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宇軒是與我在同一所高中教書的舊同事，那時他教通識和倫理，很快就知道這是個有趣的人。他對性別研究有興趣，桌上放滿各式避孕套，讓答對性教育問題的同學拿走，玩也好，用也好，起碼不陌生。記得有次問他下一堂講什麼，他笑說：「冇呀都係講吓咸濕嘢」。和他相處，才發覺批判可以用最溫柔的方式出現，常後退一步問問題，延遲判斷，詐傻般說「唔知呀係咪咁呢？」疑問裡總有許多提醒。
他後來去了中大教育學院跟蔡寶瓊老師讀碩士和博士，先前吃飯，才知他正在教育大學教香港教育政策和歷史，聽他說起些研究資料，很動聽。在最近這段教育界不斷「爆煲」的日子，有多點歷史的眼光、別的角度看教育也重要，於是約他再詳談，跟他說：教育政策看來太枯燥，還是聽你講有趣些。他說：「吓咁都得？」
用outcome來管治
郭：近日教育界「爆煲」，你的研究有否給你什麼啟示？
潘：我想到較近的歷史。這波教改雖始自八十年代，但九七後推行得很急，對教育生態造成不少破壞。用我自己做例子，九三年入行，教一間band 5中學，我讀宗教出身，但因為是「閒科」也要兼教別的，先是代課，也不肯定自己是否真要教書，條件一般又沒教育文憑，但有件事現在跟學生說他們也不敢相信，可反映整個行業的形勢。面試時，校長匆匆看了兩眼那張我手寫的履歷，只說：「如請了你，不會中途走的對嗎？」
郭：是八九後的移民潮？
潘：對，而且那時經濟也向好，記得有些老師入行幾個月就走了，很易入行，從學校角度則很難請人。單是這點，現在中小學那些「捽數」已不可能，你捽我就走。
郭：即那時教師的人工不算吃香？
潘：應說教師起薪點高，但教幾年好快會給其他行業追過，教書的好處是穩定，雖然經濟差也試過減新人的起薪點，二千年入行的，就算跟我同學歷也少了五千元。
教改下的學校現象，例如更重視催谷成績、或外評時要做好多文件，都源於商業的一套衡量方法，用賣保險就最容易理解。放權是真的，教育局管少了細節，不會要求學校每步怎樣走，但你要交單，每月很多單就是皇帝，用outcome來管治，也是現時許多老師覺得最辛苦的東西，因為背後的規則好像大眾接受，「既公平，又給你自由怎去做」，但追逐outcome便犧牲了好些教育價值。而且這種自由或靈活，又變成了另外的不公，舉「靈活運用津貼」為例，我做第二間學校，學校就將撥款分拆請許多TA(教學助理)，難讓新人安心發展。
記得我在第一間學校，前輩對我們這些新人很平等，有事會商量，會問你。這詢問是尊重，因感覺自己可說不，當時習以為常，也不覺得這氣氛有什麼珍貴，而且還未要「捽數」，有些老師就算未必有很高的教育理想，至少有個安心環境讓他對細路。沒心工作的人固然有，但整體上讓大部份有心人有空間做教育，會比起有心沒心你也不信任他、只要他交數好得多。可惜後來入行的年輕一輩面對不穩定的前景，較難發展出健康的自信，大膽摸索非傳統的教育方法。看到面臨殺校、或有限時的「短命學校」那些沒交數壓力的老師反而有空間作新嘗試，就可理解職業的不穩定怎樣扼殺大家發揮潛能了。注定執笠才有空間，實在荒謬。我感受到不少TA的戰戰兢兢和不忿，最誇張時，香港請TA三個月約的也有，怎say no?
因為出生率下降，02、03年小學開始殺校，中學也開始緊張，因六年後就到了，就算不殺校也怕縮班，區內學童人口有數得計，如果學校知道自己是尾一尾二，便清楚明年不是你縮就是我縮，形成惡性競爭。我曾在其中一間學校，見過一個很高級的同事，因知道旁邊的學校出事見報而很開心，邊說邊笑。我當時心裡就不舒服。
郭：近日學校爆煲的報導也類近，隱約有種「嗱，睇住邊間又爆」的氣氛，不太健康。
潘：對。雖可說多餘，但我覺得有些做教育的人始終對這行業有想像，覺得應跟其他行業不同。生存是每行必要的，為生存而做些制度上的事我想多數人也接受，而且制度也可以有用，我只是接受不到整間學校每日努力但不知為了什麼。我會想如有老師在學校受壓迫，不應只視為個人問題，如果說有份工你覺得不適合，要不離開，因去做洗碗也是這樣......
