲傷的英文片語是什麼？有幾個答案較特別。一個是 “If only”，「要是......就好了」。一個是 “What party?”，這party不是黨，是派對，沒被邀請的人才這樣問。另一個是“Back to school”，誰說少年不識愁滋味，何況還是今年，只有馬能安樂放暑假。

去年課堂說過一個關於馬的小故事。那天說起陶淵明，提到〈歸園田居〉「羈鳥戀舊林」那「羈」字的結構真妙，本就是右下角的一匹馬，沒事沒幹給人找捕，上面的「罒」不是四，而是個向下罩的網，纏住牠，左邊的「革」就是皮革器具，束縛牠。《說文》解「羈」作「馬絡頭也」，套在頭上，方向任人決定，失去自由。有此認知，加點想像，「不羈」的意思也就顯而易見：把「羈」的罒和革都「不」了，逐一刷掉，右下角的馬便不再瑟縮一角，還原為獨立一匹馬，雄立天地間，在曠野奔馳，或在草地滾來滾去。羈鳥還原為鳥，囚還原為人，「復得返自然」，回復身心的閒靜自主，不受制於「他然」。後來偶見有本談及中國藝術的書，把「無羈」譯做 “untrammelled”，沒見過，查字典才發現trammel既指魚網，也指套在馬腳教馬緩步的馬梏， "un”了他們，恰巧跟去掉罒和革的意思匹配。

身體上的羈絆顯而易見，要掙脫卻非易事。思想上的羈絆就更麻煩，如果說校園不准討論XX，你即時會想起什麼？討論不等於支持，但白色恐怖、互相監視和舉報，開學後恐怕會愈來愈多，更多的掣肘，更深的冷漠，若全都逆來順受，久而久之，世界只會變得愈來愈小，人就變成卡夫卡筆下那隻老鼠。

那故事名叫〈小寓言〉（A Little Fable)，篇幅不足半版，只兩部分，先是老鼠的自述，慨嘆世界在每天縮小，開頭明明很大的，大得牠心慌，不斷跑，見到遠方有牆壁才稍為安心。但牆壁很快收窄，順著走，竟就到了最後的房間，角落還放著待自己走進的陷阱。「你只需改變方向。」貓說，然後把老鼠吃掉。故事完了，有何寓意？可能是「逃避自由」吧，才甘願由曠野走到樊籠裡，世界最終變得跟自己身體一樣小。令人悲傷的”If only”總是來得太遲。

陳馮富珍已倡議將「愛國愛港」列作教師任職的必備資格，一下虛晃，離下一步「愛黨」還會遠嗎？到時自然不用問：“What party?” 思想上的羈絆當然有另一層意義，包括名利、地位和各種造作，將習慣了的不自然拿走，往往需要極大覺察力，不簡單。

據說School的希臘文字源Schole指的是「閒暇」，這閒暇本來是在學校求真、用知識擺脫馬絡頭的偏見、學做人等等應有的氣氛，只因貨不對辦，“Back to school”才如此令人傷心，也方會有De-schooling的想法。沒有人想去掉閒暇，但許多從學校學回來的羈絆，卻應努力去掉，偷點閒，不讓世界縮小，把自己還原。

《蘋果日報》2019年8月31日

血腥周日

Bloody Sunday 壁畫

七二一元朗恐襲是周日。八一一，也是周日，警察向急救義工頭部開槍打爆眼球、地鐵站口極近射人推人落電梯、打爆男子門牙仍按地持續虐待、在地鐵站內射催淚彈、三十名被捕者疑遭私刑給打至骨折，血迹斑斑，謀殺級數，沒出人命純屬好運，但運氣能持續多久？

想起愛爾蘭歷史上有兩個 “Bloody Sunday”，較近的一次在一九七二年一月，於北愛爾蘭的Bogside發生，簡言之，是這個早跟英國軍警有衝突的天主教社區，因不滿英國未審先囚禁的政策而發起遊行，期間遭英國傘兵開槍射殺，十三位平民當場死亡。仇恨的淵源要上溯英國殖民統治，頗複雜，倒想由一首詩引申開去。

關於Bloody Sunday，最廣為人知的歌曲當然是愛爾蘭樂隊U2的 “Sunday, Bloody Sunday”，為此而發的詩也不少，堅士拿（Thomas Kinsella）的“Butcher’s dozen：A Lesson for the Octave of Widgery”是其中著名者。

我原以為詩題這樣解：Butcher’s dozen直譯是「屠夫的一打」，一打是十二，但屠夫有習慣呃秤的形象，這裡指的是十一。誰呃秤？副題這位韋謝利（Widgery）不是屠夫，而是英國法官，於Bloody Sunday後奉命負責審裁案件，報告書在同年四月完成，被指偏袒英軍，漂白慘案，堅士拿覺得是侮辱，同月寫詩抨擊。但後來朋友引書指正：這Butcher’s dozen不是十一，而是十三，取Baker’s dozen之意，因中世紀麵包師傅怕被指呃稱而受罰，故一打麵包常多給一個，這十三，就是紀念十三個喪生的平民。

詩頗長，只說兩小段。開頭「我」帶著腳底的憤恨前行，回到案發現場，景象肅殺淒清，突然卻有鬼魂從一灘血裡說： “Once there lived a hooligan./A pig came up, and away he ran./Here lies one in blood and bones,/Who lost his life for throwing stones.” Hooligan指流氓，是英軍當時對示威者的稱呼，開槍的英軍抗辯說先受槍擊才開火，但鬼魂卻說，一攤血肉死在這裡的，只扔過石頭，武力絕不對等。

