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考員白日夢

文憑試踏入最後一週，將得解脫的除了考生，還有監考員。監考員雖說主持公道，確保考試順利，但多少帶點交差性質。今年外出監考前，接過兩叠「監考員須知」。第一年應看過，之後多是左手來右手去，結局還是回收，既然印了便即管看看。這才發現，「職責」一欄列有監考員禁做事項，第一項竟然是：切勿在試場內吸煙。誰都知道校園禁煙，何況是在試場之內？因為多此一舉得太過分，跟提醒切勿在試場內跳大繩差不多，與其說考評局無聊，我更有理由相信，確實曾有監考員悶了在旁吸煙，畢竟多數禁制都對著現實來設想，正如須知上列出考生違規物品之一，就是隱形墨水筆，有種屬於上一世紀的淘氣。

有年監考，派發試卷後，考試開始，單是考生同時翻紙也有回音。十分鐘後，同屬該校的幾位老師聚在一處，打開試卷，一頁一頁地翻，似乎看見猜對題目，相視而笑，畫面好看極了，考生卻已全部低頭，我應是場內唯一目擊者，深感考試的壓力與魅力，台下台上世世代代都在考試。今年再看須知，才知道監考員除應避免穿短褲、背心、拖鞋、容易產生聲響的鞋子，原來考試期間連試卷也不可閱讀。那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的確不多。今年有兩天要出外監考，首天是中文聆聽和綜合卷。公開試不見得只有壓抑和森嚴的一面，首天遇見的試場主任便體貼，特別提醒監考員，因聆聽卷常有接收問題，考生尤其緊張，待會能幫助就幫助，可安撫即安撫。試場是個奇異空間，地板特別歪斜，要拿紙皮墊平枱腳；地心吸力特別大，總有那麼多文具掉在地上；等待特別漫長，手起手落不是想去廁所就是想從書包拿水喝，喝完再去廁所；也陸續有人只拿著試卷、准考證、收音機和一支筆，便三十米短跑衝往特別室，監考員邊代他執拾邊說：「唔駛理我，跑快啲！」開考前，考生有大段時間調校電台頻道，監考員不用聽收音機，不知今年還有沒有打氣節目，讓人點播《壯志驕陽》給試場內的朋友。試場太靜，到電台準時播放發條橙般的《綠袖子》，會隔空聽到音樂微微在空中盤旋，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多數考生目光呆滯，也有人自言自語和詭異地奸笑，舒緩與緊張，年復年濃縮在一首久遠的英國民謠中。今日中共式解殖大行其道，相信快有立法會議員要求取代《綠袖子》，改用《十面埋伏》就夠應景。

試場主任跟監考員說開考後不用行來行去，以防腳步擾人，也免得影響電波接收。趕忙派了試卷和電腦條碼，便乖乖坐在前頭。聆聽卷大概沒天才想到出貓，也不會有人舉手加紙，只默默等待時間流走。記得小時考試，總有老師監考時會在窗邊出神遠望，不知在思考什麼人生問題。那天坐著坐著，倒想起曾和友人討論什麼職位最堂皇地虛應故事，他說，是奧運游泳比賽裡坐在池邊的救生員，不會真覺得自己要落水救人吧，但現場直播又不得不坐得莊重些。想來想去也沒比這精妙，面前許多一心與允行，還在香城的大海繼續游，繼續游，仍未上岸。如果做運動才知道一分鐘有多久，監考便明白兩小時已是永恆。不禁想起想像裡那位膽敢在試場吸煙的前輩，或許不是沉悶，而是旁觀眾生載浮載沉之際，參透這世界只有海洋，沒有神仙，一時了悟，才從褲袋拿出一盒煙，抖一抖，使一眾監考員和考生同時抬頭。寂靜中，打火機的咔嚓，肯定比《綠袖子》超現實；那一點幽光，或像苦海明燈，揭諦揭諦，波羅揭諦。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4月28日）

《積風三集》自序

有天忽想，現在竟在教書和寫書，只覺不可思議。小時候明明最想做職業足球員。

寫作跟踢職業足球，至少有一點相同：一將功成萬骨枯。我們只記得美斯，忘記許多跟他一起在巴塞出身，卻老早離隊落腳乙組、丙組、甚至遠赴亞洲的隊友。每個年代都有那麼多想法出奇的人，抵住生活的艱難寫下了書，卻只有一個保險公司文員成了卡夫卡，其餘大多湮沒，一百年後，還是無人重提。是甚麼令許多人選擇寫作呢？在我而言，活在香港沒法不憤怒或沮喪，但觸發寫作卻往往因為曾被打動，可能是因微知著的敏感、不隨眾的擇善固執、從瑣事展現對美善的念茲在茲，或沉着、緩慢、含蓄，簡言之，就是這時代容易被忽略的特質。一旦希望溝通就得想方法，憑學識解釋感受，解釋不來就修訂直覺或反省標準，揣摩後常別有體會。寫時可能不自覺模仿感動過自己的文章，注定徒勞，唯偏差之中漸漸又聽見自己的聲音。

