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November 24, 2013

莊重的小說——重讀《紅格子酒舖》


三聯書店最近舉辦了一系列關於本土意識的講座,上月是第四講,由雷競璇先生講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運動。他從當時的社會氣氛,例如輿論在六七暴動後對社會運動之猜忌,談到年青人其時之思想狀況、保釣運動的歷程等,配以照片和文獻,娓娓道來。重要的是,雷先生那時正讀大學,積極參與社運,由他來講,自多親身觀察與記憶,說來特別動聽。例如他從一幀黑白照中,認出了一位女同學,憶述她當年在七七維園大集會那天,如何為了避開警察的監視,把長布束在腰間當作裙子,到走進了維園才脫下,在上面寫大字,變成橫額。

聽時覺得,這長布的捲起與拉開,本身就是個跟回憶有關的意像,連帶也想起了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尤其是在七七集會被捕的葉萍。那晚回家,就開始重讀這小說。故事分十章,以葉萍、立梅、醒亞、但英這四個女子為重心,旁及她們身邊的人。時空來回穿插,從六十年代的文社和中文運動,寫到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八九民運,臨近九七政權易手等,前後跨越近三十年。

辛其氏不時是先預告各人的際遇,再回頭訴說她們沿路走來的曲折。她們聚腳之「紅格子酒舖」,便見證了不少悲歡離合,小說寫來樸實有情志,頗符辛其氏在〈再版後記〉的這段話:「寫作對我來說,純粹是一種自給自足的心靈活動,有時寫得多,有時寫得少,慢是一定的,一張四百字原稿紙可以反反覆覆塗塗抹抹一星期。我志氣低,才情薄,近世眼花繚亂的各式文學理論更加望而生畏,唯一可取的是,下筆倒還莊重。」
  
初讀時覺得這「莊重」二字特別深刻,重讀小說,便不斷想這莊重所指為何。除了文風之乾淨,那似乎還關乎作者對書中人物和歷史之關懷;抽身品鑒各人生命之特質,也透現出她們身處時代的色彩。譬如書的前半部,便多寫返工廠、辦文社、讀周報、買橙色拳頭衫、投稿、寫信這些日常生活,由是重組當時的社會肌理。各人的得志與挫敗,去就聚散,都映襯在重重底色之上,有時火紅鮮艷,有時灰暗鬱悶,連接起來,便成一匹歷史長布。

舉一九七一年七七維園大集會為例,小說便寫出了投入社會運動之細微複雜處,並非支持和背棄這對立所能歸納,而能同情各人的掙扎。都是人來的,有不同身世,有七情六慾,何況還會互相影響。四人之中,當天醒亞和葉萍到場,立梅和但英沒去。第四章〈糖街上的驚弓小鳥〉說,集會原定在當晚七時開始,但下午的氣氛已很緊張:警方當天藉傳媒預示將有拘捕行動,並勸籲家長管束子女,由五時起不要在維園及銅鑼灣一帶流連。 

平日家教甚嚴、行事規矩的醒亞之所以出現,既因擔心男友和記掛葉萍,辛其氏寫道,「還有一種她自己也覺得陌生的潛藏心底的蠢動,那裏面有叛逆與好奇的成分」。結果不太關心政治的醒亞,便在這劍拔弩張的一天現身維園。葉萍最終被捕時,慶幸醒亞沒被抓下,也想到沒到場的兩位朋友,寫來言簡意賅:「立梅與但英,此刻也許正為她操心,也許已上牀就寢,但在那樣一個嚴峻的時刻裏,她與她們並沒有相同的承擔,這在她們交叠的生命裏,無疑是一個無可彌補的遺憾。」

立梅和但英為何沒去呢?第四章〈糖街上的驚弓小鳥〉說得不多,到第六章〈我們到維園去〉,才提到七七當日,但英跟葉萍說的一番話。她不去了:「依立梅的性情,她大抵也不會去,直面強權並不是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考驗,希望你能夠諒解」。有意思的是,此章中段雖從葉萍的視角,補寫七七集會場面之慌亂,但首尾卻以立梅為重心,回溯她跟維園的關係,寫她童年時如何到園中玩樂,以及跟爸爸在維園逛花市的經歷,都一片和樂。可以說得義憤的「我們到維園去」,落在立梅身上,卻是爸爸對女兒說的溫柔話。同一地方,同一句話,乃有更立體更廣闊的意義。
  
事過境遷,幾十年後,書中四主角都嘗過不少人生的苦頭,取向各有不同,「紅格子酒舖」亦早已結業。第七章〈來自遠方的躁動〉寫到八九民運期間,但英走進了政治風暴的核心,在北京採訪;葉萍已為人母,生活安穩而略見消沉,天天在收音機聽但英的報道,輾轉再度走上街頭:「葉萍終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一個雨天的早晨,堅定地派出自一九七一年以來的第一張傳單,她對一位看着稠密的雨水發愁的母親輕聲說:『請支持中國民主運動。』」葉萍的女兒不如她少年時富激情,關心國家大事;她則以母親身份,在風雨聲中默默感染其他母親。

許迪鏘先生在辛其氏的小說集《漂移的崖岸》的後記說,雖知不應把帶有個人經歷影子的小說看作事實的反映,但他不能制止自己相信,《紅格子酒舖》裏的幾位女主角,是以辛其氏和她的幾位摯友為原型,故認為此書是「嘔出心血乃爾」。重讀《紅格子酒舖》確實也有此感覺。辛其氏雅淡地呈現幾個主角數十年間的際遇與變化,如實道出生活的繽紛與失落,以及那一點點無可奈何。世界潮流在變,人當然易受其影響;書中角色如是,寫書的人何嘗不是。能在變化萬千的寫作潮流之中,不為追趕誰人,而以一套不算起眼的方式密密襯色縫織七八載,為這地方留下一卷值得他日敞開重看的長布,我想,這就是莊重。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Tuesday, September 24, 2013

希尼的小詩


企鵝出版的英詩選集The Penguin Book of English Verse,篇首〈致讀者〉的起句寫得好:“The chief, if not the only end of poetry, Dryden said, is to delight."這delight當不同於一般感官的愉悅,而在美感,幾近一種「減一分太瘦、增一分太肥」的精準合度,縱使內容悲傷,亦無礙這恰到好處引發之愉悅。

新學年開學不久,異常忙碌,知道了愛爾蘭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的死訊,即時想起的,便是他的小詩“Mid-Term Break”。或許潛意識已在渴望假期,但這首描述一位少年人見證弟弟死亡的詩,實在含蓄精煉,符合“to delight"之旨。此詩收錄在希尼一九六六年的詩集Death of a Naturalist,全詩八段,頭七段每段三行,最後一段僅得一行。詩以第一身寫成,以下嘗試擷取詩句,扣連全詩。

第一二段說,我在上學途中,明明沒病,也沒詐病,卻要在醫療室由朝早呆坐到下午。等待時百無聊賴,只好數着下課的鐘聲。我大概尚未意識到“Counting bells knelling classes to a close”一句中,bells knelling和close都或是不祥之兆。到下午二時,終於有人駕車來接我回家,但那卻是鄰居,家人在哪裏?終於回家了,平日對喪事總能處之泰然的父親,竟然就在門前哭泣。一個大叔說“It was a hard blow”。我又怎能知道,那指父親受了嚴重打擊,抑或那是一記猛烈的撞擊?

