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的由來— —訪覃俊基

曾聽此傳聞：十多年前，在中大石元康教授的政治哲學課堂上，學生覃俊基說自己很久沒買衫，石生回應，身上那件衫已穿了廿年，像在鬥不消費。覃俊基才廿歲，當然輸，但補充：「我呢件衫雖然冇著廿年，但著咗十日冇洗。」扳回一局。石生笑說：「如果世界都係我同你，資本主義聽日就滅亡。」

覃俊基也叫Cham，八三年生，馬克思主義者，去年曾在《哲學有偈傾》節目跟施永青辯論社會資源分配問題，近數月則常在左翼網媒「夜貓」的短片，批判資本主義對人的剝削，評論拉丁美洲向右轉等國際形勢。我跟他此前從未交談，但十多年前已因其鮮明形象而留意，長髮散亂，不著鞋四處走，不過印章最深還是他的文章，好些寫在《中大學生報》，太硬的政治論述我沒興趣，反而偶爾寫寫生活，常有神來之筆，熾熱得來有種異樣的敏感，至今還記得他借Shine的〈曼谷瑪利亞〉寫與性工作者交流的經歷，或禁煙時回顧自己吸煙的大學生活。這樣說他肯定覺得奇怪，但他一直是我很欣賞的香港作家。

左翼思想離常識頗遠，尤其在「左膠」的污名下，在香港似乎難有市場。覃俊基說：「不能說注定小眾，但注定艱難。」相比政治，我其實更想知道他對世事那愛與恨的因緣，在林村某涼亭一談四五小時。數日後他說：「那天沒機會談我其他愛好，如電競、籃球、尤其是文學，實在有點可惜。這樣的我還是顯得有點刻板。」

郭：郭梓祺

覃：覃俊基

郭：身為馬克思主義者，可先簡單說說你對當前香港的看法？

覃：我認為反對派路線上是錯誤的。長期問題是投票率低，如果有六七成人不理，還說什麼民主？泛民沒法將經濟和民主訴求結合，受基本法所限，議會也做不到任何財富再分配，所以對大部份人來說「政治冷感」其實是最理性的選擇。我原則上不反對任何獨立運動，但第一，不可用族群仇恨帶動，第二，目前這個根本不可行，你看蘇格蘭、加泰隆尼亞、巴斯克的例子，全部有經濟基礎。香港單靠地產和金融，地產依附大陸，金融又跟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有直接關係，怎搞？要獨立只可跟中國南方一起。

科學家性格

郭：談談你的過去。印象中你寫過自己出身中產家庭？

覃：或應說我從小就不怎樣想搵食的問題。父親是工程師，家中生活沒壓力，於是小時思維裡其實沒有「錢」的概念，在父親鼓勵下，最大的娛樂就是看書，他買很多偉人傳記給我看。我後來才明白，偉人都是不用搵錢的，就算寫愛恩斯坦在專利局返工，也強調他快速完成手上工作，便可省出時間去研究相對論。我極端的性格也可能由此而來：意義不在錢這些地方。於是只顧投入興趣，小學是捉棋，中學是天文，還有橋牌，是典型科學家傾向。

郭：中學有沒有留意政治？

覃：起初是六四。但這也是「科學家想像」的問題，因在主流論述，科學家是不碰政治的，偉人傳記不會跟小學生說愛恩斯坦是社會主義者。我最喜歡物理學和數學，因最基本，由這便自然去到哲學追尋，開始接觸更多面向，包括政治哲學。關於六四，自己的極端也在這裡顯現，對壓逼我有很raw、很passionate的感受。

郭：為什麼？

覃：懷疑跟科學家性格有關，因為純粹，而真理就是值得用盡氣力去追求。見到這樣不對的事，便直接覺得 this is sick。中學有段時間也借了堆講香港政治的書，介紹議會和民主，又嫌說得不好，相對於我看的哲學書，講什麼是對錯或效益主義，這些明顯沒尋根究底。大學順理成章選哲學，因從來不想搵錢的問題，而且深信這些東西沒錢也要做，因意義就在那裡。

郭：你起初好像傾向自由主義？

哲學面前的人生抉擇

覃：在香港長大又對政治感興趣，除非你是建制派，否則任何人都會是liberal。你總是被你的時代定義。九十年代是民主派最巔峰的年代，我到大學才接觸到左翼思想。我從來有三面，像羅素在自傳說他有三種熱愛：一是對愛的渴望，二是知性探求，三是對人世苦難的憐憫，將他從天上拉下來，希望自己可去處理。十七八歲看到這番話，覺得太powerful了，簡直符合我的所有。於是哲學的追求也混沌，一面對抽象的東西極感興趣，如什麼是知識、或本體論的問題。另一面是道德，什麼是對，合理的社會制度應如何，知道出錯了會想扭轉他。常在這兩者之間搖擺，最後慢慢偏離純知性那面。