聲音愈來愈多，「我」沿路遇上一個又一個亡魂，有一位疑遭插贜嫁禍，雖沒開名，卻明顯指青年多納希（Gerard Donaghy）：“When the bullet stopped my breath/A doctor sought the cause of death./He upped my shirt, undid my fly,/Twice he moved my limbs awry,/And noticed nothing. By and by” 不論送他往醫院的英兵或醫生都沒在其遺體發現異樣，但那半句By and by 的「最終」後卻有文章，英軍宣稱在他遺體搜得幾個土製炸彈，坐實恐怖襲擊的指控 ：“Yes, they must be strict with us, /Even in death so treacherous!” 人雖死了，還得提防其陰險詭詐。

許多不明不白，韋謝利的審訊都沒澄清，事情還未解決，屍骨繼續哀鳴。到九八年，貝里雅政府再委派法官沙維耶（Lord Saville）主持獨立調查，用上十二年，重召證人，翻查檔案，報告書於二零一零年公佈，駁倒英軍是受襲還擊的說法，證實死者十三人沒一位對英軍構成傷亡的危險，並謂英軍製造謊言掩蓋罪行。時任首相卡梅倫代為道歉。報告出來後，四十七年前那周日參與了行動的英兵”Soldier F”，今年初被控謀殺，九月將回到北愛爾蘭的法庭受審，未知料已垂老的他會否出席聆訊。

反觀目下香港，連爭取最合法合理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都如此艱難，要求他有公信力、不胡亂搪塞虛應故事，或像緣木求魚，但有兩個非常簡單的字，叫公道，你可迴避、可忘記、甚至可禁人提起，只要人心不死，歷史的債務總得償還。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8月17日

浮板盾牌

Stevie Smith為"Not Waving but Drowning"畫的配圖

有些東西不應相遇，例如浮板與警棍。那是七一晚立法會外，新聞說議員嘗試勸退年青人，有人回答「我這條命唔X要啦」，一位則以塑膠帶綁起兩塊浮板，自製盾牌，因驚慌，雙手不斷顫抖。那兩塊互相依存的浮板，肯定沒料到存在意義會經此巨變，不可思議地負責抵擋警棍。

結果這浮板最近常浮在腦海，乍聽有點兒戲，夏日炎炎，本應給人快樂拿著去海灘，竟成了絕望中的水泡，雖說臨時製作，卻總比紙皮好，在載浮載沉的一瞬變成苦海中唯一把握，很富象徵意義。拉遠點看不免既滑稽，又殘酷，當中的落差使我想起英國作家史密夫(Stevie Smith)的一首詩，名為〈不是揮手而是遇溺〉（Not Waving but Drowning）。

詩寫在五十年代，用字淺白，分三段，每段四行。場景大概是海灘，首段這樣說： “Nobody heard him, the dead man,/ But still he lay moaning:/ I was much further out than you thought/ And not waving but drowning.” 主角第一行即以死者的姿態出現，雖然怪異地仍在呻吟，聲音一直陰魂不散，下兩行便轉換成他的第一人稱：「我比你想像的離得更遠/不是揮手而是遇溺」。

第二段離開死者的視角: “Poor chap, he always loved larking/ And now he’s dead/ It must have been too cold for him his heart gave away,/ They said.” 這傢伙總愛嬉閙，一定因為太冷了心臟支撐不住，最後獨立成行的「他們說」，真有塘邊鶴見人死了道聽塗說的意味。

但第三段開頭就反駁這想法： “Oh, no no no, it was too cold always/ (Still the dead one lay moaning)/ I was much too far out all my life/ And not waving but drowning.”不，與冷無關，因為一直也太冷，這又是誰說的呢？應是死者（仍用殘存的力氣在括號裡呻吟），最後「我」又開口：「我畢生都離得太遠/不是揮手而是遇溺」。

冷的不單是水，況且不在水中也可遇溺，從來看似正正常常，困難都往心內埋藏，只有自己知道。詩到此而止，Waving快樂，Drowning傷心，在海灘閒躺的人還以為我寫意揮手，原來那已是最後的求救訊號，正不由自去地下沉，可惜世人一如既往，再度誤會了，傷逝總是太遲。

這全是旁人的責任嗎？未必。與其說譴責旁人總不夠機警、太不細心，此詩點出的毋寧是生活的荒謬感，人和人、或個人表裡的距離都渺不可知，我的最莊是你的最諧，最痛苦時又往往最樂的笑容遮掩，總隔著半個海洋。Youtube有段史密夫解釋此詩緣起的錄音可參考，她有天在報上讀到這種因誤會而溺斃的新聞，心中不安，由此想到人生也類近，幾多人裝作快樂，事實卻從未在這娑婆世界得安頓，唯有說說笑笑，但那看似堅毅的外衣有時剝落，人就如詩中那可憐的主角般消失。

幾多人正在揮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段日子才最自覺到存在，不溺斃於苦無出路的庸碌生活，慶幸親歷大時代？幾多人又在遇溺，在恐懼或這波「精神健康疫症」中沒頂，於臨界點前犧牲前途、自毀地衝擊，或被迫跳橋？不肯定，甚至同一人在不同階段也會時而揮手，時而遇溺。沙田遊行當日，不少居民把一塊塊色彩繽紛的浮板從家中窗戶拋到街上給人自衛，心情應很沉重。想起《左傳》有「視民如傷」四字，政府當把人民當傷病者照顧才是正道。偏偏今日反其道而行，恨不得出現嚴重傷亡，刻意用仇恨的洪水淹沒所有人。但願天佑香港，有志者平安無恙。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