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札記（三）：在阿根廷，他們真的從頭來過

                                                   城中尋找Santiago Maldonado的海報

何君堯議員在「吶喊大會」的一句「殺無赦」，應是一切極權及其附和者的心願，退而求其次，敢忤逆權貴者最好消失、收監、噤聲，務使人民離散相失，才算任務完成。一九七六年，阿根廷軍政府就在「骯髒戰爭」（Dirty War)中令大批反對派人間蒸發。失踪者的母親希望尋得兒女，組織成「五月廣場母親」（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數十年來一直是阿根廷重要的反抗象徵，電影The Official Story正道出這些婦女患得患失的悲悽。

「五月廣場母親」本身也有路線分歧，但至今仍每周四定時遊行。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有天趁機到廣場看看，下午三時許，十餘位老婆婆由專車接送而至，下車時受支持者圍著鼓掌歡呼。這些母親大多頭髮花白，領著支持者和其他組織在廣場繞圈叫口號。隊末的遊行者，則是為了因反對徵地而疑被軍人擄走的Santiago Maldonado呼冤，之後在城市不同角落，也看見印了Santiago頭像的尋人海報。

人世苦難紛繁。在阿根廷使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在旅館遇見的另一堆人。

旅館見聞

或因張國榮當年染阿米巴原蟲的舊聞鑽進了心中，一直把布宜諾斯艾利斯想像得更破落。這自然是錯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南美最繁華與昂貴的首都。為省錢，一晚誤打誤撞下，往沒景點的Colegiales區一家便宜旅館落腳。按著門牌號碼找，到達時發現門外沒招牌，也無 “Hostel”字樣。按門鈴，對牆上的盒子說： “hostel?”  盒子回答： “si”。甫入門，只見一隻大黑狗横據了門旁的梳化。店主瞄瞄我樣子，問:  “habla español?” 這句我聽得懂，能說西班牙文嗎？答：不。他聳聳肩，你好自為之的意思。

廳略昏暗，六七個男子逼在一起看電視上的tango比賽，有講有笑，似乎互相熟落。十時許，我仍未吃飯，放下行裝，便從背包拿出意粉和在街口雜貨舖買的番茄直往廚房煮食。找了找，奇怪，沒共用的油和鹽。出去問看電視的人，兩個比較熱心而英文不大靈光的男子走進廚房，打開自己那格塞滿食物的廚櫃，各放著一大支油和一大袋鹽，示意我可借用。心想，這真是間特別的旅館。隨後便發現，我是全旅館唯一遊客，其他人不是來工作就是讀書，九成是男性，而且全部月租，四千四百披索，約二千二百港元，較日租便宜。

被刧走的青春

飯後回睡房，大燈仍開著，另外五人閒躺床上用電腦或按電話，見我這亞洲遊客都有點驚奇。我問了問，知道他們除一位來自阿根廷北部，其餘四位跟旅館大多數人一樣，都從委內瑞拉逃過來──最熱切跟我這怪房客聊天、英文較好的Enyilber用的字的確是 “fled”。說起委內瑞拉的局勢，他難掩對上屆總統查維斯（Hugo Chávez）之痛恨，覺得他裝作擁抱社會主義而騙過那麼多人，本屆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的施政就更一塌糊塗。然後他提及自己的身世。因家人也算富有，他曾被綁架，父親付了贖金才沒事。他本念建築，但因國內情況不穩，大學數度停頓，故用了五年時間才完成了三年課程，誰知大學最後還是倒閉了。阿根廷大學免費，他便隻身前來，真正從頭來過，先打散工做侍應賺生活費，等待四月的大學入學試，重考西班牙文、數學、化學等高中科目，雖不難，但歲月都白費了。他計過畢業最少是三十一歲，然後說：“They robbed my youth”。四個單音節字，嘭嘭嘭嘭，如子彈，射破了幸福的幻影。對自覺要走許多冤枉路的人，我通常會似是而非地說些勉勵的話，如笑說遲些才出來工作不是很幸福嗎之類，但聽見他吐出的這四個字，只能沉默。

委內瑞拉人

然後我們談起香港。他所知並不多。今年外遊的感覺，是外面的人對香港的興趣較十餘年前似乎減弱了不少。許多人都是跳過香港而直接說 “your country”對世界如何如何，要稍稍解釋，他們才知道香港的特殊處境。Enyilber應是記錯了地方，說起一些我沒聽過的香港新聞。談到雨傘運動，他卻對一些照片有印象，說他們在委內瑞拉一樣是佔路示威。他問：「警察會向人開槍嗎？」我說：「沒有。」他之後的單字回應，我雖可理解，但始終覺得怪異： 「Nice」。他有次同伴示威，即遭站在對面的警察開槍，幸好沒射中。時局壞透，通脹瘋狂，去年的升幅不是80%，而是800%，一年八倍，他父親本有退休金，但因這通脹率已不夠糊口，六十多歲又須出來再找工作了，在阿根廷沒可能，唯有留在首都卡拉卡斯（Caracas），順便看守因貶值而捨不得賤價出售的舊屋，只有同樣不想離開的母親陪伴在側。

躺在上格床戴著鴨嘴帽頗陰沉的男子，只靜靜按電腦，原來一直也在聽，此時加插了些注腳：若然是遊客，在委內瑞拉未出機場大概已被擄刧，雖然早已沒遊客。這位Edi本念社工，我以為他在電腦跟人聊天，談起才知道原來在找散工。他笑說是女子就好了，餐廳多喜歡請女侍應。旅館沒電腦，他知我那晚需要用，但找過附近那種一格格供人打長途電話和上網的舖頭都已關門，他便說已找完工作，電腦可借我，然後便脫帽準備睡去，只指指衣櫃說，用完放回第二格就是。房中其餘幾位委内瑞拉人，有讀工程的，有讀教育的，全須在這新地方從頭來過。

生活中的等待

翌日早上，見幾個人已換好衣服準備上班去。旅館不包早餐，Enyilber說街上的麵包又貴又輕，買了麵粉自己焗，說只用五分一價錢就造得更多也更好。其他人有的仍在睡，有的在打機，無所事事，不少都在等文件、等工作、等運到。都是煎熬。

智利的餐廳已不便宜，我多數自己煮吃。阿根廷的餐廳更昂貴，但番茄意粉吃得多了有點厭，且那晚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短住學藝的華欣重聚，進了一家相對划算的阿根廷傳統燒烤店。在阿根廷，牛肉是賣點，但再看看餐牌，豬較牛便宜，便點了豬。她不吃肉，叫了蘑菇奄列。晚飯後回到旅館，眾人又圍著電視哈哈笑。Enyilber最先走過來，說早上做完麵包，下午去銀行換了幾十美元，全天都只在吃麵包。「你吃了什麼？」他突然問。「奄列。」我說。零點五秒之間選擇了講大話。不想好像大魚大肉，又不想解釋。他點頭，不知是根本只隨口問問並不關心答案，還是雞蛋令他想起基本食材，他接著就說起過六條街有家雜貨舖特別便宜，仔細告訴我地點，我點頭，裝作用心記路，其實仍被剛才那點點的驚恐或內疚纏著，什麼都沒聽進，繼續點頭混過。