我還記得那畫面。大二那年，去旁聽王啟義老師開給研究生的「語言哲學」，由Frege和Kripke那些一路學，多抽象。我一年級的邏輯是王生教的，很喜歡這老師，但一去到這門課，what the fxck？

郭：哈哈。

覃：是我成長中極少面對的經歷，雖然也樂在其中。同時我又去上周保松的政治哲學，發現根本沒可能處理這兩邊，想專精，排除沙石鑽下去。回想其實十分荒謬，一個十八九歲的學生，突然要想人生終極追求是知性還是政治問題，但那時很自然。然後就Bye，完全放棄語言哲學那些。記得選擇後的頭幾天，好怪，好像身上有個洞。不過沒多久，問題又變成倫理學和政治哲學之間的拉扯，究竟要處理個人還是集體行動，又選了政治哲學，但因兩者的內在連繫較強，才沒完全摒除。

郭：為何不著鞋、不沖涼？

覃：或因我中學讀九龍華仁，有個自由的傳統。那時我會跟坐在旁邊的天主教學會主席在校內空地辯論神是否存在，找數學和天主教的老師做裁判，很多人來聽。但中學已種下一些習慣，例如我用好少錢，因不想他日要花時間想搵錢問題。大學變本加厲，不買衫，只著O-camp tee，而且不沖涼所以不用換，也不打算用外觀來表達自己。赤腳則是覺得不著鞋舒服些。

郭：這些跟要反資本主義沒關係？

覃：無關。但我有一個執著：如果有東西我覺得是對的，無論其他人怎想，也應該學識如何無視他們的目光，當然會不舒服，但修行就在這裡來。之後因我的關節有長期病，便再著，很自然。也會問自己，不沖涼，是否潛意識為了標奇立異？於是便試試一整個月每天沖涼。然後發現不沖也可。長期會做實驗和自我反省，到現在又沖多了。但當你違反某些常規，身邊就會有壓力不斷出現，精神爽利時沒事，但一旦失戀、或出問題，就會辛苦。

郭：你是很少懷疑自己的？

覃：我常懷疑自己。跟人討論，我其實常說「我這樣想可能有問題」，唯有在這過程中，信念才會變得強大。我中學有玩辯論，後來很不喜歡，因發現只志在贏，而不在真理。人大了發現最大的心魔就是ego，我接受自己是錯的。

郭：你家人對你沒有什麼意見？

覃：當然有，所以很少回家。現在多了少許，人大了跟父母關係也有變化。

左翼起點：工場那盞大光燈

郭：你左翼的起點在哪裡？

覃：回想是中學一次工作經歷種下的。那時一份工也沒返過，覺得不應這樣，但又不齒單純「返吓工攞經驗」那種說法，心想不是所有工都有經驗的，你去行山都有經驗，這根本是邏輯謬誤。然後到A Level的暑假，碰巧有個家境有點壓力的同學說，元朗有間染布廠請散工，夜更，返晚七朝七，包飯。

郭：應可滿足你的幻想。

覃：哈沒錯，一返就要返最變態的。食飯時完全無人說話，人人吃極多，因太餓。我和同學負責捲布機，當見到染好的布匹旁有marking，便按停機，剪布入袋。問題是機旁有盞太陽一樣的光燈，看marking時要直望，眼都盲。印象最深是常想合起雙眼，那光太誇張，而我本身很憎光——小時愛天文，看星要暗。我從沒試過可連續返兩天，因太累了，便想這是什麼生活 ？過程中明白人工作為何要偷懶，同學不斷提醒，Cham，不要做得太快，因深夜沒監工，他說返多些工你就明。我肯定工廠有許多違法東西，例如有一個負責染布的長工，勞工假和紅假都不能放，連續四個月，一天也沒放假。那時只想：一定不要這樣生活。

還記得這畫面：黑雨，早上放工和同學離開工廠，已開了傘，但雨太大，全身濕透。回頭一看，整條路是藍色的——染料都沾在身上。於是想起那個長工，怎會不短命十年？那些都是化學品。你可想像對一個從不憂柴憂米、只追求知性的高中生，這是什麼經歷？我後來想政治問題也多了一點理解。工廠這些人不去投票，不參與政治，你批評他們政治冷感？抑或是你的社會制度有根本問題？

郭：大學之後如何？

覃：在中大雖然也讀了些馬克思，但要到畢業到英國讀碩士時才真正接觸，如Socialist Worker Party，每年有馬克思節，大開眼界，對傳統的哲學思考愈來愈不感興趣。碩士還在寫自由主義的東西，但太痛苦，我總無法逼自己完成自覺沒意思的事，也對自由主義和John Rawls有很大質疑，結果學位沒完成，當然有拙敗感，本想走學術路，但現在怎辦呢？後來回中大再讀一次碩士，再沒畢業。我有信心自己才智上可應付，但仍然是性格弱點，知道是不想將時間放在論文，覺得那些抽象思考跟改變社會太割離，想把時間放在直接政治行動。當然，知性思考和社會行動並不對立，現在的政治行動往往最缺抽象和整體的思考。