到了第三四五段,家中嬰孩一如既往,繼續在叫、在笑、在搖,不受干擾,自得其樂。我進門即感尷尬,因為眾老人見我回來,竟然一一起立,跟我握手,身份與禮數一時對調。他們接着還說“sorry for my trouble”,這麼凝重的語氣,少年人哪裏消化得來。家中陌生人低聲傳話,知道我就是家中長子。母親不像父親嚎哭,只是“coughed out angry tearless sighs”,欲哭無淚。晚上十時,救護車來了,將傷口已經止血的屍體運回家中,讓親人守靈。

頭五段的句子幾乎是一行一句,節奏平穩。但到第六段,句式跟先前幾段不同,三行的句末都有凸出之字詞。翌日早晨,我上了房間,大寫的“Snowdrops”一字凸出在首行之末,似乎是我一眼在窗口看見的畫面。除了雪花蓮,這跨行連續句(enjambment)也寫蠟燭,聖潔、光亮、溫暖,都使床邊更加安然。“I saw him”凸出在第二行之末,過了一整天,我終於親眼看見弟弟了,下一行緊接說“For the first time in six weeks.”因我在學校寄宿,兄弟二人已有個半月沒相見。第三行末凸出的是“Paler now,”,再接進第七段的首行 “Wearing a poppy bruise on his left temple”。經眼的先是顏色:弟弟蒼白了,臉龐瘀傷卻如罌粟花般紅中帶黑。他現在,就躺在四尺長的盒子之中。“No gaudy scars, the bumper knocked him clear.”沒俗艷的傷口,車前橫鐵,把他撞得乾乾淨淨。頭七段每段三行,第八段只得一句,獨立出來,全詩收結更有力量:“A four-foot box, a foot for every year.”我着眼的不是弟弟,而是盒子。此情此景,我竟用上除數:弟弟四歲,一年一尺。空間時間,如是扣連。

因弟弟的死而急急回家,如此“Mid-Term Break”不要也罷。但這Break除了是上學的中斷,生活規律的中斷,大概還遙指生命的中斷。希尼此詩微妙之處,是用清淺的筆觸代入少年人的世界,寫出他感官與認知之不同步。這樣沉重的事情突然發生,打亂熟悉的身份和習慣,物像一一撲面而來,耳目的感官唯有一一接收;因為陌生,認知和情感遙遙落後,他大概未及反應,遑論傷心。這一先一後,令我想起伊戈頓(Terry Eagleton)在《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的後記的一句話:“Understanding is always in some sense retrospective”。當時總是惘然。

詩人要多敏銳,才能寫出主角這種當下的木然?全詩的表達恰到好處,正如那盒子的長度,竟與弟弟的年齡相匹配。悲傷的詩,卻因美感的提煉有另一種因準確而來的delight。初讀希尼的 “Mid-Term Break”時,還不知這是詩人的親身經歷,希尼弟弟在他讀寄宿中學時給汽車撞死,事隔多年,他才回頭捕捉當日景象。

但詩和詩人畢竟有各自的生命,希尼走了,享年七十四。這幾天重讀其詩,順帶也翻閱二○○六年的筆記簿。那年希尼到香港大學演講,我去了聽,印象中他頭髮花白,語氣祥和。我在筆記抄下的東西不多,卻很喜歡他說的這句話:“I am not confident; my poems are.”

《明報》 二○一三年九月十五日


按:原文誤把詩中 “Snowdrops”一字當成雪片,後見鍾國強先生於其網誌為文指正,方知這是「雪花蓮」,我卻一直望文生義,錯得一塌糊塗。讀書大意,對希尼不敬,深感懊悔。

Saturday, August 24, 2013

伊斯坦堡


【上篇】

上月〈博物館與帕慕克〉一文刊出後三天,我到了伊斯坦堡,從德心廣場(Taksim Square)外的長街下山,走進帕慕克(Orhan Pamuk)的「純真博物館」(Museum of Innocence)。社會與藝術,真實與虛構,室外室內,若即若離。先說博物館,再說大街。

到達伊斯坦堡是清晨五時許,在地鐵站門外待了半小時,才有首班進城的列車。因在飛機上睡得不好,第一天不打算太過辛勞,在旅館放下行裝,吃點東西,便去觸發示威的格茲公園(Gezi Park)附近一看。一出德心車站,已見一排警察圍在已封閉的文化中心外面。公園一角的草地上有標語和相片,悼念在示威中喪生的人,偶然也會看見反政府的塗鴉,但除此以外相當平靜,零零散散有些不知是露宿者還是閒來無事的人,在草地上樹蔭下躺着睡覺,不遠處則是幾片工地。

德心廣場(Taksim Square)的臨時設施都已拆走,早前在網上有音樂家領群眾唱“Bella Ciao”之「共和紀念碑」下,則是兜售餵白鴿的麵包糠之婦人。碑上有幾處灰色的塗抹,手工馬虎,顯然是為急急遮蓋反政府之標語。

沿電車路走下山,正是伊斯坦堡最繁盛之大街Istikal Caddesi,慢步個多小時,便見右面有一路牌,指示到“Museum of Innocence”之方向。路牌不起眼,卻一見認得,因早前曾見一網上照片,一警察正在這路牌底下,舉槍向通往 “Innocence”之路射催淚彈;前後並置,頗有諷刺意味。走下去的小巷長而窄,再到平地處,已是另一氣氛安閒之社區,有幾家賣舊物的店舖。我在一茶檔喝茶稍稍歇息,後來才發現似乎全土耳其都用同一款茶杯,玻璃造,沒耳仔,一個透明小葫蘆似的,放在小碟子上,旁邊是一粒方糖,兩下就喝完。坐下不久便有貓繞在腳邊,這也是之後在土耳其常有的經歷。

再走不久,就認得深紅色的「純真博物館」。雖無朝聖之心,我還是帶了《純真博物館》,因為有書在手,就不用另付入場費。翻到書中印有門票的一頁,售票員在票上的圓圈,蓋上一隻紅色的蝴蝶。問他,來的人通常有書在手嗎?他答,你是今天第七位人客,之前六位都有。入口處有一女子正與訪客認真交談,我以為她是職員,後來知道不是。

甫入門,即見牆上的兩段引錄。我站着抄下第一段,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的話:“If a man could pass thro’ Paradise in Dream, and have a flower presented to him as a pledge that his Soul had really been there, and found that flower in his hand when he awoke – Aye? and then what?” 此話與博物館之構思,極為匹配。抄完就記起,小說開場其實正引用了這段夢入大觀園一般的話。

館不大,分四層,地面一層右邊有一個貼牆的大展箱,是小說中的女主角Fusun吸煙後遺下之煙頭,男主角Kemal將之一一收藏,分九年紀錄,展箱釘有煙頭四千餘支,每支列明日期,寫下與那煙頭有關之片言隻語。一樓是小說第一至五十一章之展箱,偶爾會有對物件的簡介,更多則是小說原文的引錄,觀看之間,有時會想起小說情節,有時則是隨意聯想。如看三十七號展箱,見一以小鐵鏈吊下來的白色塑膠圓柱體,便突然有種驚奇的感覺:為何一看而知,那就是舊日廁所水箱的拉水的把手?全無歧義,一眼認得,而且經已遠去。因為技術發展或品味改變,我們的廁所,早已不用這種高高在上的水箱,鐵鏈吊下來的把手自然一併消失。但物件引起這片刻的驚奇,大概就是帕慕克之關懷了。