晚上再借Edi電腦，在維基查「委內瑞拉」希望知道更多，看見右下方有上下兩個表。上面一個是委內瑞拉近廿年的「謀殺率」，一路隨年份往東北方斜上。下面一個則是「綁架率」，比謀殺率更壞，近幾年的走勢是東北、東北偏北、正北方一般直上。事實是，單有這兩種統計已夠教人心寒。Enyilber說他早死心，因警察跟犯人根本是同一伙人，且自你踏出家門開始，衣食住行花的所有金錢，都會落到同一伙人身上。阿根廷是昂貴是生活艱難，但最少不用終日提心吊膽或忍氣吞聲，心情簡直如《詩經・碩鼠》的「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頭也不回只想離開。香港，可又快會步其後塵？

時間的聲音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某早上，得悉可寫信給在囚社運人士，紙筆和文字這些原始的東西、寫信這種小學就懂的事情，在特殊時空下又變得如此珍貴。忽想到獄中一位現實裡未嘗交談、卻有些間接緣分的朋友，坐下便寫起信來，記起背包中有本剛買的二手書，是兩年前過身的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 Voices of Time，就抄了幾段在信中，包括書的開篇 “Time Tells”，內文只數行：

We are made of time.

We are its feet and its voice.

The feet of time walk in our shoes.

Sooner or later, we all know, the winds of time will erase the tracks.

Passage of nothing, steps of no one? The voices of time tell of the voyage.

加萊亞諾一生因政治受過不少苦頭，走了很遠的路才能回家。他筆下這些Voices of Time，當能召喚種種被流放的聲音。阿根廷後，我就是因為加萊亞諾而到了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Montevideo)，其國、其人、其書都有意思，下回再續。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9月24日）

南美札記（一）：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18.html
南美札記（二）：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61.html
南美札記（四）：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10/blog-post_1.html

南美札記（二）：智利女孩與阿連德之墓

前幾天跟學生談起美國九一一，有學生忽說，啊，那時還未出生，才驚覺是那麼久遠了。我之後播了簡盧治（Ken Loach)十多年前在《他們的九一一》（11'09"01 September 11)那短片，講美國一九七三年策動的智利政變，九一一那天，推翻了民選左翼總統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扶植獨裁者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摧毀了多少智利人的一生。但今回重看，倍覺黯然，全因在智利遇見的一位女孩。

在智利看見新香港

昔年在瑞典讀書，每有空就到西班牙友人Jorge房中吃飯，他牆上貼著一張兩米闊一米高的世界地圖，我們常在前面手比指劃，想著該到哪裡去，好像真有錢一樣。他最常提及的就是智利，長而窄，一國便有地球上的眾多地貌，由北到南，可涉足沙漠、鹽湖、火山、森林、冰川，自此一直被這描述吸引。而今與Jorge已失去聯絡，我卻獨個到智利去了。

世界有千迴百轉的聯繫，我在智利北端的阿里卡(Arica)第二天就遇上。這海邊小城久留嫌悶，短住怡人，那天午後在旅館上網，看到香港四位議員被DQ的消息，十二萬選票一夜無效，刻意讓人覺得兒戲。心中鬱悶，打算出外散散步散散心，但知方向，不辨街道，亂走了一會，抬頭忽見一中文招牌，寫著的竟是﹣﹣「新香港」。那是家唐餐館，門關著，奇怪的是我在城中從沒見過華人。不知「新香港」何時才會開門？

談起獨裁者

後來在首都聖地牙哥，發現了世事更奇妙的連繫。晚上到達旅館，開門的是打工換宿的英國人Rex，店東Ivan正在大廳梳化看電視，手指指對著熒幕謾罵。那是個新聞特輯，內容我固然不明白，只見一位女記者拿著咪追著一老頭，老頭見狀快跑，回望的一刻，鏡頭凝住，旁邊彈出一個金額，很多錢。然後她又追著另一老頭。問Ivan，他說這堆人全是獨裁者皮諾切特的舊部，一直受政府供養，那些金額，就是納稅人最後付予他們的退休金。“Puta la wea!”，他又駡，Rex邊奸笑邊把這句髒話抄到白板的 “Chilean slang of the day”下面。談起皮諾切特，Ivan著我看看紀錄片Chicago Boys，講的是五十年代智利一批到了美國追隨費利民（Milton Friedman）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後來在皮諾切特政府如何拿智利做實驗。但Ivan也謂恨還恨，今日智利紅酒白酒的出口、地鐵的興建、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公路建設，都跟當年的政府有關。他見我初來，說有個Free walking tour據說不錯，翌日不妨去看看，可對聖地牙哥有初步認識。

Valentina

翌日早上到了公園，還有五分鐘活動便開始，但一個人也沒有，正發現自己去錯了地方，一位年輕女子便笑著走過來。因常有人錯到這邊，她習慣每次出發前兜過來看看。這位Valentina的英文有濃厚英國口音，在南美很罕見，回去集合地點時問起，知道她曾在倫敦生活多年，大學讀人類學，畢業後才回智利，住了不到半年。她喜歡紀錄片，也希望做演員，但未有機會便先做導遊，既可跟人聊天，也可靠貼士幫補生活。

跟其餘幾位團友匯合，Valentina說早上這個是 “Offbeat walk”，不看歷史或政府建築，只重庶民生活，會到兩個大街市逛逛，最後到墓園。她有時會站到街角講解智利的民生，但我更喜歡與她在途上的漫談。我說我也喜歡電影，對智利政治的認識，正是始於簡盧治的「智利九一一」短片。Valentina忽說，真可惜，片中那位寫信、唱歌、憶述平生的智利演員和音樂人Vladimir Vega，幾年前自殺過身了。我聽後呆了呆，想起他在片中拿著結他急弦高歌，也好奇Valentina怎知道這消息。她說在倫敦時常跟較她年長的人玩音樂，輾轉認識這位七三政變後被囚禁、後來流放到倫敦一直無法回國的智利難民，得悉時也只覺唏噓。