這又回到足球，那是許多感受的起點。小學時參加青訓，有機會到體育學院比賽已是天大盛事。本來一直由可口可樂贊助，誰知那年轉了公司，球衣已是粉紅色，心口還大字寫着「桃哈多盃」，醜得令人絕望，雖然開賽前每人真會得到一包桃哈多。那時全家捧場，都記住我因射失十二碼連累球隊輸波而痛哭。塵世間竟有像足球那麼動人的東西，就連自己在球場上的喜怒哀樂，都要靠模仿球星的舉手投足來表現，最初是山度士，不單看他所有比賽，眼見他赴歐前在旺角場被人掃斷腳，有空還到南華會看他復操，順道偷窺宿舍，幻想長大後就住在那裏，到時山度士已退休，還是少將的蔣世豪將會是我隊長－－數年前得悉蔣世豪自殺離世，之後南華主動降班，都有無限感慨，唯一安慰是放工時偶見山度士在附近球場教少年踢波，總忍不住如大叔般隔着鐵絲網觀看。後來發現自己跑得慢，根本不適合中前場，加上學識欣賞轉方向長傳的優雅，模仿的變成利物浦的列納，再過幾年是沙比阿朗素，再過幾年，已到足球員的退休年齡，便成為現在這個自己了。

在報章寫文章將近十年，我知道愈寫愈久不等於愈寫愈好。自問寫作路上一直順利，偶爾得到讚許，既然懂得做的事情不多，便繼續寫，盡力寫好每一篇文章。我原初以為自己謙虛，後來發現不全是，偶然見人胡謅還是會氣結。慶幸能遇上同路人，如友人蘇珏和康廷。我先認識蘇珏。他讀設計，十年前跟我同是校內新老師，某天週會忽到台前拿咪說話，卻只一直站着。大家看着他，等待，他滿頭汗，不知是太緊張還是禮堂太熱，誰知一開口就是山洪暴發，仿佛怕人在句子間打岔，幾乎不留空隙，身體微微震動。內容我全忘了，但往後我總以這畫面來理解他，他對求學和做人都有這純粹，有時甚至是種近於偏執的蠻勁。之後因為他認識康廷，人很聰明，因他專攻康德，我們就辦了個讀書組，主要就是我們三人，沒多久停下，變成輪流介紹自己範疇的好東西，來往電郵的標題一直沿用「康德讀書組」。讀書組對我影響巨大，許多話依然深刻，如康廷曾說求學應戒似是而非：「至少要說有資格錯的話」。後來我在報紙寫文章，他說，文章雖然是我自己寫的，但每次讀到，都有「讀書組榮譽出品」的感覺，聽了覺得很鼓舞。近幾年三人不常見面，但一聚首往往是馬拉松，有次晚飯後意猶未盡，說不如到家中坐坐，誰知一談又是天光。康廷說，多像報紙上那些色情騙局啊，飯後到家中喝杯酒那樣，卻被困一夜，及後我們就用「色情騙局」來做代號。他倆的序言我都邊看邊笑，此書能用二人的話開始，太好了。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4月14日）

張國榮與世界盃

張國榮逝世十五年。今年又是世界盃。連起沒關係的兩件事，因為林敏驄。有些歌，就算聽過百次也無感覺，到某日不知何故，卻撇去習慣恍如初聽，突然發現其好。

家姐小時偶像是張國榮，床邊都是他的百事海報，我對他的歌從不陌生，那時純為鬥氣，竟硬要說張國榮唱歌不及我根本不喜歡的譚詠麟。《無心睡眠》聽過不知幾遍了，最記得當然是中間的「WHOO-OH-O無心睡眠」。早前在網上看新藝寶MV，不，一來就被頭四句吸住：「憂鬱奔向冷的天／撞落每點小雨點／張開口似救生圈／實驗雨的酸與甜。」音樂明快跳脫，歌詞卻充滿詩意，二者奇幻地角力，此前竟未留意，聽而不聞。

林敏驄這四句詞靈光乍現，憑空而來的鏡頭，頭兩句急升，後兩句驟降，剪接爽快，觸發古今聯想。古典的，是人仰望天空，到高處鏡頭又回落大地，如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末二句：「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王建的鏡頭是旁觀，但「張開口似救生圈」，要像圓圏，料必是從雨的視點向下望，一點點投奔怒海，掉進徹夜無眠的召喚。當代的，後面既然說「酒醉與心碎心碎溝起污煙一片」，正下雨，自然聯想到劉以鬯《酒徒》的頭兩句：「生銹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煙圈裡捉迷藏。」《酒徒》這裡溫柔靈巧，不同《無心睡眠》那種屬於都市青年的躁動－－八十年代的戲院門前，除了賣蔗和粟米的小販，總有飛仔坐在欄杆上邊印印腳，邊得得得得大聲嚼綠箭。看MV，張國榮像十八廿二多於三十一，那年林敏驄才二十八，已寫成譚詠麟的許多飲歌。