逐層而上,二三樓是其他章數,有些展箱還未完成,用布簾封住。三樓還有帕慕克寫《純真博物館》之手稿,寫作經年,手稿數量亦多,一本本上下打開的A4筆記簿,底下放有一支支再無墨水的筆管。帕慕克在紙的兩面都寫了字,空白處有速寫,看他的散文集Other Colours時見識過他的畫風,頗可愛。因為版面有時太混亂,稿上也有帕慕克對打字員的提示。看手稿最大的感覺則是,書真是人寫出來的,尤其是這種欲為城市招魂的長篇小說,晨書暝寫,不知有幾多不為人知的刪塗,幾多無法記起的佳句,幾多個白白浪費的晚上,幾多個突然醒來的早晨。真是一件浩瀚的事情。

但在館中最有趣的經歷,可算是看完展覽才開始的。從樓上走回地面,便到底層賣書和明信片的商店看看。店不大,只有一店長和我,問她城內示威之進展,她熱心講解。她說,經歷這兩個多月,大家都累透了,運動也進入另一階段。問她市民的態度,她先說因她支持運動,肯定有偏見;固然有反對或不關心的人,但就是不上街的,都曾固定地在晚上九時,走出露台,一起敲鐵匙以示支持,不少老人便是如此,整條街一時聲音雷動。荒謬的是,政府見此,竟呼籲人舉報這些敲鐵匙的人,罪名是噪音和滋擾之類,真有人因此被罰款。談了一會,雙腳太累,我就坐在她身旁的樓梯繼續談。商店的天花有兩層高,直通地面,故其他職員也從樓上探頭答話,或提提這位名為Nilay的店長一些英文字眼。

此時,原先在門口做訪問的女子也走下來了,問我關於博物館的問題,例如若然不知道小說,參觀還有意義嗎?我說,不至沒有,但一定少得多。她邊說邊抄,說了幾句,才知道這個叫Pinar的女子,原來不是職員,而是一個博士生,土耳其人,正在意大利讀書,因論文題目研究《純真博物館》,暑假就回來土耳其找資料,這段時間都在收集訪客的意見。說了幾句,又一女子走下來,名為Kiymet,是有份參與整個博物館計劃的藝術家,這幾天碰巧回館做事,高興地說,門口右邊的那個煙頭的展箱,就是她負責的,然後邊拿起店內有售的目錄冊The Innocence of Objects,邊為我講解。

三人和我繼續談,我也說了一些意見,如展箱間或有點重複,連帶也說起,其實來之前三天,才在香港一報章為《純真博物館》寫過文章。她們有點驚訝:“In Hong Kong?” 所以我之後說想為她們拍照時,她們便好奇地問,即是樣子會在香港出現?我也問了些不解之處,例如展品中何以沒有足球,因之前讀The Innocence of Objects時,知道常有小孩把球踢到博物館的後園,帕慕克說開幕時,便把其一放進展箱。

Kiymet即時回答,有啊,還是兩個,隨即翻開目錄冊,三十八號和七十三號兩個展箱便是。真有趣,因我心目中之足球,總是黑白那種,一時沒想起小孩子踢的,常常是橙橙黃黃的小膠波,也印證了何謂視而不見。那是下午二時許,四人都未吃飯,便一起去了就近的餐廳午膳繼續談,提及她們的背景,也說起抗爭的事,包括警察的暴力。之前有幾晚,因示威者從廣場一直向博物館方向逃走,警察追趕過來,她們便要在休館後留下多等個多小時才能離開。

Pinar跟我談起她的論文,說不同意我剛才訪問時說的,因其論文,正欲說明「純真博物館」是個可以完全脫離《純真博物館》而獨立存在的博物館,這個月來尤其有信心,因為有些訪客就算不知道小說,也因展品而讀出了城市的歷史,勾起了個人的回憶,人為了明白面前的東西,總會自製一些框架和敍述,所以反對我說,不知道小說的人會讀到較少東西。我的意見是,小說與博物館雖有各自的生命,但博物館其實不如小說之獨立,因博物館有明確的敍事,如一章章發展之設計,又大量引用小說原文,連帶似懂非懂地說起艾柯(Umberto Eco)一些文學理論。但未及解釋,其餘二人就說,帕慕克不久前才帶同艾柯參觀博物館。我說知道艾柯四月時到過伊斯坦堡與帕慕克對談,可惜網上錄影配了音,是我不懂的意大利文。但看過簡短文字稿,艾柯一貫風趣。

一起步行回去,與Pinar繼續在館外坐着談。臨行前她說,明年輪到帕慕克造訪意大利,跟艾柯對談,尚未向外公佈,但她已確知地點和日期,告訴了我。抄在筆記,有種好像知道秘密的喜悅,但也明知無緣前往。如是者,就過了在土耳其的第一個下午。

五天後,臨離開伊斯坦堡前的周六下午,我又再次從德心廣場開始,沿大街Istikal Caddesi一路走下,見聞又有不同。下回再續。


【下篇】

留在伊斯坦堡的最後一天是星期六,我又到了德心廣場。聞說周末晚上因假期關係,廣場會較熱鬧,警察也更緊張,會封閉部分地鐵站出入口。那天晚上,我將要乘夜車離開伊斯坦堡,故只能在下午到廣場看看。

周末下午,廣場人多,在「共和紀念碑」下賣麵包糠的人也由一個變成了四個。在底下坐了不久,就有人走過來靜靜兜售冒牌的名廠香水。走在繁華大街Istikal Caddesi,每隔幾分鐘就有警車和裝甲車在路中心經過,突然卻聽見遠處的一聲叫喊。

走近看,是三個年輕人,把報紙放在心口的人,在大街中心來回踱步,定時叫喊口號,高亢堅定。看起來像大學生,我走近問其中一人喊的是甚麼。他說,是叫人簽名要求總理埃爾多安(Erdogan)下台,收集簽名的攤位就在前面。我看了看報紙,又問他頭條說的是甚麼,連帶問他,繼續問問題會耽誤他嗎?他說,有更多外國人知道伊斯坦堡的現況也好,並謂他們有三個人派報紙,不要緊,便把我拉到街的一旁聊天。

這男子名叫Goksenin,是位考古學的碩士生。突然記起,便先問他德心廣場的「共和紀念碑」下給塗去的是甚麼?他說其中一句是詩,拿了我的筆記打算抄在上面,但瞄了瞄我在簿上畫的一個葫蘆立體,便笑說:“Ha, so you are drawing the cay.” Cay即茶,讀若搓,能使他認到我畫的東西,多少感到滿足。岔開一筆,旅行回港後,因請雷競璇先生做九龍城書節讀書會嘉賓,他說可討論其實頗有瑕疵的《茶的世界史》一書,便買了來看。書末附有〈茶的詞源考〉一文,說世上用來描述茶的名字可分techachai三類,然後逐一追溯其發展路線。英文的tea屬第一類te,中文的茶屬第二類cha。土耳其文的cay則屬第三類chai,盛行於歐亞大陸中心一帶。學者試圖解釋cha發展成chai之連繫,有說chai就是「茶葉」二字之壓縮,但其說不甚妥;亦有說chai與「齋」有關,看來更牽強。較可信的,則是chai乃受波斯語影響,經蒙古帝國傳遍歐亞大陸,唯後來聽雷先生說,第三類chai之分法實嫌多餘。

Goksenin把詩句抄在我畫的茶杯底下,語出土耳其詩人Turgat Uyar “Yokus Yola”。那晚回旅館上網查翻譯,詩題指的是“The Road Uphill”,頗符合德心廣場高峻的地勢。至於報紙頭條寫的,則是「真正的幕後黑手」。兩個月來,政府不斷誣衊抗爭,謂有幕後黑手在運動背後蠱惑人心,操控群眾。他們這群大學生卻認為,政府才是真正的幕後黑手,操控傳媒,專橫暴力。問他詳情,他說,政府一直抺黑如高調支持示威的商人Ali Koc,指他煽風點火,因抗爭期間,他曾為示威者供應物資,並容許他們使用他位在廣場附近的酒店之廁所沖身。示威者被警察追捕,又能躲在酒店中。Goksenin笑言,警察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走進大學捉人,卻不可走進酒店。我問,怎麼可能?他說,因那是私人物業,緊接的一句很有意思:“This is Turkey”