但無論如何，那時便逐步抽離於純知性的興趣，最終更不想處身在學院，因知道環境會塑造我的性格。

郭：有沒有一個跨越階級的幻想或困難？

覃：這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身為左翼，心中有改變社會的計劃或想像。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已成功，所有東西都平等，我可能會走學院路。既然現實不是，就覺得必須身處改變社會的前線，這裡有不同位置，但總之不能站得太後。畢業後做了多年《中大學生報》職員，雖然也影響到新進來的大學生，令他們對左翼有認識，但不甘心只在這位置，知性上太悶了，自己不斷進步，不想太重複。「夜貓」比較接近，但更希望是辦一份左翼雜誌，既關於香港，也有國際部份，結合理論、抽象分析和宏觀策略，參考對象是美國左翼雜誌Jacobin，因為香港的左翼的基礎實在太淺薄了。

第二個問題，是我享受在一個相對貧窮的狀態，雖然那會有生活壓力，但我覺得這樣比較貼近群眾，因世上大部份人也是這樣。

郭：但分別會否是你有選擇，他們沒有？很記得Ken Loach的 “Bread and Roses”那個由Adrian Brody飾演的工會領袖，大學生出身，有餘裕。你看過？

覃：看過。講他去跟工人搞工會。

郭：我覺得任何低手一點的導演，都會忍不住嘲諷Brody，但Ken Loach沒有，或很輕微，只拍他房內貼著張巨型馬克思海報。但知識份子跟被迫返工廠的低下層之間的分別，你有否想過？

覃：還未有機會。我不是可以做這種組織的人，不喜歡也不擅長跟陌生人說話，因大部份的對話都無聊。我其實是個孤僻的人。曾有這慘痛經驗：有次罷工我去了支持，天天跟工友傾計，到第三天他終於跟我談多些。同日有些新朋友也來支持，那工友立即嗶哩吧啦跟她們說話，哈，那刻真是沮喪。

超越George Orwell

郭：但這性格跟你要做的事有沒有矛盾？

覃：你看George Orwell也要面對這問題。看過他採訪工人的Road to Wigan Pier?

郭：看過。記得他寫工人很臭。結果資助他的左傾出版社很有意見，幾乎出不成。

覃：他對工人階級那樣傾慕，中產性格卻令他做不到。但他又會去打西班牙內戰，對整個revolutionary politics、由工人階級支持的整套理論並無質疑。但因為出身，生活上就是不能和工人打成一片。

郭：你接近他？

覃：我覺得我超越了Orwell。最少比他走多了幾步。基本問題當然還在，屋太小會辛苦，因不慣，但許多積習和感受世界的方式，經過長年累月都給我硬生生扭轉了。例如以前對說話不清晰的人，很快反感。但說話sharp和decent，隱隱然是中產價值，最諷刺的是，I am good at those，有極多資源做最好的中產。

無產階級就是不出賣勞動就要面對極大生活壓力，如我現在。做「夜貓」的都是義工，想向人說資本主義是個血腥制度，為利潤不惜一切，但也會想起自己戶口的錢越來越少，偶爾會想應該吃少一頓飯，而且我有痛風，有時又想是否應花點錢看私家。我沒覺得生活特別艱辛，畢竟已不用供養父母，但當然也會想身體這樣，又窮，老來不知怎過。我雖然沒停下，但這些焦慮會不斷徘徊、累積。不過很多人都在經歷同樣的掙扎，窮人健康差些也正常，但可能只有少數人在想整個左翼運動，或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的問題而已。

你問我想不想有大點的屋？想。吃好些？想。那沒問題，社會主義希望人類解放，不是大家一樣慘，而是一樣富足。問題是中產價值裡附帶的判斷許多都錯，令人沒法安貧樂道，因不自覺會對貧窮有極大抗拒。我不是追求貧窮，而是希望跟在華仁影響過我、讓我明白什麼叫委身的耶穌會神父的Father Naylor一樣，be with the poor。馬克思也要有恩格斯接濟，只是我不想做恩格斯。

郭：有什麼還是戒不掉？

覃：可能是對流行文化中庸俗部分的抗拒，有段時間因此狂看港產爛片。不過現在最觸動我的音樂，沒辦法，仍然是貝多芬。

------

覃俊基，左翼網媒「夜貓」編輯，「左翼廿一」成員。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年11月25日

後記：2025年再訪覃俊基：〈Short D（四十五）：與Cham談氣候焦慮〉：

https://www.patreon.com/posts/short-d-si-shi-126545359

記憶隨身

最近看《余英時回憶錄》，序言說多得採訪者窮追不捨，「許多久已忘懷的事竟都在這種窮究過程中復活了」。記憶真神秘，彷彿毋須耶穌，只要不斷拍打拉撒路的墳墓，他就自然從死裡復活。也有另一種記憶，名叫「非自主記憶」(Involuntary memory)，不用「追」，「憶」便自動拍門，無法勉強，純屬偶然，經典例子是普魯斯特那件瑪特蓮蛋糕，浸熱茶後溢出的氣味霎時喚回一個舊世界，驚鴻一瞥，浸茶再試已不成功。