《不一樣的煙火：張國榮音樂傳奇》提及《無心睡眠》這幾句歌詞，說「很見作者的鬼馬風采」。這是誤會了，最富詩意的時刻給說成「鬼馬」，我是林敏驄，看了也會用順德口音說「幾鬼馬」然後「蘇格蘭場非工業用國際線路自動溶雪十六嘩咾」胡謅下去。還是詩意太難捉摸？想起Herman de Coninck可愛生動的形容：「有一組文字，突然開始覺得／彼此非常接近，並說：／讓我們永遠在一起吧，我們不需要其他人。」《無心睡眠》這組文字便在茫茫字海裡呼朋引類，乘著節拍弄鞋墊，一起藉空氣撞向心不在焉的人。

林敏驄何時才鬼馬？人生初對世界盃全情投入，是一九九零意大利那屆，小學三年班，彷彿一下知道世界原來真有這麼多國家。無綫亞視都播球賽，各有主題曲。無綫泱泱大台，用了大會的 “To Be Number One”，林振強改編成《理想與和平》。既不喜歡譚詠麟，也覺得歌太正氣，今日才想到，那時八九剛過，林振強前一聖誕才寫《慈祥鵬過聖誕》， “To Be Number One”歌詞跟「和平」完全無關，他筆下卻赫然有「人活著為了理想為和平」和「共將漆黑戰勝」等句，莫非是借體育盛事暗藏心曲？

反觀亞視，林敏驄填詞、曾志偉主唱的《勝出是時候》有趣得多。那一年，森巴歌曲Lambada在香港花開兩朵，一莊一諧，林振強改編成正經的《人生嘉年華》給蔡齡齡，林敏驄則戲寫足球，沒上昇到普世價值，相反，後段「波餅跌落頭，省親心口老抽都要走」這類歌詞，輕易就俘虜小朋友的心，瞬間已背熟跟住唱，也一直記住「十九比九，十九比九，唔會夠，唔會夠」、「廿九比九」、「卅九比九」那愈來愈誇張的比數。一屆世界盃完了，「四年後再見」對小孩來說等於永恆。

到九四美國世界盃，滄海桑田，林敏驄和曾志偉已過檔無綫，主題曲《搞事世界杯》改編自柔情萬種的Sealed with a kiss，林敏驄的詞，由「從前我愛西德隊，魄力冇問題，永冇話失咗聯繫」，寫到「現在我愛巴西隊，腳法秀麗，永遠係好少越位」，彼一時，此一時，在歡鬧中不小心點出世事變幻，轉眼一空。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3月31日）

大浪細浪意識流﹣﹣訪梁穎禮

梁穎禮是獨立樂隊「意色樓」主音，也是「反東北十三人」之一，因時任律政司袁國強的政治檢控，去年由社會服務令改判監禁十三個月。他坐牢時我曾跟他通信，獄中的緊絀見於信上，他初次回信的最後兩行都迫在紙末：「因熄晒燈，摸黑寫字，太潦，Sorry。」他曾跟我推介《鬼太郎》主題曲，妖怪不需考試，「在墳場舉辦運動會」，結合反叛與玩樂。可能寫信總希望填滿白紙，就這樣愈談愈多，有次問他在想什麼，他細說自己位置上的拉扯，既有莫名的責任感，又想做低調band仔。

他二月初保釋出獄了，這周三聽審才知道會否重投監獄，心情可想而知。訪談前，他說曾有記者影相時要他把長髮散開，沒吸煙也要點煙拿著以符合頹廢形象。聽了一同大笑。政治犯出獄後，好像循例要回答後不後悔的問題，但政治既可關乎整套生活形態，他重視的獨立音樂和共居又具反抗現狀的色彩，是故今次亦聚焦於此。問他有沒有什麼想通了？他說是謙卑：「不做大浪，要做很細很密的長流，這只在謙卑時才做得到。」這才知道他想寫本地獨立音樂史。

梁：梁穎禮

郭：郭梓祺

獄中聽叱咤

郭：你說出來後，除了見親友，最想練歌和錄碟。

梁：是，練歌會流淚。想起一個畫面。因意色樓最初的成員幾位現時在「觸執毛」。一月一號晚，大時大節，囚友都在收音機聽叱咤頒獎禮。開場就是觸執毛，但心想沒理由那麼老土，估到有明星插入。年青囚友還說，挑，Supper Moment扮謝霆鋒，原來真是他來的，「威化般乾脆」喎。