“This is Turkey” 來解釋眼前荒謬事物,我在土耳其聽了三次,語氣幾乎一模一樣。第二次,是在小城艾華力(Ayvalik)對出的愛琴海上。船開了不久,跟一土耳其人說了句近乎廢話的寒暄:「這裏水質真好」。怎知他反駁說,內港的水已不怎樣了,然後遙指一小島,說有人竟在那名為Cunda的小島和艾華力之間起了一條馬路,水流為之大受影響。「怎麼可能?」我問。他聳聳肩說:“This is Turkey”。第三次在棉花堡(Pamukkale),在途上偶遇一個滑翔傘教練,有緣跟他從天俯視滿山的白色石灰岩溶洞。有些白如棉花,有些卻已乾涸變色。他說,土耳其人也是這十幾年才懂得保護自然環境,以前不用入場費時,還會有人來燒烤的。「怎麼可能?」他便說:“This is Turkey”

Goksenin說完 “This is Turkey”,繼續說土耳其近幾年之政事民生,尤其不滿於傳媒的封閉。最經典的,自然是警察走進格茲公園清場時,國際的CNN電視台直播警察與示威者之衝突,而土耳其的CNN台卻在播放一齣企鵝紀錄片。Goksenin恐妨土耳其會在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過程中走上回頭路,才號召市民要求總理下台。說話時,身旁不斷有警察的裝甲車在大街來回巡邏,Goksenin說警察個幾月來就是這樣不斷威嚇市民。簽名運動看來無望,他卻充滿信心。

就在此時,另一位原先在派報紙的女子也走了過來。她名叫Uren,讀土耳其文學,問起她對帕慕克之意見,她有點不以為然,覺得帕慕克立場親美,又支持土耳其攻打敍利亞。我只知道包括帕慕克等七位作家,曾聯署要求聯合國制裁和介入敍利亞,但對事情之認識極少,近日才因生化武器的新聞而稍為關心。說起帕慕克,Goksenin語氣也略鄙夷,說帕慕克對抗爭的立場飄忽,到後段才公開支持示威者。我不清楚帕慕克最初之取態,只讀過他在《紐約客》的一篇聲援文章,態度鮮明;以帕慕克跟土耳其政府的關係,也似無支持他的理由。但三個派報紙的人有兩個被我扯走了,不太自在,為免耽誤就沒追問下去。跟二人道別,再走不久就看到收集簽名的攤位,大字寫着 “Hukumet Istifa”,即“Government to Resign”。那又何止是土耳其人的獨有要求。

沿大街走下,到達歷史悠久的「加拉塔沙雷學校」(Galatasaray Lycee)外之空地,又有另一批警車駐守。附近站着一個老伯,身前身後掛了寫滿字的紙牌。見一年青人細看牌上文字,便問他寫的是甚麼。他解釋,老伯是「阿列維派」(Alevi)的信徒,屬伊斯蘭教中一獨立教派,希望爭取更多自由。這大學生唸政治,跟他邊走邊談,他說起整個抗爭結集了不同議題,壓抑了的要求同時爆發,但前提都是覺得自由正逐步縮減。他對「正義與發展黨」(AKP)愛恨交纏,執政這十一年來,生活確有不少改善,不過發展下去卻充滿隱憂,好像推翻了先前的軍政府,卻慢慢變成另一個軍政府。我結果忘了問他的名字,但他沿路如數家珍地告訴我幾次政變的歷史,亦說起土耳其政府對庫爾德人的鄙視,政要不時公開取笑他們,例如會說,他們本來都是土耳其人,但後來移居山上,不小心“Kurd”一聲誤踏雪堆之中,便成了庫爾德人。跟這大學生分別,我便在傍晚回到旅館。

我沒有以偏概全的意慾,更深知旅途上遇見甚麼人,全是偶然所致,所以遇到有想法又有所關懷的人,總覺得特別慶幸。那些人是沒必要給我遇見的,但沒有他們,我所知道的「純真博物館」和大街就全不一樣。不論是社會運動還是藝術,這幾個人都認真投入其中,對本國的歷史、文化、藝術都有認識,然後以各自的媒介探尋真理,輾轉就把信息傳播到香港的報章上,如同早前在德心廣場靜立和站着讀書的人群,與異邦人相借力相影響。

到達伊斯坦堡時是大清早,雖是夏日,早上還有點清涼。離開則是晚上,跟巴士一起上了輪船,在深宵渡過了靜謐的馬摩拉海(Sea of Marmara)。巴士關了引擎,車上的人都渾渾噩噩地走到船邊,或抽煙、或聊天、或遠望。月亮低懸,海上的月影拉得修長,始知挪威畫家蒙克(Edvard Munch)畫的月光倒影雖然詭異,卻原來相當寫實。如是者,就過了在伊斯坦堡的最後一個晚上。


〈上篇〉:《明報》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下篇〉:《明報》 二一三年九月一日



Wednesday, July 24, 2013

烏普薩拉


【教堂】

位在瑞典東南的鳥普薩拉(Uppsala),有一座大教堂,中央地上有一石刻:

"Immortalem Atlantica Mortalem Hic Cippus Testatur."

拉丁文寫的是:「此石見證朽而不朽的阿特蘭堤斯。」幾行不起眼的刻字,果然早給日子磨得圓潤;瑞典人曾以為國土就是阿特蘭堤斯的想法,倒很新鮮。二○○三年去瑞典讀書,在八月為交流生而設的導賞團,就已聽胖胖的導遊講解過這塊石刻。但那時英文不好,細節總是跟不上。要到一年後臨離開烏普薩拉前兩天,才最後一次走進教堂,把刻字抄在日記。

教堂最初是一點光,遠遠就在機場往宿舍的巴士途上看見。烏普薩拉地勢平坦,教堂又是城中最高的建築,外來者一眼就能辨知城市的中心,由是也可推斷,千山萬水之後,終於都到了。八月的陽光平均而放肆地灑在地上,教堂尖頂的銅皮反光,恍如插在蛋糕上修長的蠟燭剛剛點火,雖然細小,卻有儀式一般的重量。

跟導遊走出教堂,也去了烏普薩拉不同名勝。一次,兩個同學聽講時走到樹蔭,導遊便打趣說:“You will regret it in November”。到了十一月,教堂已從原初的興奮,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譬如是我在下課之後、上班之前的歇息取暖之處。

【何希】

八月到埗,先用一個月上瑞典文班。瑞典文與德文接近,一撮德國同學有時未待老師講解經已曉得。班上近半的美國同學,則會用很美國的方法學習,譬如把瑞典文字母ö,稱做“Mickey Mouse”,因像有圓臉和雙耳。瑞典文固然不易,但有時不懂的其實是老師和同學的英文。快問快答,跟不上也不敢問。但慢慢卻發現,聽不懂的除了自己,還有一個西班牙人。他的英文比我更差。

他的名字是Jorge,頭髮捲曲,眼神誠懇,鼻音濃重,會為很小的事情笑很久很久。我因發不到西班牙文那震動舌頭的R音,初時沒法讀準他的名字中間的轉折。他一遍遍愈來愈慢地重複,我一遍遍愈來愈慢地讀錯。但正是他這堅持,使我慢慢也轉用中文名介紹自己,要別人發準廣東話讀音。