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我沒讀過，但更喜歡朋友有次轉述的另一段落：主人翁的外婆過身時他沒哭泣，覺得自己太冷酷無情。多年後有天行街，見鞋帶鬆了俯身綁，手指碰到鞋帶的一刻，便自動流淚——小時正是外婆教他綁鞋帶，指頭那觸覺勾起了記憶。當下總是惘然，鈍胎一般無慟於衷，時間成了唯一拯救，讓人在距離裡看見過去，跟當年的自己團圓。（網上一時找不到原文，後來問熟悉法國文學的朋友，他說細節並非如此，沒有鞋帶，外婆當年只是幫他脫鞋。道聽塗說、以訛傳訛總更有趣，記憶的本質也可能類近。）

去年看過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這本科普書，作者說普魯斯特對記憶的許多直覺，都出奇符合腦神經科學的發現，例如他特重嗅覺與味覺，科學家後來便發現在各種感官中，唯有嗅覺與味覺直接連往負責長期記憶的海馬體，這也解釋了為何食物常常喚起舊日記憶。普魯斯特偏愛「非自主記憶」，認為那較少受「現在」影響和干擾，比較忠實。這種記憶乍聽浪漫，但拉遠點，心理學研究也說，部分有創傷經驗的人會有遇上 “Involuntary images”的病況，腦海不能自控地出現創傷經驗，例如撞車。這些回憶跟「非自主記憶」一樣，彷彿可以回到過去，所以每次出現都會將當時的痛苦倒帶重播，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若單靠「非自主記憶」，世上不會有自傳和回憶錄。《余英時回憶錄》自謂倚靠窮究，我最喜歡他寫香港經歷的部分，兜兜轉轉，五零年終在深水埗桂林街的新亞書院從學於錢穆（不遠處就是剛在大南街落腳的葉問，同年《細路祥》上映，結局是李小龍偕家人離棄香港沿路軌北上返鄉，跟這批南來者方向剛剛相反）。他寫四九年從大陸來港，越過羅湖橋的剎那尤具文學色彩：「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余英時很重視這靈光一閃的一秒鐘，在別的訪問也曾提及。這條經過象徵化的羅湖橋，幾乎是他的「通往自由之路」，甚至可概括他往後的治學和人生方向——尤其他在數月後本打算返回北京升學，只因火車故障才改變心意再度來港，否則學術生命尚未開始已經終結，江湖寥落爾安歸，世事的偶然也如此。

余英時自言當時還無法明白過橋時「頭上一鬆」這奇異經驗，因不覺得香港象徵自由，多年後才明白這情感的時差：那年他剛在大陸「入團」，在顯意識的層面接受了中共政治綱領，「自由」的渴盼只藏在潛意識，那刻環境改變壓力消失，便有精神變異。但回憶不是錄影過去，是用過去做藝術創作，在當下的許多取捨之間，凸顯甚或塑造某些記憶，接通羅湖橋的彼岸。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 2018年11月25日 （原文有錯漏，現已修正。）

回校教書

《吊吊揈》劇照

早前網上見此圖：「學生時代，你收過最感人的紙條是什麼？」旁邊一行英文字：「AACAB CDACB BACCA」。最枯燥的最動人，串起來沒意思的英文字，卻最能解救燃眉之急。

中學後讀大學，大學後又回中學，一教十年多，像沒怎樣離開過，雖然身分和時代都變了。早前有晚無聊，到舊日中學（我從來說不出「母校」）網站一看，發現有位教我的老師年將六十仍未退休，覺得難以想像：他初出道，中學禁止的怕且還是金庸小說，不知世風日下了幾多回，才下到人人斷髮紋身的今日。

友人有天問我，學生知不知道某單大陸新聞。我說，以前常埋怨報章和大台影響力太大，「總之報紙寫乜我就信乜，電視做乜我就睇乜」，周一至五是「笑聲笑聲，滿載溫馨」（現在聽到音樂仍打冷震），周日就是「We are the奬門人」（這樣的音準竟可填詞），帝力於我何有哉。今日恰恰相反，化整為零，學生很分散，每件事只有五分一人知道，甚少公因數，連劉德華「明日大嶼」的片段也有人沒聽過，許多東西都要從頭說起。他好奇，學生平日做什麼？我說，全民打機是事實，但有些只是上網hea，因為不想出街。不過每隔一段日子，又總有人突然想通，要做些事，找點興趣或目標，就算最後做不成想像的那個自己，也至少離開了原地。倒常覺得學生無辜，社會複雜了，更多互相監視，以前好像沒那麼高和多的要求，不學壞就可以。