郭：哈哈。

梁：聽時感覺真複雜，覺得自己就像電影裡的角色。那晚寫信給黄麒靜說，意色樓曾有個Bass佬阿庭，覺得意色樓早了十年。我們初時曾簽一個獨立音樂的label，努力推我們去主流媒體派歌和做訪問，記得陳奕迅也說幾得意，香港要有這些band。結果年尾收到商台通知，可競逐最佳組合，上903網頁看，嘩全民投票呀？最後當然沒去叱咤，襯衫去咩？

郭：那年誰勝出？

梁：好像是HotCha。那晚不單沒去，還在Hidden Agenda表演。那時開始玩較多錢的大show，但朋友只說今日的聲或燈如何，都成了技術討論。或者問題變成「怎樣別人才會喜歡？」但應該是我們本身這樣，便有我們喜歡的聽眾。大show接觸不到觀眾，就回去玩Indie show，對主流充滿敵意，杯葛Clockenflap，覺得他們太側重西方，沒個性。現在回想，敵意可能太多了。

說起那個label，起初是和一班朋友搞了個「鑿開運動」，在觀塘碼頭搞「游擊show」，覺得自己好前衛，Oasis當初也是那樣，不申請，派對時交換電話，演出當日打去，電話錄音才說出地址。到我們那年代則用MSN。後來在街搞show也不夠過癮，朋友覺得要錄音搞label，清心地想將好音樂推出去，表弟會說在收音機聽到我唱歌，我也沒試過。但也想，應該選擇自己的位置，因遇過監製教訓我說要怎樣唱。

郭：例如怎樣？

梁：就是用Cantopop的格式，只是用band來表達。會說，阿禮，你唱歌可否啱音？

郭：哈哈哈。

左腳與右腦

梁：我最初其實不是唱歌的，噴graffiti和寫東西，在一本叫Re:spect的音樂雜誌寫過影評，寫VCD舖裡賣九元那種電影，後來嫌人廣告核突反面了，哈哈。但如在信中跟你說，自從因爆了腳甲而轉用左腳踢波，便覺得開始用多了右腦，結合不同範疇，藝術成份增加。

郭：都不知有什麼關係.......

梁：那時真這樣想，十五六歲練用左手寫字，撇去舊那套。寫詞都是hardcore東西，對社會不滿，應是band仔開頭的常態。

郭：看劉以鬯是後來的事？

梁：那麼遲才知道他我也覺得奇怪。樂隊名字最初是先有An id signal，因bass佬說id是「本我」，音樂就是本我的訊號，音譯過來意色是意態色情，太虛，不如加個實的，便想到樓，跟文學的「意識流」無關。直至看到劉以鬯，太震撼，因自己寫詞追求靚，好像想顯示：我沒讀過書，也識寫靚詞。看了他便覺得想法不夠寛闊。他那麼平實，沒廢話，連重複都那麼有意思，節奏感又好，令我明白到那種主觀突然滿瀉，無端說入角色去的感受，便追看他所有書。band仔有另一類，是沒修辭較口號的，可能全首只是「我拒絕，去接受」。我雖聽這些出身，但覺得這樣不夠深度，決定寫好他，因為明明有音樂性。

我覺得Vocal似條橋，很多人聽不到純音樂，我便即管寫歌詞，令人聽到嘈的東西，因想介紹新東西給人，結他和鼓方法都較新，如vocal是舊就很古怪，便想方法唱，又不想扮西方人，因聲帶結構不一樣，食牛肉也不及人多，這樣說racist 嗎？哈哈。然後便思考scream是怎樣一回事，京劇、粵劇、Reggae都影響過我。

band仔加入社運

郭：郭達年等又如何？

梁：我當初是band仔去社運，跟周諾恆等FM101朋友搞「搖滾不容殺人政權」音樂會，發覺社運跟band scene無關，黑鳥由頭到尾是社運樂隊，可能只在反核show會一起玩，但那時已有意識將他們和本地band拉在一起，結合了幾代人，也有Wilson Tsang等。現在則比較習慣。