她介紹聖地牙哥時常強調平民的勞動，如在大街市 La Vega Central時就謂智利物價昂貴，平民真要胼手胝足才能糊口；談及智利社會的不公則常帶憤恨，說這是南美最不公平的國家，貧富差距大，大學學費就荒謬地比倫敦還要貴，有些窮苦學生迫不得已要到大學免費的阿根廷去。她也說起那幾天正有女權組織示威，希望推翻禁止墮胎的法例，有需要的女人不用再以「盲腸手術」含糊其辭。中途我們站到一旁，聽她說了這故事：聶魯達(Pablo Neruda)有年受 La Vega Central邀請到街市念詩，這位思想左傾的詩人自是興奮，想為街市寫首詩，但可能太緊張，平日敏捷詩千首，今回就是寫不出。結果當日他念了首舊詩，或許太長，前來的工人愈來愈寧靜，好不容易二十分鐘過去了，詩讀完，聶魯達正不知怎樣打圓場，看看觀眾，卻見有工人正流著淚，且流淚的人愈來愈多。他們說，平日早出晚歸都在勞碌，是你的詩，讓我們重新記起生活的喜悅。

離開街市，我說數月前才看過電影《流亡詩人聶魯達》。Valentina笑說聶魯達雖是共產主義者，卻有三間屋，幾個故居中以黑島（Isla Negra）那個最有趣，放滿他的收藏品，如貝殼、酒樽、放在船頭那種女神像﹣﹣我數天後乘數小時巴士去了這間對著太平洋的小屋，精緻怡人，有火車頭、有一比一的玩具馬、有他看海的望遠鏡，全是性格的展現，深感他果真竭力守護童年，畢生在哄心中的小朋友高興。Valentina又說，近幾年有更多證據顯示，支持阿連德、於九一一政變後十二日逝世的聶魯達並非死於癌症，而是受皮諾切特毒害，懼怕的正是其感染力。

阿連德之墓

到達墓園入口，我倆的話題又回到簡盧治。她問我看了 “I, Daniel Blake”沒有。我說看過，很喜歡。她再問我看過簡盧治為英國工黨黨魁郝爾賓（Jeremy Corbyn）拍的宣傳片沒有。也看過，說這麼硬的宣傳片在香港不可能受歡迎。她接著的話很突然，想了想卻又理所當然：她在英國的日子，就是得郝爾賓前妻助養，對他們全家如何與人絕甘分少一直敬佩。如同看星星時終認出星座，我短時間內認識的她、她整個早上的話、話中的倔強，一下全都貫穿起來了。太驚訝，雖明知是真的，還是說了句：“Really?”。她笑笑，便轉身對大家說，智利的不公除見於人間，也見於墳墓。貧者十二人共一小格，不少小孩的死亡年份正是1973，因社會動盪而營養不良。富者則是一家族一大座，有些因智利的硝酸鹽（nitrate）發跡，建墳墓也成了競賽，一路除看見一座座微型的羅馬宮殿和天主教堂，竟還有印加宮殿、阿蘭布拉宮(Alhambra)、甚至金字塔！但興衰無常，科學家在上世紀初發現人造硝酸鹽的方法後，這些家族便迅速衰落，且因智利常地震，好些雄偉的墳墓都已坍陷而縱横散落。

墓園正中是一風格剛健的陵墓，一看，就是阿連德之墓。這也是行程的用意吧，Valentina著我們坐在墓前空地，說想用二十分鐘說說智利近代史：七三年的九一一政變當天，總統府被轟炸，阿連德本有機會流亡海外，卻選擇不走，在電台發表了最後的演說，鼓勵智利人爭取民主自由後，便葬身府中。及後其支持者被清算、虐待、流放，成為智利的一頁痛史，學校長期不教七三之後的事，連智利的Lonely Planet也囑遊客勿跟人亂談政治。但Valentina強調唯一解決辦法，就是“Let them talk”，正視歷史，猶如聖地牙哥以七三政變及其遺禍為主題的「人權博物館」。

向政府說不

我翌日到了這設計極用心的博物館，對「海馬」印象尤其深刻：因當年被囚者都給長期蒙眼，唯有洗澡時能偷望地下，恰巧溝渠蓋上都有一海馬設計，「海馬」自此便成為自由的象徵，反覆出現在塗鴉與書信中。再走至另一處，見牆上圖案是黑白彩虹和一個 “NO”字，一認而知就是數年前在電影《向政府說不》（NO) 中出現過那海報。1988年，皮諾切特為息民怨，辦公投讓民眾決定他能否連任。這個NO，就是反政府陣營的文宣核心。巧合的是這電影的導演正是《流亡詩人聶魯達》那位柏保羅賴尼因（Pablo Larraín），演員貝納（Gael García Bernal）不是皮諾切特的爪牙、追趕聶魯達的警長，而是站在軍政府對面，靠才情和一點創作上的好勝心，不意推動了智利民主運動的廣告人。感謝電影，為我打開了認識世界的一道門，踏出了第一步才有第二第三步，在智利方能看到紛繁世事之間的微妙扣連。

聖地牙哥之後，我一直南行到巴塔哥尼亞的南端，往Torres del Paine露營時捱過了人生最寒冷的晚上，再由此地過境阿根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遇上了幾位人生横遭政治改變的朋友，下回再續。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9月17日）

Ken Loach: September 11, 1973 - Coup d’état in Chile (from 11’09”01)
https://www.dailymotion.com/video/x415e

南美札記（一）：秘魯的罷工罷市

不為標奇也不是反科技，純屬自己跟自己玩的遊戲：希望能把陳年Nokia用壞為止，故仍未轉用智能電話，且旅行時不帶電話電腦，七八月在南美，只能間歇粗知香港新聞。由悼念劉曉波的集會，到東北十三人再到公民廣場三子被重判，心中是一沉再沉。碰巧，由秘魯到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的旅途上，數見政治對人的種種影響，有的顯著直接，有的千迴百轉，我將分幾次談談見聞，由秘魯開始。

古城庫斯科(Cusco)既是欲往馬丘比丘的遊客聚腳之處，又是印加帝國的首都，名字原意「肚臍」就指其位處核心，自然成為秘魯最重要的遊客區。七月陽光燦爛，本來一片繽紛。但在庫斯科首晚，已見人拿横額在法院大樓外示威，有人舉著無政府主義旗幟站在外圍吶喊，也有人戴上面具譏諷政客。不懂西班牙文，只能斷斷續續問得大概，是不滿三屆前的總統托萊多（Alejandro Toledo）貪污，希望將之從美國緝拿回國。正要覺得這種前政要貪污案頗符我對南美政治的印象，便霎時停下，不，分別只是他們的叫前總統，我們的叫前特首。