曾問學生為何要上學，一個答：「為了受氣的日子慢一點來。」真老實。對什麼最有希望？一個答：「對打機最有希望，不論玩什麼RPG，主人公死了都可復活。」哈哈。最近港台「獅子山下」系列中黄瑋納導演的《那日上午》，就很能道出中學生活的抑壓，總有許多人生病戴口罩，學生老師各有各心煩，露出水面的一角下都藏著冰山，到爆發了，才知道那原來是火山。但平日礙於時空限制、永不足夠的耐性與敏感，溝通總如猜謎，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無法或無謂突破那條相安無事一切如常的界線，望窗的望窗，樓梯轉角哭泣的背影繼續哭泣。

相映成趣的是李駿碩編導的《吊吊揈》，同樣以高中生為題，片長半小時，是近兩三年看過最有靈光的短片，自由奔放，賞心悅目。內容關於一班學生性慾的萌動與釋放，難得那反叛非由怨恨或憤怒驅使，校長、訓導主任或老師不是奸角，而是根本從無現身——要打倒他們也嫌多餘，太當一回事了，真正的輕蔑不是看不起，是看不見。於是，那就個學生自為的世界，時代不在當下，而是A Level與DSE交界的二零一二年，還有「預科生」這個可堪憑弔的身分，雖不擁抱考試，卻不賤視知識，其中一男孩雅好中國古典文化，會離奇地在無人的隧道用粵曲賣唱，全片也以一道道中英數社科健的高考試題作支柱，再用極高速的對白使之顯得有點滑稽，營造喘不過氣的節奏，配合風格化的畫面和音樂，嘭嘭嘭嘭，充滿力量。那群中學生要反抗的甚至不是人，不是「教育制度」，而是更無形但也更普遍的限制，像慾望、同學之間的比較忌恨、人的膽怯虛偽。片中有同性戀情節，卻沒當議題標舉出來，人人充滿魅力，性別流動自如，放心讓潛意識甚或無意識走出來，搗蛋的搗蛋，發夢的發夢，連犯規都特別充滿快感——《吊吊揈》的男孩為減壓會在圖書館偷走一本又一本金庸，《那日上午》的女孩則在書店用塗改液破壞新書，二人看來規行矩步，卻同屬芸芸學生裡以點點怪癖向世界報復的越界小眾。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 2018年11月10日

回家吃飯

小時有段時間返教會，為表聖潔，農曆新年死口不說「恭喜發財」，親戚拍門「恭喜發財」，開門時便以「新年快樂」回應，非常九唔撘八。現在相反，每逢回家吃飯，不論日子，或裡頭有沒有麻雀聲，進門就叫「恭喜發財」。

那天在反「明日大嶼」遊行中途離去，匆匆去學琴，學完匆匆去買蛋糕，趕回順天村老家，吃姑丈和家姐的生日飯，未入門已聽到麻雀聲，穩腳是阿爸、家姐、小時把我凑大的姑媽和姑丈，那晚芳表姐也來了，我才不用早點回去戥腳，讓阿爸離場專心煮飯。收麻雀的總是我和智障的伯父，他喜歡把麻雀一隻隻放到鐵皮盒去，做完很滿足，他見我入門時拿著蛋糕也興奮，全晚小聲重複：「有蛋糕食。」把木板蓋到麻雀枱上就可開飯，主角除了湯，就是那碟魚。家裡無大無細得過分，阿爸總說：「睇吓姑媽又買左咩魚孝敬你？」水上人對魚特別講究，少吃斑，冬天有時吃懵仔，那晚則是金䱽，每隔幾次就有我從沒聽過的魚。他們食頭食尾，啖啖肉的留給都已幾十歲的小朋友。旁邊通常有小碟霉香馬友或魚乾，笑說從前說的「鹹魚青菜」，現在不知多昂貴。表姐在家中煮好一隻雞拿過來，阿爸前天臨收工也在船邊撈（不用釣）了條墨魚，灼熟切片雪凍。

話題起初總關於麻雀，輸了的姑丈說家姐如何欺騙老人家，然後如常轉到他們舊日在艇和黄大仙的生活。那晚比較特別，姑媽說書只讀到小三，和阿爸爭辯天台學校究竟在三十一座還是三十二座，手比指劃，靠回憶把黄大仙七層大廈一幢幢還原出來。姑媽說，沒再讀，因沒心機，況且那時還要替伯父做功課，一人做兩份，結果走去玩，此後識字都靠聽中文歌，像羅文，「做咩唔話我有品味？」小時是她教我識字，教會小學要學背主禱文，記得她有好幾個字要去問我的唐兄，應是那刻才發現大人原來也會不識字。她突然說，我前一天的專欄文章，她看了。我和女友幾乎同聲說：「吓？咁難！」上回我寫英瑪褒曼。她本來說因為那周六有馬跑，姑丈看《蘋果》馬經（平時不看《蘋果》），過了一會才說，你兩星期寫一次嘛，都在掛牆月曆打星記下了。啊。