郭：講多點兩邊的關係。

梁：零五年香港反世貿，我去了看，知道連外國很狂的左翼老鬼都來了，是明星級已經有本自傳那種人，有個曾駕著鏟泥車撞銀行，坐了多年監，很工人很藝術，令人感動。見到長毛，嘩不堪一擊，反觀韓農那麼厲害，跳落海要游去會展，幾爆啊，一下分到幪面超人和孫悟空哪個更好打。心想這才是瘋狂和叛逆。這感覺醞釀了幾年，識得「自治八樓」的人，氣氛有點像墨西哥的Zapatista，在band scene也跟其他樂隊有角力，覺得他們唱那麼多hardcore，連貼海報也約到九十幾人，何不直接做個反歧視的行動？一討論就抗拒，覺得我們傳教，講左翼和無政府。這樣吵架沒出路，同時覺得香港需要音樂節目，阿牛碰巧想搞，便在民間電台講。發現只講不做有問題，和周諾恆知道領匯搞到有人跳樓，便找「八樓」的人一起上領匯寫字樓堵塞。自此沒停過社運，簡直荒廢音樂，第二張碟完全拋諸腦後。後來浪接浪，反領匯，反高鐵，後來和FM101的朋友反大台，但不是後來本土派那種，還相對平和。反政改時，在舊立法會外直播會議，主持說大家下次會再回來是不是？台下就有人叫：「唔係，我地要留低！」。那刻是在實驗社運可以怎樣，然後FM101的阿G衝上台搶咪，覺得可發生討論，真有百幾組人在圍圈，從未見過，什麼來的？激進但不盲目。

郭：那時期意色樓仍常演出？

梁：一直有。那時在社運場地演出，心中常跟自己鬥爭，是否要正經點？是否常喝醉所以別人覺得我們hippies或太浪漫？音樂那邊又會想，是否太老正，不夠邪，哈哈。藝術的朋友覺得我是社運仔，社運又覺得我是藝術家，但我明明整個碼頭罷工都在，心想為何這樣說，可能只是想令你少些話語權。那時台灣藝術雜誌《ACT》有篇文章寫得好，說藝術是公共的，又是自我的，當你腦中有矛盾，那就是創作的動力。讀完便沒事了，專心玩音樂，雖然社運那邊也有前輩說，你有人認識，不如去選。

郭：吓，叫你？

梁：是，我想也沒想過，也受人單打，說你就最清高。再後來則是跟德昌里的同伴，在一起各搞各的東西，希望與更多人創造一個世界。

寫本地音樂史

郭：說起hippies，我估計也是不少人對你的印象？

梁：只會說我做不到真hippie，因有太多批判，不能只接受Love and Peace，還要有Hate and War。那才是平衡，只有Peace太極端了。共住也不過是從基督教得啟發，所以有另一堆人說我們似教會。但這十年如不是共住，肯定不能維持創作，近距離交流容易得多，想到beat就可試，拍MV那個也在旁邊。

郭：想起你在信中說，一方面有種莫名的責任感，另一面又希望做個平凡低調的人，跟著唱歌的女朋友去Tour幫手已好開心。

梁：責任感是共修，低調是自修。社運上，其實在東北前我已不在前線拿咪說話，尤其大家都傾向喜歡乖人，年青和乖加起來有神聖感，我當然不是，只覺得有責任繼續在其中。說跟Tour幫忙，是想跟住喜歡的藝術家，如女友或David Boring等樂隊影影相。我有做紀錄的癮，但一直不夠專注，外國band許多生活都好看，譬如Stone Roses和Happy Monday的紀錄片，香港卻太少音樂人去呈現這面向，所以想在他人身上找到那熱情。我很難寫意色樓，之前避寫本地音樂史也因不知怎樣寫自己，但自覺也有份影響過，這樣說又好像太囂張。

郭：關於本地音樂史，想起黄津珏的《拆聲》也側寫了一點，另外李致安也做過些攝影紀錄。

梁：我覺得最好有時間線。也可跟類型講，為何Nu metal會轉去Emo rock呢？跟背後的文化，那期大家看什麼卡通片也有關係，一個類型已牽涉很多樂隊。我喜歡英國《迷幻異域》（Altered State）那種紀錄，從搞show的人、音樂人、聽眾、藥販等不同角度寫，不刻意講政治，卻見到社會氛圍的變化，像保守黨如何拉攏音樂人，希望拿得青年文化的話語權。

郭：你想用這紀錄來說什麼嗎？

梁：有基礎才可起得高。香港band有自己性格的並不多，用李致安的講法，是想找受香港band影響的香港band。大家一定受西方潮流影響，許多香港band跟著不停轉類型，有些可能只有三四年壽命，難以累積。

黄津珏那個比較知識性。我暫時雖只有零碎紀錄，但希望呈現的是生活面向。例如游擊show，便不是突發就能成事，而關乎band scene整套生活，那幾隊人可能已有一年常常吃飯，一起搞show，才能引發一場游擊。這種生活紀錄，林森也拍過點，但總括而言實在太少。

郭：最可惜什麼東西無人紀錄？

梁：就是有大型音樂節前，幾乎每周五六都有show，在大學、蒲窩、灣仔的酒吧，也有很多聽眾自發搞，不少都具社區意識，比社運那種可能還早，火炭的跟觀塘的不同，但葵涌搞天台show，觀塘band仔又會去看發生什麼事。把大家拉得更近的大概是「活化工廈」那時期。到有了大型音樂節，力量都投放過去了，好像每年只為玩那場show，人就鬆散起來。