瑞典文課是愈來愈無望了。我和他一天比一天鬆懈,也覺得既然有一年時間,要學的話總有其他方法學懂。最後一週,更是與他坐在最後一排,他教我讀西班牙足球員的名字,我則把他的名字譯成「何希」寫下送給他,教他玩「天下太平」。他都喜歡。

他讀生物,所以九月以後不曾一起上課。但因為大家一樣清貧,一樣想賺錢去旅行,就常在酒吧工作時相見。十一月後,無事可做的寒夜愈來愈多,他就常為我煮飯,或用他的電腦一起看Simpsons學英文,或在窗邊看着蕭颯的天色,聽他用口音很重的英文安慰地說:“In this kind of weather, I feel especially good at home”。宿舍已悄悄有了家的地位,變成家鄉以外的另一個家。有時候,我們也會站在他牆上一大幅世界地圖前手比指劃,於寒冬盼望春日,在四壁之內設計四散的旅行路線。當時固然不會知道,有些狂想最後竟成事實,例如在夏天,一起走到挪威那天涯海角一般的Lofoten。但那也是我們最後一次能夠說旅程之後,會「回烏普薩拉」了。此後,「回烏普薩拉」就不再是路線的考量,而是情感的寄託。十年了,再次踏足瑞典的話,總是回,不是去。

【啤酒】

米奇老鼠ö時常出沒,因為瑞典人實在喜歡啤酒:Öl。十月開始,我用在餐廳和酒吧工作的時間大約是上學的六倍。我選讀的傳媒課極空閒,一星期只有三個朝早上課,加起來不過五小時,其他時間多是自己看書和討論。工作就忙碌得多。

烏普薩拉的學生會規模龐大,依瑞典的地域劃分,共有十三個,稱為Nation,都有各自的建築物,有些建成於十九世紀,積木一般精緻,內有風格和面積不一的餐廰和酒吧,有的更有自己的球會、圖書館甚至墓地。瑞典學生有的依籍貫加入,交流生則隨喜好選擇。

我加入的Varmland Nation,就在教堂旁邊。最初負責洗碗洗杯,後來做過廚房、侍應和酒吧。Öl是啤酒的正稱,但在酒吧則多叫“Stor Stark”,直譯的話,前者是「大」,後者是「強」,一杯半升。為使酒量強大的國民飲酒沒那麼方便,瑞典政府規定酒精只能在名為Systembolaget的指定地點出售。其他如超級市場等,只能賣低濃度的啤酒,同學笑言,飲到膀胱出事還未醉。於是週末的酒吧,就成了盡興之所。五時上班預備,一起吃飯,七時開門,一時關門。把所有杯碟收拾洗好,所有桌椅叠起打掃,再全層撞熱水洗地,約在二時完工。然後所有工作了一夜的人,又在大廳一起吃飯談天,有時三四時才離開。也有不知何故氣氛不大好的日子,大家匆匆吃完就各散東西。

最冷的時候下班就慘了。戶外是零下二十幾度,我的單車鎖是二手便宜貨,間歇給冰封,便須一直站着用手磨擦、用口吹風,深夜呆呆地在風中等待,感受存在的荒謬。再踏半小時單車回家,地面因積雪而滑溜,卻偶有明淨的星空把你牢牢停下。洗澡就寢已是五時,因為太累,醒來通常是同日下午三時,太陽經已落下,吃點東西,又去上班。冬天曾有那麼一段日子,上班上得頻密,碰巧天氣又差,十多天沒見過太陽,心情鬱悶,也更明白為何北歐的自殺率一到冬天就飆升,為何宜家傢俬的貨品色彩如此鮮艷,為何瑞典會有英瑪褒曼了。

【森林】

我是離開瑞典幾年之後才接觸藝術電影的。事後固然覺得浪費,因為烏普薩拉正是褒曼出生之地,看他晚年特意返回取景的《芬尼與亞歷山大》,單是喪禮一場教堂的一個空鏡,便引發了我不成比例的感動。

在烏普薩拉看過最深刻的一部戲,則是Valborg後一晚的偶遇。Valborg是瑞典重要節慶,在四月最後一天。原來真有大地回春這件事,又原來烏普薩拉真有那麼多人,都像驚蟄一樣,湧到圖書館前的草坡,或歡呼,或野餐,或肆無忌憚地從早上開始爛醉。按照傳統,瑞典人手持像海軍那種白帽子,新生的帽子雪白,頭髮雪白的帽子霉黃,幾代人,等待圖書館露臺的演說結束,一起揮動帽子告別寒冬。只有經歷過北歐的冬天,才會明白瑞典人為何如此敬重太陽。春天一到,只要有陽光的地方就有人,都如待在岸上的海豹一般,心無旁騖地躺着曝曬。

Valborg玩了一整天,翌日下午,又決定與何希及德國女子Frauke和美國女子Kristen,一起提早吃晚飯,然後帶同睡袋,踏單車進近郊的森林過夜。何希說,那麼高興,不如邊吃飯邊看電影,還興奮地說,有一部電影的情調極之適合。煮好飯,圍住電腦。一看,竟然是《德州電鋸殺人狂》!情節都忘了,我卻深深記得,我們笑了二十秒才能吃飯。

但對比起電影,森林實在是平和而充滿生機。我們一直向南走,到了大湖Mälaren的北端,理論上可從那裏游到首都斯德哥爾摩。因為沒帶帳篷,我們便在湖邊的觀鳥臺底下過夜。對岸是綿密的樹林,有雀鳥棲居,但入夜後都安靜下來,偶然才看見幾片飛翔的黑影。幾個人拾了些柴枝在路旁生火,拿出水果,圍着談天。火總是耐看的,不覺把面烘得灼熱,就離開走走,偶見草上有東西走過,不是殺人狂,而是一隻野兔,停停跑跑,夜裏只餘下一雙發光的眼。難忘一個男子踏單車在深夜經過,停了在火堆旁,用瑞典文說了簡單一句:「很美啊。」

【阿特蘭堤斯】

那美麗的火堆是十年前生的,也熄了十年。在湖邊因微冷而睡得不穩的一覺,則給四時半的日出吵醒;朦朧中,對岸的樹林彷彿整個在拍翼呼叫,渴望離地遠去。巧合地與Kristen同時起來,就一起站在岸邊看鳥,看日出,看湖上淡紅的倒映,感受陽光的溫暖。她今次說的是英文:It’s so beautiful。

十年了,我與何希早就斷了聯絡,雖然大家都一定知道這間斷不代表甚麼。碰巧上星期有天晚上,收編輯電郵,約稿寫旅行。不期然找出公文袋,重讀在烏普薩拉寫的四本日記。忘了是在哪套戲,還是自己拼湊出來的一句對白:“It is where I was young”。

再查資料,阿特蘭堤斯原來是由柏拉圖提出的,攻打雅典不果,一天之內就沉到深海。但一旦成為神話,就有了不朽這特質。我又想起了教堂的石刻:瑞典果然就是阿特蘭堤斯,我也總算明白不朽的意義。


《字花》 二○一三年七月/第四十四期

*二零一八年後記:
文中提及烏普薩拉大教堂地上有一塊關於阿特蘭堤斯的刻石,但2018年重訪烏普薩拉,
發現沒有,嚇出一身汗,不知哪刻聽錯、抄錯或記錯。想來基督教堂提及阿特蘭堤斯,本來就不合理。