郭：那分別是什麼？
潘：我應是接受不到在這行做政策和管理的人，都會把目標當是跑數。壓迫許多時來自一層一層的控制，令老師難有自主，如怎樣教，分配幾多時間去做哪些工作。
郭：為何唯獨在教育這才不合理？
潘：也不是唯獨教育。有些行業有長遠的社會價值，如公營醫療。我記得應是2010年左右，產房逼爆，有護士打上電台哭訴，讀書時教她們在產房不單是讓BB出來、死不去就完成工作，還要跟媽媽傾幾句，安慰好，鼓勵好，但現實卻令她做不到。這些東西政策上沒標明，但行業甚至社會都覺得是重要價值。其實賣拉麵的也不可隨便，但我想可能教書是直接對人吧，那服務跟食拉麵還是有點分別。
若我遲十年入行
郭：要向納稅人交待的想法又怎樣？
潘：問責是對的，因是公帑，而且這公共事業在影響下一代。問責和指標化當然不單在香港發生，大概是戴卓爾和列根年代開始的世界潮流。曾榮光教授分析教改的理念跟英國新自由主義模式一脈相承，政府卸下「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只擔起「監管者」角色，近日林老師自殺，家人指教育局躲在辦學團體後面大概就是感到這問題，才會說「校本機制根本就係畀教育局推卸責任的藉口」。教育當局不認為自己有責任直接處理，只說會向辦學團體跟進。這種把服務及其責任外判的流弊，無論在教育社福、抑或清潔保安服務上都愈來愈清楚，或許是時候再次思考政府在公共服務的角色。
指標化可舉香港的中小學的「四範疇廿三指標」為例，將東西量化，問責起來就有證有據，指標理論上甚至經過行內諮詢。但有時老師告訴你有情緒病，或做到好辛苦不知為何，我總覺得重點不只是辛苦，因為好多行都辛苦，雖然也值得問為何行行都這樣辛苦。更重要是那辛苦有沒有意思，這是人的基本追求。如說不過搵啖食，我有時也天真地相信，因為行業的生態不鼓勵你去搵意義，便唯有退一步實際地搵啖食。我想我只要遲十年入行，對教育的想法也很不同。
我知道很多教書的舊同事都有情緒病，長期看醫生，應付了自己的困難，還有幾多氣力去做對人的工作？知道其中一位因抑鬱症，八月賠了三個月人工給學校立即走，既擔心公開試成績，也不認同學校的政治取向，因她覺得要爭取民主自由。是做這行的人特別脆弱？還是行業令他們發揮變差？
郭：教改最熾熱時跟現在有何分別？
潘：質地無甚分別，不過幅度細了，而且行內人有些也適應了做法，比起所有人都在改變中，影響的面就沒那麼大。如果現在才入行，對教改的感覺會很不同，因那已是given，認為這行就是這樣的，不論是否合理，或對社會的將來是否有益。能適應是否就無問題呢？指標化我想學校和老師或可適應，但老師不是拿著螺絲批、鎚和木板工作，而是拿著細路，可怕的是香港從幼稚園就預備細路去適應。
我曾跟兩批教大的學生做個小活動，一批是三年級的未來教師，一批是PGDE（教育文憑），做了兩三年再讀書，多是Assisant Teacher。給他們看了些香港教育發展史，問他們最想在哪年代做老師。兩批答案就不相同，PGDE那批多選九十年代，未工作的同學則選這十年，比較相信現代老師須因應社會而變化，講求多方合作等等。
沒錯，小學BCA（TCA變種)現在會給學校選擇全級考還是抽樣考，好像挺民主。但學校和辦學團體會考慮，如不全級考，是否對學生沒信心，自認輸給人，家長也不歡迎？受家長歡迎成了教育政策下的重要一環，扮給家長有選擇，政府是中立的，不直接管理，只將數字擺出來，家長怎選是他的權利。
扮給家長有選擇
郭：給家長選擇你覺得合不合理？假設知道子女特質，也未必要選最好成績的學校。
潘：用這種方式說出來就好合理。前提是當教育是product。
郭：不一定，也可當是服務。
潘：家長大都沒選擇不求分數的自由或條件吧。現在的確多了家長選happy school，大多不太擔心子女在香港能否升讀大學。有這選擇當然好，好過一起癲，由小一起就看著DSE、甚至是神科，十幾年就這樣斷送。