學習謙卑

郭：想做好這些歷史紀錄，跟你說在獄中領悟到謙卑有關係嗎？

梁：以前覺得自己在社運和band scene都常處於風眼狀態，但從歷史的角度看，不過都是沙石。在band scene會聽到對本地音樂的批評，嫌不及外國勁；社運又有人批評不夠前進，看看美國或台灣如何如何。但這些比較不是都來得太快嗎？我們的抗爭史和音樂歷史都太短了，最少是沒承接，累積不足。

坐監時看到囚友玩Beyond或許志安的《男人最痛》，我也開始投入地聽，以前根本不可能。因為他們真在用音樂這載體來表達情感，沖涼時認真討論怎樣改進，不是要做明星，只為找到喜好，知道自己的時間應怎樣過。在那場合，如我說曾對住一萬觀眾玩過，是完全不成立的。有古惑仔說，你原來會在街搞show，很想來看，說最期待出獄後可玩音樂，而不是搵錢。

郭：是想由社運回去音樂那邊多點？

梁：對。在社運，好像不少群眾覺得我是曳仔，甚至是搞亂檔的奸角，又或別人一句hippie已講完，哈哈，好傷心。音樂這邊較自在，在那建立網絡認識朋友，其實也是在搞組織，只在換了一套語言，不是事工式的行政操作，講多點共居和創作，令生活沒那麼難捱，不像機器那樣，也在影響別人。正如現在仍收到囚友的信，鼓勵我要繼續玩音樂，也說多了留意新聞，會看《星期日生活》。是不是幾好？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八年三月十八日

沒時間

人生是分數。未到最後，一直只知分子，不知分母。今年歲數容易知，已過人生幾分幾，卻是最難的數學題。教人安心的是，就算覺得枉過一生，最後也不是零，分子分母終會團圓，化約合一。

世間最大的大話，或最委婉的委婉語，就是「沒時間」，不論那是放狗、讀書、行街、幫人，不過代表地位太低，不夠重要。但什麼最重要？可能又要到真正「沒時間」才知曉。早前跟幾個年青朋友看黑澤明的《生之慾》，應是少數以絕症為題，而我仍一次又一次受感動的電影。先出場的就是主角孤零零的胃，化成醫院裡燈箱前的膠片，末期癌症。然而胃的死，卻是公務員主角渡邊的生，得絕症才能復生，不再待在辦公室扮工作虛渡光陰，真的「走出去了」，逾越限制，終於辦公，成為公僕。

電影恰如其分地長，渡邊不是瞬間便得啟悟，知道消息後，茫然好一會，懸浮世間，三十年首次沒上班，刻意喝貴酒來折磨節儉的自己，花天酒地，卻不快樂。從來天天上班，是責任感嗎？可能只是習慣，機械和可怕的習慣，兒子小時做手術他也沒請假陪伴，兒子或許忘了，渡邊卻一直記住，結果連唯一親人也有隔閡。上班最重要的工作，是蓋章、簽公文、將要做的事情推給另一部門－－上班只為保住職位。編劇之一橋本忍在《複眼之映像》回憶說，《羅生門》大賣後，黑澤明再找他編劇，有天給召到他家，黑澤明用鉛筆在裁成一半的草紙上寫字，推到他面前：「之後，只能活七十五天的男人。」由職業、習性、生活地區開始，要令他的生活要多枯燥有多枯燥：「人生越是平淡無味，越能凸顯出死亡的效果。」什麼都沒做過，便要死。所以《生之慾》其實是齣恐怖片。

友人李四曾在「恐懼悖論」講座，分析為何那麼多人愛看恐怖片，結論像一盆冷水：恐怖片只為安撫我們對死亡的恐懼，令抽象的焦慮變成可見的怪物，可說是「恐懼死亡」的止痛藥。《生之慾》卻真有勇氣面對死亡的憂慮，張開眼看人生的有限。渡邊終在危機中把握自我，在年青人的生日歌裡重生，唯望臨終前為居民把臭水溝改建成公園，就算被其他部門敷衍，白白奔波，也只淡淡說：「我不會憎恨別人的，我也沒那個時間。」今回特別留意戲中的白兔。《愛麗斯夢遊仙境》的白兔看着袋錶忙叫「快遲到了」，《生之慾》的白兔則是玩具，彷彿也提醒渡邊「沒時間了」。辦公室少女同事，早耐不住工作的無聊辭職，轉到工廠造白兔。由白領轉藍領，環境嘈雜，但少女無悔。渡邊曾去找她，在兩行白兔中經過，卻沒復活。到在餐廳追問少女為何能活出自我，少女被逼得緊了，才從手袋掏出白兔，上鏈，看牠在桌上爬，說造出這東西，感覺能和整個日本的小孩成為朋友。那不也是渡邊造公園的意義？難怪片末特別影著小孩在公園四處跑，在鞦韆盪來盪去。