附錄:〈艾美利亞〉

博物館與帕慕克



多得友人家榆相告,我才知道河北有間「冀寶齋博物館」,非同小可。雖未親身遊歷,但單看網上圖片已覺怵目驚心,皆因館內文物,假到儼然進入了忘我的境界。瓷盤要多大有多大,瓷罐要多古老有多古老,但其手工之馬虎,館主常識之淺薄,均是路人皆見。漢代固然不會有青花瓷,正如雍正年間的器物不可能畫有《紅樓夢》的金陵十二釵。館主一於少理,甚至隨便到在一組十二生肖瓷器的介紹上,不知是嫌原來寫的太過誇張還是不夠誇張,便用白油把「年代」一欄的資料塗掉,手寫一個歪歪斜斜的 ──「商」。

純粹批判館主愚昧,未免糟蹋這所博物館的意義。我們逛博物館,一般都假設展品為真,就算是如骸骨和模型等複製品,最少都希望符合歷史事實,於是我們才覺得可借物件增長知識。如果博物館的展品都是假的,它還稱得上是博物館嗎?這樣問,是因為知道「冀寶齋博物館」時,不禁想起對博物館情有獨鍾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那位館主欠的,可能不單是歷史知識和自知之明,而是一本與博物館共生的小說。他的問題或許不在造假,而是假得根本不夠徹底,因為他還依戀現實世界。帕慕克就不同了,他開了一間只有贗品的博物館,對應的還是自己一手創造的虛構世界。以下就借瀏覽帕慕克的三本書,回溯他這段造假的歷史。

事情要從帕慕克二○○八年寫成的長篇小說《純真博物館》(The Museum of Innocence)說起。小說背景設在七十年代的伊斯坦堡,男主角是一富家公子,婚前不久卻與另一女子相戀,激烈卻短暫,因女子一天突然消失了。主角無法重投正常生活,唯有靠儲存和玩味女子觸碰過的物件度日,包括她的耳環、煙頭、火柴等等。等待等待又等待,再重遇時,女子經已另嫁他人,但主角繼續與她交往,並繼續搜集和儲存一切跟她有關的物件。後來,女子與丈夫離婚,主角終能與女子在一起,將要結婚,卻又遇不測。最後主角便將女子住所改建成博物館,展示儲存多年的物件,同時囑咐小說家帕慕克要把故事寫出來。

因為寫的都是回憶,所以《純真博物館》的敍事者,間歇會跳出來直接跟讀者說話,口吻像個展覽導賞員。例如在第九章寫到女子的耳環,便用括號補充一句:其中一隻耳環就是現時館中的首件展品。在第三十六章,提到主角寫給女子的一封因為羞愧而始終藏著的信件,便寫道:如讀者和博物館的遊客讀到這封信,便知道我對女子是多麼卑躬屈膝。

由此大概可以想像,《純真博物館》是本建基於物件的小說,借物件的描述,構造一段愛情故事,以及城市變遷的歷史。同樣是西風東漸,《我的名字叫紅》寫的,是十六世紀土耳其細密畫師(miniaturist)面對從威尼斯而來的透視畫法之衝擊,《純真博物館》寫的則是土耳其西化過程的掙扎與憂鬱。書中物件,小如一枚舊日在公共電話亭使用的代幣,都在召喚伊斯坦堡的城市記憶,勾勒幾代人一去不返的生活氣息。

我本來不算十分喜歡《純真博物館》。小說的情感雖然豐富細密,卻覺得中後段講拍電影的部分結構鬆散,也找不到小說真要這麼長的理由。但後來卻稍改觀,因為《純真博物館》中那個筆觸寫實的虛構世界,最終竟流進了現實。帕慕克在成書之後,果真把伊斯坦堡一幢樓房改建成「純真博物館」,幾經延遲,去年終於開幕,展示在小說提及大大小小的物件。於是,印在小說最後一章的博物館門票,終於有了現實的着落,因為據說只要手持小說上的門票,就可免費進入這間真實的博物館。

這樣為小說起一間博物館出來有何意義?跟主題公園又有分別嗎?我想從帕慕克在二○○九年的羅頓演講(Norton Lectures)編成的小書 The Naïve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ist說起。題目源自德國哲學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文章“On Naïve and Sentimental Poetry”,此書的大陸版譯做「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台灣版則譯做「率性而多感的小說家」。讀哲學的朋友說,原文Naïve與Sentimental的分別,關鍵在於意識之有無,雖然都跟美有關,但Naïve的像是無心為之,Sentimental的則充滿自覺。帕慕克將這組概念扣連到小說創作,再延伸到我們閱讀小說的經驗,似乎都在這投入與抽離、相信與質疑的兩極之間來回擺盪,回應了大陸和台灣譯者都隱去的副題:“Understanding What Happens When We Write and Read Novels”。

我覺得書中最好看的,是第四章「文字、影像、物件」和第五章「博物館與小說」,兩章更有不少互相呼應之處。在第四章,本身是畫家的帕慕克先比較了寫作與繪畫的分別,他的一個想法很有意思:不少重要小說家都會暗暗羨慕畫家,似乎是因為,文字就是無法趨近影像散發那種直接而強大的力量。以他自己為例,便總覺得繪畫時較直率和純真,倚靠天才;寫作時較複雜和老成,倚重智力。

這說法也為「純真博物館」下了一重要注腳,因為博物館正是一個直接呈現物件與影像的地方。小說紀錄語言,博物館保留物件,都在時空之中,儲存了舊日的生活痕跡。於是在第五章,帕慕克就重塑了構造「純真博物館」的過程,時序並非先虛構後真實的判然二分,而是一個互相混和的過程。例如,帕慕克有次在二手店看見一條橙花綠葉的裙子,直覺認為那絶對適合小說中的那位女子,便先買下來,再構想一個她穿這條鮮色裙子的場景。

如此一來,我們就不難想像,帕慕克視線所及的尋常物件都充滿了新的可能和故事,就算本來乏人問津,一下子都有了扭轉命運的機會。難怪帕慕克說,寫成《純真博物館》之後,室中早就堆滿各式各樣的舊藥瓶、鈕扣、衣物和廚具。以他這種眼光瀏覽城市的舊店舊物,更不止關乎文學和藝術,而是一個人類學式的城市考察了。

這還不止,因為帕慕克去年又出版了尚未有中譯的《物件的純真》(The Innocence of Objects)。不是小說,也不是論文集,而是關於「純真博物館」的展覽目錄冊,以相片為主,講解整個博物館的策劃和成立過程,包括選址經過,中間因遇到政治檢控而一度以為無法完成的擔憂,帕慕克與工作人員如何搜尋和擺放舊物,解決各種困難等。

書中不乏有趣的片段,例如寫到一群常在樓房附近踢球的小孩遇見帕慕克時,總會問他博物館究竟何時開幕,因為他們又把足球踢進後園了。帕慕克說,到前後用了十三年完成的博物館開幕時,一共拾到十八個足球,都已漏氣,還保留了其中之一作為館中展品。《純真博物館》寫虛,《物件的純真》紀實,「純真博物館」則是既虛構又真實的合體。帕慕克之野心如此龐大,情感如此充盈,重讀小說,能不稍稍因之改觀?帕慕克建立的雖是「純真博物館」,率真地藉此與已逝者共存,但整個創作計劃卻是複雜、自覺而感傷的,所謂The Naïve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ist,講的不正正是他自己?