教師佔領，醫生呼應

庫斯科的罷工罷市，則在步行共四天的印加古道(Inca Trail)的第三晚知道。當年印加國王得悉西班牙人之兇殘，料無法抵擋，宣佈棄守馬丘比丘這峻工才百餘年的聖城，並自毀來往的山路以防被人發現。今日經此路到馬丘比丘，須由當地導遊帶領，有些人嫌太大路不喜歡，我卻始終想一看。導遊第三日忽憂愁說，行程或有變更，因本已罷工的秘魯公校老師行動升級，正與支持者佔據往馬丘比丘的火車路軌，我們翌日離開時可能要徒步路軌上。或因是同行，我對老師的處境很感興趣，導遊卻只煩著應變，對老師沒好話說，只謂好老師都到私校去了。

第四天清晨到達馬丘比丘，日出後濃霧漸散如水墨畫，人不多，導遊說因示威者撬壞了路軌，火車停頓，遊人約是平日一半。回程便在路軌上徒步三小時，只是小事，不料還有下文。上了旅遊巴回庫斯科不久，發現荒村路上不時有刻意放置的大石，司機得左閃右避。天色漸暗，司機慢駛，路旁是一輛接一輛拋錨等待換軚的汽車。旅遊巴上一美國女孩要趕凌晨飛機，頗焦急，卻仍耐心上網理解事情始末。英文的資訊不多，也不肯定哪些可信，只知醫生不滿公共醫療開支不足，病人有時要睡在醫院地上，於是加入工運支持老師，連帶引發出民眾一直對政府的各種不滿，庫斯科同日發起兩天罷工罷市。

路上的石塊愈來愈大，忽見前面還横擱著一輛貨車攔住往來道路，司機不得已褪車繞上山路，兜兜轉轉，回到庫斯科已夜深。翌日在旅館遇見另一遊客，他說他們那位司機中途太累，須從遠處找替工，他們就在路上等待，早上五時才回來。同房一位年邁的法國婦人一臉倦容，說起昨夜從別處來到庫斯科，中間路被堵了，要拖著兩箱行李深夜下車步行數小時，再轉的士才來到，狼狽也驚恐。

原住民的旗幟

旅館的接待處有數人聚集，我本打算晚上到南方去，馬上知道來往庫斯科的長途巴士全部停駛。我時間較鬆動，多留一天沒所謂，但見其他要趕路的遊客無端滯留，無奈匆匆付錢改機票。此時一女子拿著地圖問職員藥房位置，職員說商舖多關門，只能碰碰運氣。我雖同情她，也知罷工不是玩遊戲，但可能是遊客心態，愈偶發極端愈獨特難忘，而且罷市罷工都是香港大忌諱，阻人搵食或發達皆死罪，難得一見，心裡其實有點興奮，急不及待外出看看。馬路空蕩蕩，車輛全停駛，耀目陽光下，幾個人正搖著三米高代表原住民的七色格仔Wiphala旗幟，領著遊行隊伍。

商舖幾乎全部落閘，閒日最旺的San Pedro市場整個關門，唯一營運的是報攤，眾人圍在攤旁觀看不同報章的頭版，也有幾個小販賣cerro、雪糕和鮮橙汁。市民對罷工似乎不陌生，早已站到不同隊伍去，叫口號，鼓掌，小休時就一起坐在路上閒聊。大教堂外放著巨型喇叭反覆播放〈國際歌〉，也有人打鼓吹喇叭或抬著棺材道具，只是沒戴口罩的黑幫出來搶走破壞。防暴警察則多只守在政府部門外面。

新機場利益輸送？

我跟著走了一會，中途看見郵局，想起要買郵票，只見職員守在關著的幕門後，見人探頭才開了小縫讓我進去。每有機會就找人問問詳情，不容易，慢慢也發現他們對示威的想法各異，最大關懷亦已從教師人工和公共醫療，轉移到庫斯科附近Chinchero的新機場問題。

起初遇見的人都說，是政府失信，拖了廿年仍未為庫斯科興建國際機場，欲往馬丘比丘的遊客現都須先至利馬，再轉乘廿多小時巴士或轉內陸機才到達庫斯科，拖慢城市發展。但後來跟隊伍中兩位拿著海報和錢箱靜靜籌款的年青人傾談，卻聽到另一版本。男子叫Omar，女子叫Leysi，同在大學唸牙醫，英文較好，因不滿醫療開支不足，正為癌症病人賣旗。談著談著我們就站到一旁去，背景慢慢由人潮變成孤清大街。他們說，旅遊業是庫斯科經濟命脈，佔路軌是施壓的最佳手段，已往也發生過，雖然其他地區的人不一定喜歡，怕人不再到秘魯。遊行是不滿政府跟新機場公司簽下的合約，因當中疑有利益輸送，且機場選址也有問題，所以不是希望政府加速興建，而是中止合約，從頭考慮。

為癌症病人賣旗

因兩位大學生的話有最多細節，我傾向相信他們，但也可能遊行本來就有相衝突的要求，才有不同隊伍。二人又說，公校老師已忍了一段日子，他們月薪850索爾，約二千一百元港幣，少於私校的1200索爾。在庫斯科我找到最便宜的全餐（稱為 “menu”，有湯有餸有飯有飲品)要8索爾，約二十港元，故月薪850索爾實在少。問題是政府不久前還為警察加薪，火上加油。我問了他們讀書的情況，以為他倆是希望在示威中做點另類事情，他們微笑說，不，籌款的日子早定了，看，海報也印好，沒理由因罷工而取消，就繼續賣旗。找回遊行隊伍，拍照中途卻忽被人大力推開。一看，原來另一人正在我腳邊放下小型煙霧彈，他免我太接近。見人俯身點火只本能地走開，爆炸一刻如槍聲，吃了一驚。煙霧彈不為傷人，只希望維持聲勢。他們遇上警方攔路時略有推撞，也對三兩間仍做生意的店舖投以碎石和噓聲，店東不得已關門，但氣氛基本和平。

抗議總統貪腐

到第三天，罷工如期結束，早上出門又見庫斯科車水馬龍，一切如常。後來在新聞知道，幾日之後，上屆秘魯總統烏馬拉（Ollanta Humala）及其夫人因不法收受捐款被拘捕，民間仍有零星示威，抗議現屆總統可能不遵守參選承諾，欲特赦五屆前在總統選舉擊敗了國寶級作家略薩（Mario Vargas Llosa)、後來卻因反人類罪行給監禁廿五年的藤森（Alberto Fujimori）。前後幾位總統，都無法脫身於質疑與監禁。