「沒時間」的人分兩種。一種如覺悟後的渡邊，快沒命，但對死亡有預期，人就會從倒數的角度看時間，知道戶口只剩十元，不能透支，會更善用一分一毫。另一種是無事忙，得閒便心慌，可能面對不了自己的空洞才把時間填滿，誤忙碌為充實，以此建立存在感和自尊心。也有人常以「沒時間」為藉口，卻不自覺以為時間無限，未來全是等出來的，等待誰人給自己一個啟示，一次邀請，一巴掌，分子愈來愈大，愈來愈大......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3月17日）

異域

大了不好打機，拜年時貪得意，才在友人家中玩Monster Hunter，但拿怪獸開年的興趣還不及行來行去看風景，在人造的原始森林仰望星空。後來看日本製作組的特輯，他們曾到婆羅洲森林錄音，又在智利百內國家公園(Torres del Paine)考察生態，看見禿鷹在山頂的棲息地，「便明白在食物鏈上層的動物，都會住在人類難以觸及的地方」，啟發了場景設計。觀察恐防是錯的，獅子、老虎、海豚都是反例；我碰巧去年曾到百內公園，如進異域，倒明白遊戲創作人自覺得啟悟的心情。

百內公園在Patagonia之南，知道園內有條因路形如W而得名的 “W Trek”，共走五天，便一路南下。公園規定有導遊帶領才可起行，八月嚴寒，人跡罕至，可幸遇上澳洲人史葛與彼德，可組隊合請導遊。彼德不知從哪找來一張導遊列表，見其中一人名為Roberto Carlos，瞪大眼看著我，對了，都是球迷，便扮南美浮誇的足球旁述： “Roberto Carlos goal goal goal！”。就這個吧。卡路士傍晚來了，講解路線和準備。問他一周天氣如何，答得真有型： “It’s Patagonia.” 

現代人渴望掌控大自然，能防天災固然好，但有時只是帶了傘而沒下雨，也會咒詛天氣預報，誓要消滅不測之風雲。如同台南城隍廟掛著「爾來了」，百內公園有自己的規則，天氣是個謎，入境後只能承受，無知生敬畏，心情或更近古代。出發時天陰陰，走了不久卡路士忽停下，指指雪地上的足跡說“Puma”，看，或許就在附近。三人不為美洲獅而來，但他這樣說自然惹人遐想。終於下雨，山路濕冷，午後抵達首天的Refugio－－因直譯是Refuge，避難所，我一直幻想是簡陋的木屋，原來頗具規模，大堂有乒乓球桌，旁邊是餐廳和酒吧，淡季都已關閉，枱櫈全部叠高。房間仍局部開放，我們有營幕和睡袋不打算付錢入住，只想借用廚房那邊歇歇腳，算是有瓦遮頭。等了又等，職員不知從哪裡冒出，說暫時一個住客也沒有，可自便。黑板上寫著各種啤酒的價格，字體飛揚，應是上一個夏天留下來的，不難想見場面的熱鬧，此刻倒明淨，只有雨聲。見牆身掛著幾幅原住民的黑白照，問三人看過《閃靈》嗎？彼德笑說，肯定整晚聽見有人打乒乓球的聲音。一夜滴滴答答。不知是雨是雪。起來時天色明朗了些，一隻狐狸在不遠處散步。餘下幾天大雪，大自然只剩下黑與白，白是雪，黑是山與枯樹。誰知一轉彎便見湖面上詭異的藍，色彩天然，不爭氣只想到日本刨冰上那抹甜甜的人造色素。那就是冰川了，彷彿堅固，卻默默日夜流動。行了三天仍不見美洲獅，彼德拿卡路士開玩笑，看到地上什麼跡象，都學他語氣亂叫“Puma!”。有時不說話，唯有腳步聲、褲襠摩擦聲和風聲，在這漫漫純粹中，對面山頭傳來一聲爆炸。原來是小雪崩，大家呆看雪山一角墜下，揚起愈飄愈高的迷茫。

最後一夜風大，要拿鏟弄平雪地紮營，冷入心。旁邊無人看守的更亭旁貼有告示，首兩句寫著： “Do not ask about the weather. We are in Patagonia.” 應景得來還不小心押韻。晚飯後無處躲藏，便穿著所有衣物顫抖入睡。醒來看錶。十時。仍是晚上！平日還未睡，現已醒來，一整晚怎打發？再睡，每小時看錶，沒事做，為告示添補兩句打油詩：“The night is so much longer, as long as there are no computers.” 想起小丸子的詩人爺爺，東想西想，黎明始終不來。