話說回來,《純真博物館》第八十一章很好看,寫到主角慢慢有一嗜好,每到不同國家遊覽時,總會花大量時間參觀一些不知名的小型博物館,都影響了他對博物館的想法,然後便列出這些博物館的名字和其中的發現。若然主角有幸參觀河北的「冀寶齋博物館」,說不定會決定為他寫一部小說。到時候,那組十二生肖瓷器,可能就給放在酒池肉林旁邊,以作紂王玩樂時的小小點綴了。


《明報》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錄:〈伊斯坦堡〉http://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html


Monday, June 24, 2013

現代文人古典美——訪王穎苑


王穎苑是我認識的同代人之中最天資聰穎的一位,對哲學、古典文學、崑曲、古琴都有心得。初相識時,覺得此人有點古怪;相處日久,傾談多了,則發現要思慮清晰和充滿勇氣,才能如她這樣安然地我行我素。

跟她傾談是樂事,她有種把學問說得活潑的能力。記得她在前年的古琴演奏會的場刊,這樣介紹古琴:「他音量小得在街邊乞食也聽不到,卻有很多古人說他可令天下太平 」。在去年的演奏會,場刊這幾句也深刻:「彷彿古典的東西都要一分温柔和勇氣。對大家都不習慣、不太相信、不太看得見的,有無比的深情和敏感,然後,承受孤獨。」古典藝術就是如此,能見人所不能見,卻總是知音難求,注定受冷落。

今年六月,她將有另一次古琴演出。跟之前不同,她今次會以〈洛神賦〉為主題,結合舞蹈和琴歌。我相信觀點比介紹重要,有興趣的話資料在網上都不難找,所以不妨先看看她有何想法。

郭:郭梓祺
王:王穎苑

「文人地」看待事物

郭:先從闊一點的東西談起。討論傳統中國藝術,很難與「文人」的身份分開。對你來說,文人是甚麼?

王:我覺得可能是個adverb。即是說,不止是「文人」這身份,而是「文人地」看待事物。傳統文人大多受儒道二家影響,追求精神性的東西,例如境界,而不是客觀知識和技巧。他們對美有追求,重視人的性情,懂琴棋書畫,我覺得他們都有種浪漫的感覺,想在生命的每一部分都展現出詩意來,落到不同的藝術範疇如詩詞和繪畫,也是這樣。崑曲雖由伶人演出,但曲詞都是由文人寫的,高雅含蓄;古琴亦然,重視境界而非技術。所謂境界,就是一種朦朧的對美的設想。如反問你,文人的典範又想到誰?

郭:蘇東坡吧,通才。

王:對,正如你不會當「孔乙己」是文人,不能只顧讀書考科舉,要在經史子集這些主科以外,鍾情各種術科,做很多無聊的事,譬如是烹飪,研究怎樣煮好東坡肉。最好還有一些幽默感,所以賈寶玉是文人,不願讀書考試。賈政你就不覺得有這氣質了。這種態度可應用到其他東西,但大體而言總是重視情趣,而且有要求,會講究。所以文人有時會給人貴族的感覺,但那不是奢華般簡單,因為必然關乎某種品味。

郭:所以也想起張岱,就是一個公子,古靈精怪,飲茶講究的不只是茶葉和茶壺,而是水,進而就研究泉和井了。

王:就是了,如《紅樓夢》講薛寶釵吃的冷香丸,就一定要弄那麼久。我覺得你說的「公子」真好,因你覺得他是美的,單單有錢不行,樣子生得衰一點其實也不行。要有風度,就像魏晉名士。

郭:我想起牟宗三先生在《才性與玄理》講魏晉名士,都是有逸氣而無所成,有種悲傷情懷。那些名士看似瀟灑脫俗,但心裏其實都很悲苦。

王:對,但美就美在這悲劇感。真正稱得上文人的,總會有點慘。一帆風順生活如意的,倒難有文人的氣質。那氣質,多少有點懷才不遇和傷春悲秋,是對生命一種內在的感覺,因總有追求不到的東西,總是失落。你看蘇東坡,人生充滿折磨,你覺得他幽默,其實都很tragic,因為全部是自嘲。他簡直是古今最精於自嘲的人。

大部分公認出色的作品, 其實都有這悲傷情懷,如屈原。書法也是,〈蘭亭序〉表面很開心,但正因在動盪中難得有那樣快樂的一天,更顯得一瞬即逝無法把握。〈祭姪稿〉不用說,〈寒食帖〉也一樣。古琴也是,大曲都不是快樂的,就算看來平淡恬靜,講隱居或遊仙那些,通常都是先經歷現實生活的挫敗,才退回內心去尋求平靜。但這種轉化都由悲情開始。只有很少人會一生出來就喜歡出家。

文人就算看破世塵,都要在悲慘之後才看破。這與遭遇多少不幸無關,因這些人特別敏感,可能小小的事已足令他們能體會這悲情,也不單是自己身上的,而是普遍的生命形態的感悟。

何況位至宰相也可自覺得懷才不遇,因為生活總有缺失,有不圓滿的感覺,也因為理想很高很高,於是常有無奈之感。文人對這就最敏感,尤其覺得好東西無人賞識,庸俗的卻大行其道。《離騷》便是如此,於是就有義憤。

古琴與舞蹈

郭:這些東西,在古琴上如何表現?

王:古琴在唐以前之特點,便是「聲多韻少」。聲和韻的分別,籠統講就是技巧與境界的分別。「聲」是右手的彈奏,可歸納成速度和力度,很多樂器都是如此,只要大細聲對比明顯,彈得夠快,難度夠高,便已能令人佩服。但這能使人亢奮,卻難令人沉思,我們很難「亢奮地沉思」吧。所以這也不近文人藝術,因為少了內省,而只有耳目間的娛悅,《廣陵散》、《大胡笳》都屬此類,比較刺激,我不太喜歡。

「韻」則是左手在絃上的滑動,明明完全無聲的,連餘韻也沒有,左手還繼續動。宋明以後較多這種重視「韻」的曲,正是要「文人地」處理古琴,像《漁歌》,重乎內在的觸覺,有較細緻的情緒推進,希望達至內省和沉思的境界,正是古琴所以為古琴之處,因為動的不再是手指,而是內心。那牽涉到我們要聽的究竟是甚麼:不是旋律,而是每個聲音的質地,以及音與音之間的關係,很像舞蹈。

郭:似跳舞的地方是甚麼?

王:這可連帶講到古琴譜的寫法。幾千年來都用指法譜,現存最早的〈幽蘭〉是文字譜,記的都是指法,而非音符。指法即是手指位置和動作,這記法明明不方便,又無節奏又無旋律,但古琴一直堅持指法譜,正是因為他重視的是手指之間滑動的韻律與美感。正如書法,看的不是端正與否,不是對錯,多一筆少一筆也沒所謂,因為重視的是如行氣、力度和情感等較為抽象的東西。古琴的指法,就像跳舞的動作,幾時連,幾時斷,從而表達情感和展現境界。

郭:你今次演出跳的舞又會是怎樣的?

王:可算是將我學過的舞蹈,綜合地表現出來,包括崑曲、傳統日本舞和法蘭明高。

我不算很熟悉法蘭明高,卻覺得他有古典精神,因有强烈的對內心的探索,Solea最能彰顯這點。你要去思考那抑鬱,有反省,那是法蘭明高最重要的表現。不像Guajiras那種開心舞,好像是一堆貴婦,有錢又得閒,跳舞表現一種單純和快樂的美。跳這種舞我會不滿足,發揮的空間也有限。Solea就不同了,因無論是憤怒或艱難,舞者都要咀嚼那情感,我的跳舞老師就常強調腳步要沉着。

傳統日本舞也是這樣,從來不離地、不跳起。崑曲一樣,高雅含蓄,文戲才是他的精神。如你看崑曲只愛武場,那基本上你沒領略過崑曲的特質。簡單點,其實只問你喜不喜歡〈尋夢〉便知,那是崑曲所以為崑曲之處。

我愈來愈喜愛傳統日本舞。你真要欣賞日本人的一絲不苟,傳統日本舞一直充滿自尊和自信,真正是傳統地存在着。門檻很高,能力以外,也需要大量金錢,但因為要求嚴格,故受尊重,面對老師和技藝,都很莊嚴。因為嚴謹和歷史悠久,才有講究的本錢。像那些和服,真是充滿誠意,而且愈高級的愈素淨,高貴就在其質地,因為他不以顏色刺激你。而要懂得欣賞質地,便已經抽象一層了。

表演藝術的意識

郭:你對「表演」這事本身有何想法?