她笑說，你下次寫：「屋企有幾個老人家，好鬼爛賭，沉迷打麻雀，成日要我早啲返屋企戥腳，我雖然唔鍾意打麻雀，又成日冇糊食，都要同佢地打......」內容似乎一早想好，為什麼要寫這些？天曉得。雖是說笑，但複述她的原話在這裡，代她寫文章，嚇她一跳，博她一笑，好像比其他東西都重要。

她問，彩雲村十九那個陳生你記不記得？我說不記得，但故事聽她說過太多遍，好像也記得了。她前天在𨋢遇到陳生，陳生問，你個仔現是不是很大個。她知道陳生指的是我，說那個是姪仔，已好大。然後陳生提起三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時我讀幼稚園，有天跟姑媽撘𨋢，到十一樓，她大意，自己先出𨋢，留下我一個，𨋢就走了。幸好陳生在旁，到十九樓，又陪我回十一樓把我送返，才安然無恙。我驚訝陳生會記住咸豐年的事，此時呷著白蘭地、開口就一擊即中的姑丈說：「哈老人癡呆係咁上下。」

話題回去姑媽當年不讀書，那玩什麼呢？沒錢，玩的就是石仔和繩。繩有什麼好玩？「穿黎穿去嗰啲囉」，她雙手在空中來回，大家雖不知名堂，卻一下明白她指什麼，隨手找來一條繩，打好結，左手右手勾幾下，纏在一起如被上手扣——繩太短，解了再結。起好長方陣，傳給下位，這是蜻蜓，勾幾勾再傳，這是彈床，但來回傳幾下已到盡頭，又變回蜻蜓，誰都不記得更多花式，一致肯定這遊戲就是如此無聊。阿伯說：「有蛋糕食。」

拿出蛋糕，我負責撕開紙盒當碟用，但手腳太慢，被大家取笑；插蠟燭，又忘記先在底下加膠托，蠟就掉到蛋糕上。「衰仔真係爭你唔落」，阿爸說。「冇法啦孻仔係咁」，我說。關燈，阿伯心急爭著吹蠟燭。呼！希望大家身體健康，無愁無慮。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10月27日

人如何成為自己？

大學攻讀物理的友人L說過這故事，解釋自己如何從頹廢青年變成物理迷：中學有天吃過午飯，沒事幹，回課室閒坐。旁邊的同學飲完汽水，在桌上把玩可樂樽，滾來滾去，一下大力了，他眼看樽凌空飛走，就在這瞬間意識到，只要數據充足、數學夠好，便可完美地預視玻璃樽以什麼角度著地，每塊玻璃用什麼速度往哪方向走多遠。在玻璃爆破聲、驚呼、找掃帚免得老師發現等等之前，他的人生起了重大變化。

這故事接近電影或漫畫橋段，玻璃樽的翻騰如慢鏡，突然有光從天打到頭上而得頓悟，是庸常生活中的神性時刻。但後來不禁想，這種如此完美的故事真可靠嗎？絕非質疑友人誠信，生活中固然有刻骨銘心的片刻，但誰都知道記憶難以捉摸，為了令自己的人生更明白可解，人往往從後向前，在混雜的關係網絡中，挑出畫鬼腳般有跡可尋的因果線索。假如他高考失手，結果沒考上大學讀物理，這玻璃樽種下的因，還會同樣重要、閃閃生光？

再進一步，人能把旁觀的經歷當成自身回憶，用來說自己的過去嗎？這是最近看完關於英瑪褒曼的紀錄片“Bergman：A Year in a Life”想到的問題，八月在瑞典烏普薩拉過百年歷史、格局本身充滿電影感的戲院Fyrisbiografen初見，但無英文字幕，等到上周日才在Cinefan的節目看了。紀錄片題目的「一年」指一九五七，褒曼那年拍成《第七封印》和《野草莓》，另一邊在拍電視劇，還導演四個舞台劇，周旋於四個女人之間。紀錄片問的除了「怎麼可能？」，還在意他如何把自己放進電影去，主角對死亡的恐懼，對只顧工作而忽略家人的懊悔，都是他本人的困惑。

紀錄片中最精彩的一段，卻正是對這個「自己」的質疑：褒曼哥哥Dag晚年在訪問說，不，褒曼一些自傳式電影中，主角成長所受的欺壓，都是假的，因褒曼是家中幼子，既乖巧，也受愛護，自己才是反叛者，常遭父親痛打，褒曼只是旁觀。然後電影剪接到褒曼晚年的《芬尼與阿歷山大》，主角阿歷山大是個小男孩，因哈姆雷特式的不忿，一再觸怒做主教的繼父，先被拍頭，再被打藤，完了還要尋求原諒，不屈服就繼續打。此時，紀錄片導演巧妙地把焦點移到站在後面不作聲的妹妹芬尼，看，那才是真正的褒曼，所謂成長的反抗與屈辱都不屬於他的。我從未如此細看戲中芬尼的臉容，多麼倔強而敏感，每一下打藤聲劃過，臉上都微微顫震，感同身受。