但背後的假設是，家長需要什麼，你就生產什麼，學校轉型去生產受市場歡迎的服務，這牽涉家長是否真有得選。家長的矛盾是既關心子女的全人發展，又擔心他們的前途，因為學歷仍然是重要的入場券。現實是大學也當自己是人力提供機構，不為培養有獨立判斷的人才，所以不難理解商界在教改有那麼大的影響力，表表者當然是梁錦松那種思維。
王永平做教統局長時，曾在商會晚宴說，現在優秀的畢業生仍然是十分優秀，叫商界不用擔心，言下之意是大學教育普及了，有些學生不濟，但我印象深是他有一句說將會「確保下一輪產品的質素有所提高」。教育的確有為社會提供人才的功能，但回到剛才的問題：家長有沒有選擇呢？如果他們的子女不過是人力市場的產品，家長也不是教育市場的最終用家，受制於市場的力量，其實並無議價能力，很難說子女經過happy school，有某些良好特質，又有人文關懷，所以商家應該請。然則家長的選擇是什麼意思？他們感受到這自由嗎？你可跟他們說，子女將來掃街洗碗一樣可以，但香港的社會結構，掃街洗碗不受尊重又沒保障。
郭：這種不當商品不量化的理想比較高遠，在現實層面可怎樣周旋？現時完全倒向商業式的考量。
潘：這是兩個問題。教育應是不同社會目標的協商，你說得對，現在的確傾斜到一邊去。嚴重的是那種outcome為本的方法正鉅細無遺地引導學校和教師每個行為，無法真正自主。何玉芬訪問過一些老師，說以前教了書便偷時間來關心學生，但教改下形容自己好變得cheap，像在利用自己的魅力說服學生做操練，考好公開試。
目標外還有方法，假設定了一個人本或人文的合理目標，卻仍用這些鉅細無遺的方法來量度他，問題一樣出現。指標從來有，但我想我畢業時還沒那麼重，才有空間古靈精怪一點。
決策者走去問責
郭：現在似乎不是靠人本和人文那邊去抗衡，只不過大家眼見香港教育在自爆，知道出事。
潘：但對於用政策角度來想的人，這些也不是問題，不會覺得需要變。政府不是說了解就說督促，自己沒直接承擔責任。立法會有一個沒約束力的動議檢視校本管理，也沒通過。
最近有兩種要求改革校內管治的方向，一是教育局應管多些，不能讓校長自把自為，壞處是那不代表可解決權力不受制衡的問題，而且政府也未必願意接手；二是民主化的取向，實踐82年國際顧問團的建議，設立教師公會，像大律師公會或醫委會等專業議會，有法定地位，可定立行業的準則和資格，處理投訴，校長也是行業會員，受約束。但對政府來說這當然最敏感，教育能影響下一代思想，不會希望教師有那麼高的專業自主。現在的專業操守議會由特首委任，只是諮詢組織，教師資格則由常任秘書長批准，雖還未有不知為何而不獲資格的情況，但會否出現呢？有人也擔心，等於對逃犯條例的憂慮，就算政治原因，也可找別的原因代替。從社會角度就要問，是否正因為有這些憂心才更要爭取專業自主。
郭：歸納一下，你從教中學到現在這樣研究教育，想法有什麼改變嗎？
潘：教中學是跟人相處的開心，有長時間看著學生不同階段的發展。但假設那是官津一個perm位（常額教席），制度會令人不想離開，人工高，又穩定，不是不好，但可能自己性格反叛，想對抗這感覺。走去讀書是希望沉澱自己，研究則可滿足好奇心。現時在教大，又常想應怎樣教得有意義，困難是想了解在座的人，但時間不夠，有時唯有將功課講到好似好難，學生驚，就逼住來找你傾，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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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宇軒：教大講師，最近有興趣研究香港教育歷史，推介有興趣的朋友看看陸鴻基的《從榕樹下到電腦前 : 香港教育的故事》。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9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