不是在庫斯科遇上罷工罷市，我也未必主動跟當地人談時局。所知注定零碎，唯有想總比完全無知好一點。及後在南部的阿雷基柏（Arequipa)，晚上在廣場仍見人點起燭光聲援庫斯科的罷工老師。數日後由這清幽的白色城市乘長途巴士南下，我坐巴士最前，頭上的電視播完Star War V播Star War VI，西班牙文對白配西班牙文字幕，完了再播北美那種整蠱途人的偷拍節目，沒對白，罐頭音樂配罐頭笑聲，突然全車一起笑，回望才發現大家原來都在抬頭看，看完便差不多到達邊境。再跟一眾從智利過來買一箱箱便宜日用品的嬸嬸迫巴士離開秘魯，便到達智利最北的阿里卡（Arica）。我對智利政治的接觸，則全落在聖地牙哥一位女子的身世上，迂迴曲折，下回再續。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9月10日）

轉載：劉敏婷〈進學解〉

插畫：戴潤珺

【郭梓祺按：開學了，老問題：學習是什麼？想起去年中五文學課，教完韓愈〈進學解〉，跟學生看了林奕含過身前的訪問和她寫的〈進學解〉，並請他們再寫一篇。其中劉敏婷的文章很好看：現實有時是，放學了，學習才真正開始。插畫的是她往年的同班同學戴潤珺，也剛升中六。】

去年冬天，我打工了，原因不會解釋為家裏窮，只是覺得生活中需要一份兼職。

侍應是一份侮辱學生的工作，它叫我快、不要思考，因為所有程序都有安排—就連與客人的對答。

有時覺得青少年真好，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年少無知，也是正值青春期，腦袋滿是反叛的念頭，覺得工作冷淡，也懷疑同事阿姨的噓寒問暖是否由衷，想把人情味添到客人的食物中，所以不按指示，有看起來人很好的回頭客，會添多點白飯，並在他耳邊說：「我盛多了給你！」而這些回頭客通常都成了熟客。

餐廳的餐具洗不乾淨，也關乎廚房阿姨的責任感問題，到頭來每枱客人都會叫我拿杯溫水，不是用來喝，是洗餐具，如果香港餐廳的廚房阿姨們都有多點責任感，他們會知道自己改寫了茶餐廳的飲食文化。

同為侍應的阿姨們有副典型的茶餐廳阿姨模樣，不悠閒，口乖但老練，通常做事不想太多，門面工夫就爐火純青。有一次我推著車子為每枱添餐具，有個小孩跑過，我手一鬆叉子掉在地上，經理阿姨趕忙走過來，帶點訓斥的口吻叫我快把叉子拾起免得小孩受傷，我明知她是犧牲了我「做做樣」以避免某些麻煩，我更聰明點，做戲做全套，不焦急，慢條斯理地脫去右手的藍色手套。此刻好了，她音調又調上一級：「你在做甚麼！快拾起啊！」而小孩就在叉子前假裝一臉茫然地看好戲，明明他只要跨過或繞過就是。

我脫下又緊又窄的手套，這過程亦成功引起整個餐廳裏的人的目光，小心翼翼地拾起小孩面前的危險物品，然後放到車子的第二層，再重新戴起手套繼續添餐具，經理一臉厚粉也蓋不住無言以對的表情，四十八號枱的客人也繼續進食了。

新年上班也好，時薪四十六元會多了二十元。因為有利是收，特別是飯盛得多的客人。這算不算是濫用職權？

身為學生，兼職對我來說不是傳聞中的辛酸，因為我可以做戲，這裏實在是個太好的舞台，今天我是天真無邪的兼職學生、別天是在飛機上捧餐的空中小姐，或是在走貓步，有時轉溫柔的語調，有時粗魯無禮，自然又真實、也平庸，客人不會察覺。

有時很故意地反叛，直到有些無意識的反叛行為，在水吧接過幾杯飲品後膠管分到熱奶茶中，把熱飲棒放到紅豆冰中，熱咖啡要在表面灑上咖啡粉，左邊是熱檸水、右邊是咖啡，卻把粉灑到熱檸水中，還送到客人枱面，才覺知自己和餐廳格格不入。

也沒有預告，就是到差不多的時候我沒再工作，原因不太重要，只是從此少了股食物熏了一身洗不走的氣味。

《明報》二0一七年九月三日

附錄：劉敏婷〈續進學解〉http://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21/05/blog-post_30.html

虛實演講

【一】

哈佛大學諾頓講座（Norton Lectures）一九六七年的講者是阿根廷作家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s)。講座題為 “This Craft of Verse”，後來變成了同名小書，網上還有當年的現場錄音。那時波赫斯已失明，不能看講稿，內容和引錄的詩句都靠記憶。諾頓講座有近百年歷史，每兩年在邀請一位藝術家談「最廣義的詩」，每次六講。較特別的一次是卡爾維諾，只寫了頭五回講稿、還未起行到美國就過身了，最後一講只留下題目 “Consistency”。可惜當時仍在生的波赫斯並未為之杜撰內容。

波赫斯的短篇小說，確是「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如 《虛構集》（Ficciones)那幾篇，便謂因為無心寫五百頁的小說，只好為些幻像出來的巨著寫讀後感，真假夾雜，有時像在文化網絡玩智力遊戲，比較冷。這也是讀講座紀錄的好處，至少平易近人，可看他幾行幾行地分析詩句，點出關鍵，或跑野馬地觸類旁通。談及詩人如何在「時間像河流」等尋常隱喻中轉化，他便舉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十三歲寫的一行詩： “Time flow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簡單，但勝在時間選得好，夜了萬物俱寂，人在睡，時間仍流動不息。在書旁空白寫下子在川上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不料波赫斯接著談「人生如夢」就轉到莊子，說「莊周夢蝶」最精彩，因選對了動物，蝴蝶精緻而易逝，笑言如「莊周夢打字員」，一切就完了。

第五講結尾的預告很妙。波赫斯說談了那麼多作家之後，下回將談個次一等的詩人，這詩人的作品他沒讀過，但要寫，因談的將是自己。最後一講，他強調智力在作品中實不重要，寫作只是希望忠於自己的幻想和夢，晚年在訪問說或許在夢中常迷路，故事中才多迷宮。但單看短短的講座紀錄也必明白，他平時如此勤懇讀書思考問題，老早就把自己織進宏大的文化網絡，使我想起荷索（Werner Herzog)在紀錄片Lo and Behold中曾問科學家：「互聯網會發夢嗎？」。然則發夢的是波赫斯，抑或是那個文化網絡自己？

【二】

波赫斯沒拿過諾貝爾文學奬。在電影《玩謝大作家》（The Distinguished Citizen)中，蒙托雲尼（Daniel Montovani)卻成了首位獲奬的阿根廷作家。西班牙文版維基百科注明他是虛構作家，列有出生年份及出版書目，著作被譯成四十八種語文，並曾得雨果奬和諾貝爾奬云云。不知波赫斯會否忌恨。