友人曾說，他問學生為何沉迷打機，答案出人意表。悶？打發時間？逃避現實？能跟隊友並肩作戰？都不是。學生答：「因為責任。經營一個國家，不能怠慢」。那一往情深真感人。世界原是異域，打機猶如回家。遊戲世界往往完整、有目的、多勞多得，不如現實空蕩蕩又不勵志，自己彷彿可有可無。不由得想起小時最大成就，就是在不懂日文的情況下打爆了《聖鬥士星矢》RPG，最終救起雅典娜那刻，興奮之餘還有絲絲失落：這美麗世界，竟有盡頭。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3月3日）

初二

《行運一條龍》令年初四變成了形容詞，描述人樣。對我來說，年初二則可描述一去不返的童年。那年代，撥電話給人，首句還先問：「呢度係咪姓陳㗎？」對了才找人。買皮鞋，大人付了錢，會往鞋尾咬幾咬以防擦腳，才遞給我，立即換上新鞋，舊的一雙就放在鞋盒拿回家。年三十晚，全幢大廈會在十一時五十九分，跟何守信、肥姐還是汪明荃倒數，踏正新年，如世界杯巴西入波那樣，總有人從高處點爆仗扔到天井，霹哩啪拉的回音中，夾雜誰家嬰孩受驚的哭嚎，跟翌日舞師討利事拍門咯咯咯、打麻雀時驚堂木般拍拍拍、嗑瓜子的卜卜卜，一同鬧出個新年來。

那時同住的阿嫲還在，是家族中長老，初二就是大伙來團拜的標記。小孩都熱衷於熱鬧，每年會期待初二來臨，心情大概像乾隆時「萬國來朝圖」裡站在一旁的宮中小鬼，能置身於鼎盛的場面中，看見衣著各異的賓客排隊送禮，已覺莫名興奮，利是錢倒是其次。團年時，有人總說「初二早啲」。

本是開玩笑，但每年真有生活勤奮的姑丈清晨已來。下午，來朝者漸眾，生果多得要預備紙皮箱盛載，一袋袋橙就那樣倒進去。禮物層層叠高，一盒盒摸摸摸，那時隔著花紙就能摸出哪盒是金莎，要靜靜留著，不要拜年時大意轉送別人。我的阿嫲是許多人的阿婆，身軀每隔幾年縮小，來叫她阿太（讀「軚」，曾祖母）的小朋友卻每隔幾年增多。我的輩份跟年齡不相稱，有些大人看見我，會裝恭敬地叫舅父，只好尷尬地笑，然後大家會每年重複研究起輩份來，誰的姨丈公是誰的表舅父，但不過是虛晃，新年流流，戲肉自然是麻雀。

床下底的摺櫈都已拿出，全部麻雀準備妥當，沒想過家中竟放得下三張麻雀枱，每枱吊個膠牌下來就成麻雀館了，人多到要輪流站出門外，對著天井憑欄吹水吸煙。電視長開，永恆地播著「仝人鞠躬」或「恭祝大家發財」的廣告。

早年還有人跟阿嫲玩十五糊或天九，天九我學過點，對母語是麻雀的人來說，簡直像俄文，難學又少用，不久就忘掉，只記得「雙天至尊」等名堂。後來十五糊絕跡，天九式微，都打麻雀。斟茶遞水過後，沒事做，整天便看大人打麻雀。可以落街玩之前，確實用了無數小時觀摩麻雀，南拳北腿，各有門派，但所有能打花章（不分筒、索、萬分開排列）的人，都是偶像。

晚上原初在家吃，後來覺得煮飯洗碗太辛苦就到酒樓，一直記住新年加二，何等昂貴。每種環境都有適合他的賭局，在酒樓吃飯，大家轉玩十三張，像沒有過程只有結局的鋤大D，每枱一個局，小時也學了，會看阿媽玩，才懂得把人形容做「啤啤夫」即是怎樣，影響之下，跟同學玩潛烏龜時，看見手上那麼多大D，總幻想要是玩十三張就好。除了賭，初二的飯局有煙有酒，還有適可而止的粗口，有人會說「輸X曬，無交嗌」等押韻句，或「X，聽晚唔黎喇」，明明大家初三不會再來吃飯。換在今日肯定覺得教壞細路，那時倒無傷大雅，小鬼只若無其事濾走粗口，自顧自拿另一副啤牌扮賭神，在空中上下拉牌拉出手風琴。

阿爸的職業是駕船載人出海遊覧，年初二放煙花，是公司盛事，「今年放唔放到初二？」成為每年的煩惱。他通常可使喚同事當天代勞，但也有兩三年失敗了。有年曾跟他返工上船看煙花，那晚卻下毛毛雨。是怎樣說服阿嫲不吃飯的呢？可能已到不喜歡拜年的年歲，借機避開的。慢慢，初二來朝的人少了，阿嫲心水清，過幾天才淡淡說，今年誰和誰沒來。到她過身後，曾有神聖地位的初二，光華漸減，團拜延到初九初十，變成親戚間另一種恬淡平和的喜慶，但偶然說起舊日新年，仍是初二、初二。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