Dag的話有多可信？從褒曼的反應可見端倪。他知道哥哥竟在訪問說了這些，大怒，禁止片段出街，如今二人都已過身，觀眾才在紀錄片首次看見內容。在斯德哥爾摩時參加由電影學者Mikaela Kindblom帶路的褒曼城市遊踪，路經褒曼發跡的小劇場，她也說他從初出道編寫的劇本《折磨》開始，便一路誇大自己小時被折磨的形象，成為自我理解的重要部分。

但再想，褒曼電影裡反父權色彩那麼強烈，真正的屈辱，會否正是沒有哥哥承受過的屈辱，不能理所當然地解釋性格？可能恨不得被打的是自己，才那麼介懷哥哥若無其事就破壞了他小心經營的人生劇本。對部分創作人來說，無創傷的童年都是蒼白的，一帆風順才是魔咒，成功需要故事，有陰影才有可以挖掘下去的根，借也要借回來，一生持續創造的不單是作品，更是自我，真相與謊話的界線模糊起來，在三分欺騙與二分自欺之間，像張愛玲說的：「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0一八年十月十三日

圖：Fyrisbiografen大堂，作者攝。

除了肉丸和臭魚

十五年前曾在瑞典讀書，今年八月初次重返。在斯德哥爾摩的最後一天，跟多年不見的友人Danielle相約重聚，這幾天跟她繼續談中國遊客的鬧劇。她覺得中國刻意將之上升到外交層面，因瑞典幾個文藝單位公開邀請了桂民海出席哥德堡書展，中國才拿平時避談的人權先發制人。

她是瑞中混血兒，告訴我幾年前有款名為“Kina”（即中國）的糖果，因包裝上是個黄臉細眼笑哈哈的公仔，事涉歧視，須轉換包裝。我說香港的情況有點扭曲，因對中共或大陸人的厭惡太大，不時蓋過對歧視本身的判斷，容易站在歧視者的一方跟著笑。瑞典電視台的糞便諷刺節目，她覺得前段雖屬瑞典人的自嘲，但放上「優酷」那段無論如何大有問題，更令她不安的是背景：重聚那天，她說城內有新納粹組織NMR（英譯Nordic Resistance Movement）遊行，全部白恤衫配綠領帶，著我小心。我說要是早知，會去看看。雖然NMR終被反納粹的團體圍堵，在剛剛的瑞典大選，極右的“Swedish Democrats”還是拿了史上最高的一成七選票。

那天她先帶我到遊人不多的小島Skeppsholmen。「你沒來過吧？」她問。我知道答沒有她會更開心，但沒理由講大話，便說起幾天前到島上「東方博物院」的緣故：臨行前讀了瑞典漢學家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用中文寫的《另一種鄉愁》，知道他老師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在那裡做了二十年院長。書中也提到中國上一波民族情緒如何燒到瑞典去。馬悅然當初讀到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對道教和禪宗感興趣，跟高本漢請教《道德經》譯本，自此踏上漢學之路，在中國和歐洲等地學成後回國教學，文革的影響在瑞典達到高峰時，一個研究班的學生說他們要自選課程。想讀什麼？是《人民日報》和《紅旗》的社論。一個學期下來，黨八股讀來無甚得著，才回到先秦文獻。那時的氣氛，可從馬悅然的自況透露。他說沒被打，沒被駡，覺得搖著紅旗唱《東方紅》的學生「還是對我很容忍」。這種容忍，不知是可喜抑或可悲。

Danielle關心瑞典新納粹的動向，我認識極少，回港後才上網補習，知道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是恩達爾（Per Engdahl），二戰後協助納粹黨人遠渡南美，逃離搜捕，自言「拯救」者多達四千，像黑暗版《舒特拉的名單》。他過身後，書信遭公開，「宜家」創辧人琴帕(Ingvar Kamprad)跟他的交往比本來宣稱的深厚，琴帕跟納粹關係亦非年少無知所能推搪。但瑞典反納粹的意志一直頑強，經典照片“A Woman Hitting a Neo-Nazi With Her Handbag”尤具象徵意義。八五年，瑞典攝影師隆臣(Hans Runesson) 在新納粹遊行期間，拍下一位婦人用手袋拍打新納粹份子頭殻的瞬間，姿態散發無限憤怒，充分發揮手袋潛藏的功能。

重遊斯德哥爾摩，我也從各種博物館感到他們對常道的堅持，展館不論大小，都有格調。「東方博物院」仍有專櫃擺放高本漢的著作和藏書，展覽「中國之前的中國」和「中國圖書史」都用心。「歷史博物館」令我印象最深的大堂的一段簡介，並非「XX文化源遠流長」之類的空話，首句就說：「歷史對民主至關重要」，因歷史令人看見社會總是可改變的。之後拿北歐維京人說故事，不在其威武或傳奇，而在這形象在歷史如何給人利用：旁邊有張納粹黨在挪威的宣傳海報，是個拿著劍盾的士兵站在維京船上，借此號召挪威人加入德軍。「軍事博物館」沒迴避瑞典二戰時「中立」的可疑，明言讓納粹德國用境內鐵路運兵是助紂為虐。瑞典除了宜家、肉丸與臭魚，實在有許多更有趣的東西。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9月29日