電影開場就是蒙托雲尼獲諾貝爾奬的演講，說得奬使他痛苦，因藝術家理應質疑成規，一旦獲得一致讚許，符合眾人口味，也等同其沒落。場內衣冠楚楚的嘉賓呆了呆，慢慢有零落的掌聲，最後才全場拍掌。得奬即衰亡並非空話，他之後有五年寫作障礙，取消了所有文藝活動，一如死在池塘的鳥。是為了找尋靈感，他才決定回到贈他「榮譽市民奬」、已闊別四十年的故鄕，這小鎮同時是他創作的本源，因小說都由故鄉的人事轉化。這現實中的回鄉，回頭看，則同時是把「我」這作家角色擠進虛構世界，如曹雪芹把自己寫進大觀園。

虛構取材自現實，現實又受虛構影響。幾重距離一併取消：蒙托雲不再是隔了一層可任意增刪的神，回到現實，不免受村民質疑和擺布，渾身不自在。說好只可握手，但鎮長一來就擁抱。村民都靠他的虛構小說來理解他，卻自行坐實書中的人和事，小說頓成實錄，才引發生出一連串事件。現實並不光彩，大小角色都成了作家的夢魘，他到故友家中作客，其中一鏡只見火爆友人側居鏡頭右方，左方影著牆上的兩把槍，遙遙呼喚契可夫（Anton Chekhov）的理論：第一幕牆上若掛著槍，下一幕必須開，否則起初就不應掛著。果然，蒙托雲尼最後須在槍聲之中，以逃命與死亡來結束這趟回家之旅，始能在另一重現實中重生。一方面，電影對作家不無嘲弄，現實統統向他反擊；另方面，作家也彷彿借某些村民的愚昧横蠻，印證他一直在小說的描述，這才解決了扭曲和剝削等寫作倫理的問題，並以寫出新小說的姿態，解決跟創作原鄉的瓜葛，破除心魔。戲末蒙托雲尼又在演講，今次是新書發布，領口別著在父親墳地拾到那朵已枯萎的小黄花，使我想起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的話：“If a man could pass thro’ Paradise in Dream, and have a flower presented to him as a pledge that his Soul had really been there, and found that flower in his hand when he awoke – Aye? and then what?” 只是他經歷的並非天堂，更像地獄。

【三】

波赫斯在諾頓講座也提及渾忘於虛實間的樂趣。他說曾想到一個破格的隱喻，但預料寫得那麼好，旁人未必相信出自同代人手筆，便將之放進某遠古的波斯人或諾爾斯人口中。朋友讀了說那隱喻不錯，他也沒澄清。拉遠點，虛構世界對現實生活有何啟示嗎？波赫斯在講座未多說，艾柯（Umberto Eco)在廿五年後的諾頓講座 “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倒有獨到見解：不單現實往往比小說離奇，虛構世界也總較現實安穩，因虛構世界總是「有」而非「無」：有神一樣的作者，有可以解密的信息，有目的。因為這種種「有」，虛構世界更令人 “metaphysically comfortable”，不如現實般虛幻與虛無。

我想虛構故事還可能讓人接觸更多別於一般的敍事方式，以明白荒謬的人生處境。紀大偉為《王丹獄中詩》作序，即始以波赫斯的短篇〈兩個國王和他們的兩個迷宮〉：巴比倫國王有心捉弄到訪的阿拉伯國王，邀請他參觀自己那設計精密的迷宮，阿拉拍國王受盡折磨方能逃脫。出來後沒埋怨，只說，阿拉伯也有一座迷宮。後來他終於攻陷了巴比倫，把國王擄回阿拉伯，將他丟進阿拉伯迷宮：沒梯，沒牆，只是空無的沙漠。紀大偉總結說，被牆壁包圍，只要征服圍牆就可找到出路，沒牆壁時反不知出路：「眼前方向仍然難以辨認，困頓的國王仍然是自己一個人。這正也是許多寫作者經歷的一回事。例如王丹。」七年前，本也寫詩、專攻文學的劉曉波被困牆內，沒法出席諾貝爾和平奬演講，當晚主角成了一張空櫈，著名演員莉芙歐曼(Liv Ullmann)代讀演辭。這幾天，他又被領出牆外丟到了另一迷宮了。不知多少人還活在秦代的連坐迷宮、恐懼的迷宮、各種最精緻也最浩瀚的迷宮，回不了精神的原鄉。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7月2日

華意達的殘影

某年夏天到了波蘭，因看過華意達（Andrzej Wajda)《下水道》而知道「華沙起義」，故八月一日那天，特意留在有點深沉的華沙，四時許，隨四方八面出來的人群，一起緩步到市中心，等待五時的紀念：一九四四年，他們約定八月一日五時殺納粹韃子，事敗，德軍大開殺戒，並摧毀華沙八成半建築物報復。五時正，泊在街上的十餘輛消防車同時拉警報，眾人站立致哀，天空一架飛機駛過，抬頭一看，原來正擲下白色的單張，日光下魚鱗閃閃。

我對波蘭歷史的零碎認識，源頭都來自華意達。他的電影往往扣連波蘭充滿苦難的近代史，也滲入個人經歷。二戰時，他曾加入波蘭家鄉軍（Home Army)抵抗德軍，首部長片《一代人》便講二戰中波蘭人的反抗，但其時波蘭已在蘇聯控制下，史達林仍在生，不得已要用共產黨人的角度來說故事。難得他在審查制度下仍找到空間，在紅色電影中保留住人性。戲中青年，有的根本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理念，原初只是想識女孩子拍拍拖，才加入起義行列。這種對人圓融的觸覺，在他的遺作《殘影》(Afterimage)依舊出色，安然、立體、公道地描述戲中人物。

染紅

《殘影》的主角史特斯明史奇（Władysław Strzemiński）真有其人，在一戰斷了一手一足，與太太同是波蘭著名前衛藝術家，看戲前還未聽過。開場是1948年，畫家在藝術上已有輝煌建樹，藝術館中有專廳，受學生擁戴，在草地上漫談他對「殘影」的重視：注視物件後，閉上眼，眼裡仍有殘留影像，輪廓相同而顏色相反。

觀看方式原有多種。但二戰後，政權容不下不屈膝的書枱，不接受潔白的畫布，他家中的畫布旋即被染紅，那一刻由幻入真－－窗外有人正掛起覆蓋全幢大廈的史達林紅底肖像。因不跟從「社會寫實主義」主旋律繪畫，堅持自己眼光，專心探究藝術理論和抽象形式，電影接下來，就是他慢慢的沒落。