餐桌悲歌

有段日子，下午吃飯多數叫奶茶，偶爾叫茶走，伙記遞來，可能正跟同事聊天分了心，不止一次下了砂糖，才猛然記得那天叫的是茶走，徒勞地用鐵匙把未溶的糖拯救上來，他們卻早沉底融掉，無影無蹤。跟同事說，這樣下去，一定糖尿。

在熟悉的環境還好，一旦遠行，在餐桌遭遇不測的機會大大提高，猶如李小龍在《猛龍過江》因不懂外文胡亂點菜，迫不得已喝掉滿桌西湯。真正的文化衝擊總是肉體的，味蕾覺醒，因驚詫而瞳孔放大的一刻，才反襯出平日那套習焉不察卻根深蒂固的飲食習慣。去年在秘魯首都利馬住進了一家小旅館，首天起床，見大廳桌上已放好早餐，麵包旁是兩樽果醬，一樽藍色，一樽橙色。睡眼惺忪，掰開麵包，便塗那樽橙色果醬。一吃，辣的！什麼世界。回頭看樽蓋，原來有兩條辣椒。平素吃不得辣，還可惡地塗得那麼均勻，奮力多吃一口已是極限。跟在旁看報的店主還未熟落，不想他看見我浪費只咬了兩口的麵包，怎好呢？人急弱智生，想到另外那樽藍色的，看清楚是藍莓，不就可以塗上面，用甜來掩蓋辣？店主一定奇怪這亞洲人那麼喜歡吃果醬。再吃，本來只是辣，現在是噁心，繼續放碟上很不安樂，唯有趁店主不為意，到廚房快手把那又橙又藍的麵包丟到垃圾桶，連忙撕了抹手紙掩蓋屍體，才鬆一口氣。翌日，拿麵包塗藍果醬後，拿著橙的那樽把玩，若無其事跟店主說，你們真有趣，果醬是辣的，他應沒發現前一天的凶案，施施然說這是印加特產，樽蓋寫著的Aji Amarillo即 “Yellow pepper”，然後問：「你要試試？」

今年七月前往拉脫維亞，在芬蘭轉機，早上到埗，因等侯轉機的時間稍長，肚餓，又不想吃生冷東西，只好在不便宜的機場覓食。以前旅行，初段總是太過節儉，彷彿去旅行是為了儲錢甚或發達，到最後一天才發現還餘下那麼多人生可能只換一次的小國貨幣，覺得太像某種人生的隱喻，近年便對自己寬鬆了些，會買一公升以下的飲品，也不再因一次旅行而吃掉三十斤飽肚的香蕉。

但錢還是花得謹慎，夾芝士的硬包都放雪櫃，可以不理，倒看見一大鍋麥皮，最便宜了，但一碗也近五歐元，自己舀後付錢，因餓和貴，復仇一樣盛得滿滿。坐下，放進口，鹹的！恐怖極了。鹹爆谷只是小兒科，鹹麥皮難吃得多。看著那一大碗東西，應幻想他是甜的，抑或接受他是鹹的？再吃兩口，還有95%。這才親身體驗到那麼多外國人恐懼中式糖水，大概被Sweet Soup之譯所累。湯當然是鹹的，乾脆音譯Tong Shui，沒想像，沒比附，完全陌生或更易接受。再吃幾口。80%。旁邊買了麥皮的人似乎都吃得滿意，就當他是鹹粥吧。70%。不想浪費食物，吃剩太多也不好看。60%。早已不再餓。50%。遠方的飢民畫面。30%。小林尊上身。最後還是吃剩10%。再吃會嘔。

甲之肉糜，乙之砒霜。想起有晚在油麻地一間茶餐廳，看見鄰桌坐著兩位中年西人夫婦，一人叫了一碟咕嚕肉，重點是白飯來到時，都一下把飯覆到那兩碟很多汁的咕嚕肉旁，畫面非常震撼，應是受主菜與伴碟的想法影響。那刻覺得這樣油膩很易肚痛，也浪費了白飯之為白飯的精妙，似乎應提提他們，但想不到任何禮貌的方法，只好放棄，何況他們不也吃得津津有味。認識一位居港多年性格幽默的愛爾蘭人，很怕到酒樓吃中菜，問題卻不在食物，而在Lazy Susan。誰是Susan? 原來不是人，而是桌上的玻璃轉盤。他說從前不少女傭名叫Susan，轉盤就像偷懶不想來回捧餐的女傭，在英文乃得此名。他笑稱自己手腳慢，一見轉盤就緊張，轉轉轉，永遠夾不到想吃的餸菜，沒一次吃得飽，回家總是身心俱疲，可說另一種不為人知的餐桌悲歌。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 2018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