這種壓逼的政治氣氛，華意達優為之。《大理石人》是經典，一度被黨捧成勞動模範的戇直主角，發現磚匠同伴在上校的房間裡人間蒸發的一幕，便使人心寒。相較而言，《殘影》對政治的處理較平和也較間接，沒轟烈大事，不在社會運動風眼，而是政治的日常，一步步，教席被取消、著作被禁、工會會籍被中止、收匿名信而丟失新工作、不獲發糧票、戲院也只餘下沒趣的政治宣傳片。畫家藝術上的追求雖是世界觀的開展，生活的可能性卻不斷收縮，最後連愛好的煙和咖啡都沒了。

《殘影》故事沉實，理應給電影吸進去，看時卻總是浮想聯翩，既想起華意達之前的電影，也想起中國在四九後，如石魯等藝術奇才的遭遇：只要稍稍跟車不緊，就成了反革命，唯有瘋掉才能避過槍決。

選擇

華意達遺作以畫家做主角，是完滿句號。他到洛茲讀電影前，本想做畫家，在克拉科夫學繪畫。繪畫與電影都強調觀看， “see”是觀看也是理解，「看法」又同時指想法。專制就是消滅一切另類，藝術自要給打壓收編，清洗一切具生命力的文化痕跡。這是舊日波蘭，是今日香港？《殘影》中的官員常要人表忠，開口就問：「你站哪邊？」畫家的詩人好友曾回答：「你們那邊。」高官說：「是我們。這時勢只有一個選擇。」即是沒有選擇。後來畫家遭警長問相同的問題，卻回答：「我自己這邊。」

這選擇，使我想起《卡廷》中的兩姐妹。四０年，蘇聯策動卡廷屠殺殲滅波蘭的知識階層，到波蘭旅行時，就偶見寫著 “Katyn”的巨型十架立在街上。華意達的軍官父親也死在這屠殺中，他十年前便以電影為死者招魂。戲中那堅毅女子，誓要為在屠殺遇害的兄長立碑。碑上的死亡年份清楚刻住一九四０，但戰後受蘇聯掌控的波蘭政府卻把屠殺推到一九四一，算到納粹德國身上。記錄真相的墓碑不容於世，女子不忍兄長躺謊言下，只好將之運上半山。姐姐此時出現，責怪她竟選擇和死人一起。她搖頭，淡淡說，不，只是選擇跟受害者一起，而不選擇兇手罷了。《卡廷》關乎屠殺的真相，對共產政權諸多批評，上映不久就被中共禁播。

畫布

《殘影》妙在沒把主角拍成英雄。人是複雜的。要說堅持藝術自由嗎，但從對白可知，主角以前熱衷政治，還曾寫文章鼓吹藝術應服務政治。現在的他，其實是推翻了昨日之我。他的改變，或因幻想破滅，今日純求形式可能是反彈，細節電影並未交代，只知他覺得往日選錯了路，不能再錯。

畫家對藝術的堅執，乍看也與他對妻女的一點冷漠分不開。女兒年紀輕輕就得處理起居、努力讀書、調解父母的離異，觀眾不難想見，他妻子離家出走時，他也只如對待女兒和女學生收拾行李離開時一般，繼續畫畫，不發一言。但看清點，那並非冷漠，他對妻女都有愛，卻似乎無法用語言表達，對女兒是帶點抽離地憐憫，對妻子是用藍色的顏料染一束花來悼念，生活彷彿總落在後一步的殘影中，正如他早一時期的《給我的猶太朋友》拼貼畫，抽象線條，都建基於具體的人臉和故事。如此，他專注於藝術，便可能因為無法面對現實，駕馭不了各種感情和責任，以及自己的懦弱無能，故畫布、藝術理論、教學，都建築出一個小小的避難所，成為他最自如的天地，因此當冒險為他謄抄想法的女學生向他示愛，他就完全無法反應。

何況畫家也真改變了。被迫停工後，為糊口，最終去了畫巨大的政要畫像，給掛在大牆或遊行時供奉著。華意達並沒誇大這轉折，淡淡道出那身不由己。堅持理想並不浪漫，畫家犧牲的已經夠多。藝術家在艱難時勢應如何自處？華意達試過。因政治審查，《大理石人》在起起落落的政治氣候中，一等等了十四年才能過關開拍。電影出來後又一度被禁，他還曾遭軟禁。

人性

《殘影》的焦點不單在畫家，也常常借他身邊人，如女兒和學生、詩人朋友、藝術館長和秘書小姐等，描繪改變中的社會面貌。誰都不是超人，對他每每愛莫能助。但華意達始終相信人性。學生沒離棄畫家，出賣他那位猶大，最終還是幫他找工作。算起來，這熱心學畫、展覽被破壞仍未沮喪的一代人，跟當年在克拉科夫學畫的華意達年齡相若，他可說隔空跟這群同學一起，跟從前輩學習，並發心為之留下紀錄，以傳後世。

每個人的死都比他的生長久。電影裡，畫家最終躺在櫥窗裡的一堆假人中，義肢在頭上搖搖晃晃，街上人來人往。他留下了畫作與著述。華意達也過身了，在波蘭的雪地放下最後一束花，偶留指爪，便拍翼高飛。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5月28日）

少時與此獨無緣

插圖：Wilson Tsang

那是「翰墨軒」的寫字樓，在銅鑼灣一幢舊式大廈二樓，走上去的樓梯頗別致。在門口的書架一下就找到了《臺靜農詩集》，見旁邊還放著一排排書畫冊，當然不會買，在圖書館借來借去又嫌重，接待小姐似乎不會理我，便坐下逐本翻。其中《四妙堂藏中國近代名家書畫》，有齊白石一幅〈書卷〉，只隨意畫了本線裝書，一行題字：「少時與此獨無緣」。哈哈笑了出來。接待小姐抬抬頭。

黎佩芬來電提起，才知道周日是「世界閱讀日」。想了想，與其談書，不如寫寫自己的閱讀經歷。此生頭二十年，書就是教科書，讀書當然只為考試。由少時與書獨無緣，到今天會寫文章談閱讀，已移居加拿大的母親，一定最覺得荒謬。

從小到大，母親都擔心我讀書不成。中三學期末，學校有淘汰試，考二百以後的都給踢走。結果我考一百九十六，沒事，捱了兩年，到中五開學不久，知道會考成績差，找學校又要填表又要影證件相又要用鉸剪膠水剪剪貼貼，想起就煩，心中一驚，覺得應暫別NBA、《男兒當入樽》和籃球場，《至Goal無敵》、「實況足球」和足球場，把考試當成唯一戰場。

書桌

母親見我用心，大概覺得終於良心發現，安慰之餘，認為我在家中應有一個溫書的地方。家不大，連阿嫲和伯父住了六人，電視當然佔據正中， 我沒房間，母親覺得唯有近大門處放雜物櫃的地方不對著電視，有天又在樓下傢俬舖看見上身是櫃、下身拉出是書桌的蔗渣板組合，書桌不用時也可摺起省地方，便落訂。父親沒說什麼，只是書桌來了，跟我一起把舊雜物櫃抬到垃圾站，放下時輕輕說了一句：「仲咁新淨，真浪費」。

那是「改善生活」與「節儉生活」的對揚，各有各偉大，只是有時並不相容。安置書桌後發現，不相容的，還有溫習的安靜，與日常的吵鬧。書桌離電視還是太近了，阿嫲的主要活動又是邊坐著晃動身體邊看電視。我很小就明白，地少人多，單是聲量，已不知可製造多少麻煩。母親常頭痛和失眠，偏偏阿嫲又有點撞聾，早就注定了無可挽救的婆媳糾紛。阿嫲是用柴生火一代的人，懂得用遙控把電視音量降低，本來已很神奇，但電視聲音太小，她其實聽不到，總不能只看著公仔走來走去。碰巧，那時知道有幾個同學會到牛池灣圖書館的自修室，而且其中一個很美，周六日便跟著一起去。

自修室

牛池灣圖書館設計有點怪，成人圖書館在六樓，但須先乘升降機到五樓的兒童圖書館，再上一層樓梯。自修室也在六樓，但跟成人圖書館以玻璃相隔。或為了使自修的人不如動物一樣給小孩觀看騷擾，離地約一米半是磨沙玻璃，看不透，那自修室於是一直帶點神秘，如練武的山洞。

初進自修室，肯定曾被那規模和安靜震懾﹣﹣啊，這就是會考了。跟家中書桌面壁的侷促相反，自修室如此開揚，擱著幾十張長木桌，放著那麼多補習筆記、螢光筆、計數機，而且有種自為的秩序，靠一點點互相監視和想像裡的比併，維持陌生人之間的專注。初期要提早排隊霸位，後來則好像有固定編號。有時悶了，就走到下一層又走上一層，到不過在旁邊的成人圖書館亂逛。印象中，那裡僅有的十來個座位，總坐滿了彷彿會把當日所有報章讀完才回家的老伯。是那時知道了陶傑和張五常。

閒日則留在家中書桌。阿嫲早睡，晚上可關掉電視。父親的基地是露台，那裡有另一部電視，他知我溫習就會戴上聽筒，翻看錄好的三線劇集，偶爾傳來大笑聲——以前的無線劇還能令人發笑。有時天未光早起溫習，聽見阿嫲起床就緊張，因她總是忘了太早要小聲點，一開口就驚醒母親。我多麼渴望自己是透明的，不用趕在她開口說「嘩細佬，又咁早起身」前，便把食指豎在嘴前「殊～～」地提醒她。有幾次好像是已醒來，待在床上，聽見她已出門晨運才起來。大了怕嘈吵，常希望可隱形，不知跟這些點滴有多大關係。

如是者，生活也真簡單，目標只是考試，單一又功利，卻是人生首次感到如此專心，如同賽道上加了眼罩的馬匹，看不到兩旁風景，只知衝線了，就可暫時解脫。那幾份尚未有人看見的會考試卷，就這樣佔據多少人的生活想像，如此神秘，卻從開考的一刻開始，一分一秒失去意義，尚餘半小時，尚餘十五分鐘，到考試時間結束停筆的一刻，便只餘下past paper的文獻價值，放在圖書館，年復年成為金庸和旅遊攻略以外最常給人借閱的書籍。

放榜

放榜了。在禮堂一排排坐著，成績單從前面派到後面，坐得後，還未拿到已聽見鬼叫的哭聲，斜前方鄰班一位向來被人欺負的男同學，則把拳握緊一收，同時大聲地「Yes！」，然後另一手捏凹了桌上剛喝完的可樂罐。後來才知道他只有五分。

輪到我。一看，十七分，好了，不用找學校。借了誰的電話打回家，跟母親逐科報告。晚上回家才知道，因在電話後的家姐發現各科加起來總分不對，她和母親一度懷疑我考得太差，隨便說個分數騙她們，不知收線後她們還說過什麼。原來我看錯了「最好五科」一欄，應計最好六科才是，又借了誰的電話打回家澄清。一起去自修室的同學沒一個有十四分，升不到中六，大半年工夫，頓成泡影。

單車

捱上了中六，有個風和日麗的周六早上，臨時跟幾個同學去了中大開放日，不如今日的萬人空巷，校園導賞團也只十來人。中途給帶到外牆有攀藤的四合院式宿舍參觀，其中一間房，兩邊是對稱的書桌和床，陽光從窗外灑進，頭頂還吊了一部單車。這就是生活！是那房間，那單車，令我覺得無論如何要考上去，那兩年看得最多的就是「雞精書」和「天書」，更常早起床，跟阿嫲建立更多手語的溝通。結果幸運地考上了，卻發現根本沒人那樣掛單車，都放外面就算，開放日那個可能是示範單位。

因著這樣無聊的原因又過一關，進了大學，倒真遇到令人大開眼界的老師和同學，曾想過餘生工作，要是能躲起來校勘幾本古籍，於願已足。不計小學看何紫，中學看漫畫，真正會看看書，就是在這時開始，頭二十年符碌地混過七八九十個考試，沒陣亡，才終於開始——也不一定是教育制度的錯，無緣就是無緣。

大了能讀書，長知識還在其次，最慶幸是偶有那渾忘時空的體驗：圖書館原來要關門了。還在地鐵。天快亮了。已到太空。讀了深刻的書，世界總微微鬆動，遠二寸闊一分，對生活未必有實質影響，卻總使我想起豐子愷那幅用了東坡句的畫：「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清幽的花，何妨繼續留在彼岸，回來時能拿一枝半葉遮遮風雨，便又是新的一天。

吃橙

到了今日，讀書之外還教書，眼見外面有外面的紛亂，香港有香港的苦悶，炸彈與自殺新聞好像梅花間竹，只有不審慎的人才樂觀。面前這些十六七歲的學生，跟當年幾乎給學校踼走的自己年齡相約，有的生活和讀書壓力都大，放學還要返工；有的則把壓力和動力一併取消，會繼續上學已經不錯，難看見前面的希望。幾多人自覺一事無成，世界畢竟太野蠻不體貼，彷彿反應慢點或不幸點就會隨時淹沒。

說看書有助擴闊眼界和想像，認識人和自己在世界的位置，當然對，但盲目吹噓閱讀多好，對根本沒空或與書無緣的人而言，也可以是奢侈又離身的事，只徒添憎厭或自卑。有時不小心這樣壓了人，想起就覺得不應該。

然則「世界閱讀日」又有何意義呢？退一百步想，閱讀說不定像吃橙，好味、便宜、有益，喜歡吃橙的人都知道，但世上就是有人不吃橙。都是緣分。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