王:傳統文人都不是表演者,就算彈古琴,都不過是自己彈,最多就是找三五知己,少有「表演」這概念。拋頭露面出來表演的,則是伶人或倡優。

我想相較之下,我的古琴演奏較重視表演藝術的元素,包括整體形象,舞台設置,觀眾反應等。如無表演藝術的訓練,便難有這種意識。一般的古琴演奏較少有這種意識,不一定很留意觀眾,可能跟自己平時彈差不多,只是場地不同了。我這樣說並不是一個高下的劃分,只是焦點不同。我今次演奏會的定位,就是再向舞台表演的方向多走一步。

想起來,就算是文人都有不同種類。心靈之美是共同追求,但有些人如我,則同樣追求形體之美,比較貪靚。這固然需要經營,但你看魏晉名士也多經營。

郭:對,要敷粉才可出門。

王:像你剛才說,有人對煮茶的水都那麼講究,為甚麼外表就不可以呢?這與我鍾愛表演藝術、重視觀眾的想法是一致的,因為美總需要被witnessed,否則會有遺憾的感覺。正如心靈之美,最好能被賞識,否則就容易覺得不遇。

郭:我向來對刻意標榜多媒體的演出都有戒心,像胡恩威的進念,但只看過一次不宜批評太多。那一次也很慘,逼不得已要和學生一起看,看後最大的感覺就是膚淺,還要用一個教育你的姿態來包裝自己,很可惡,令人充滿義憤。算了,不如說說你對不同媒界的看法?

王:最重要的是不為多而多,亦非甚麼為了探討媒介的可能性之類。而是因為,我的想法只可以如此呈現,要有不同的媒介,都是因着感情的需要而發生的。我今次想演出〈洛神賦〉,全因有一朝無聊時,突然在腦海浮現出一個白紗女子的形象,隱隱覺得淒美,很動人,但最初卻未肯定那感情究竟是甚麼。這形象揮之不去,我哭了起來,很想去捕捉那情感,然後便慢慢想,她會如何活動呢,有活動便成了舞蹈。最後才想到音樂,覺得唯有古琴才能帶出那意境。

郭:我想起阿巴斯拍Like Someone in Love,也因為曾在日本街頭看見一個穿婚紗的女子,意象久久不去,隔了十八年,便回日本將她拍了出來。

王:真正的藝術家都有這份深情。再補充一下剛才的回答,我其實並無刻意要探索各媒介之特質或組合。當你有需要去表達,而你又熟悉這些媒介,對他們有觸覺,他們自然就會結合起來。像那白紗女子的形象,一出來,我就肯定她適合穿法蘭明高的長裙 “bata de cola”。故法蘭明高是最先和最內在的,因此有了特定的節奏;傳統日本舞和古琴的意境與之配合,崑典的情調和眼神亦然。

當我一步步希望把這女子realize出來時,就想到了曹植的〈洛神賦〉。〈洛神賦〉有特定的場境,雖然那不是啓發我的靈感,卻讓我從傳統中找到資源,有specific的處境,general的感通,尤其是以前的文人,會特別意識當中的關懷所在。我自己感情豐富,必須表達出來,而表達是要有對象的,於是就有了演奏會的念頭,一切其實頗為自然。

重讀〈洛神賦〉

郭:你再讀曹植〈洛神賦〉時,有否新的感覺?

王:我覺得當中有種很強的contemplation,而那象徵,也是普遍存在於傳統文人的,簡單講就是理想的追求與失落,不論那是宓妃、是甄氏、是政治理想、還是更抽象的探尋,都離不開失落。因為努力付出了,卻沒有結果。

我覺得洛神不一定是女子,否則為何會用「游龍」去形容?小鳥可以理解,但「驚鴻」就有點怪了;秋菊可以明白,但「春松」又太剛健。莫非曹植只是在自己讚自己?洛神那個美好形象,可能是作者的self-realization,講的就是自己,如此美好,卻得不到認同,你都知政治和仕途對他們來說如何重要。想那白衣女子時,也出現了白鷺的意象,連帶想到傳統日本舞〈鷺娘〉一曲,講的是白鷺變成精靈,一片冰天雪地,意境淒美。後來再讀詩,發現唐人劉羽的〈一鷺圖〉也很好,尤其是「雪衣公子立芳洲」一句,那當然也是詩人自況,意境清高,對演出的想像就愈來愈豐富了。

郭:真是很豐富,祝演出順利。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一三年六月二日

真正的閱讀——余英時與陳寅恪


早就聽聞余英時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是本好書,卻到最近才買了兩年前增訂的新版,一篇篇讀下來,心中激動,深覺他示範了如何做個理想的讀者——拿着一本謎語書而不猜謎,永遠都不曉得謎語奧妙之處。何況那還不是普通的猜謎遊戲。博學如陳寅恪先生,晚年卻要在中共治下苟活,把心事和憤懣曲折地寫進詩中,實在是當代中國摧殘自由之思想的寫照。幸好有後來者余英時作鄭箋,猜謎發隱,否則瓶中信就在汪洋裏永遠飄浮。《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之解謎,就算不直接如瓶中信之終被打開,也最少像流落荒島的人向大海招手之後,遠遠聽見輪船表示會意的一聲氣笛。真有人明白的話,一個就夠。
    
余英時為陳寅恪寫第一篇文章時只有二十八歲,陳寅恪尚在人間。那是一九五八年,余英時從陳寅恪不能在大陸出版的《論再生緣》察見其心跡,發而為文,是為他研究陳寅恪的開始。在更多考證與論辯之後,余英時逐一寫出〈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等文,都收錄在此書當中。文章前後跨越四十年,結為文集,資料不免重複,但由此益見余英時論點之貫徹,最初的直覺與假設都出奇準確。

書中詩文典故的考證頗艱澀,這裏僅舉幾個較易的例子。余英時的論點之一,是陳寅恪以其獨立之精神,不單從未靠攏中共,更認定這個以夷為師的獨裁政權,將把中國文化徹底摧毀。這種話在文字獄盛行的時勢,當然不能宣之於口,連書信也寫得隱晦,例如陳寅恪在一封信中提及自己著書已改用新方法,便說那既非乾嘉考證,「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余英時在〈後世相知或有緣〉一文如是收結:
「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眞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説』呢?其實陳先生這裏用的正是我一再指出的暗碼系統。 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真人是『列』御寇,他其實是説,他硏究歷史決不用『馬列主義』啊!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爲陳寅恪也。」

信中明顯讀不通的句子固然像謎,貼在門前看來顯淺的對聯也充滿玄機。余英時之見出來之後,中共自然組織反擊。例如馮衣北,即引陳寅恪在一九五九年的門聯「六億人民齊躍進,十年國慶共歡騰」為反證。如此歌功頌德,不是鐵證如山?余英時在〈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的回應可謂鞭辟入裏。他憑藉的先是自己對陳寅恪的認識,覺得以其史識,不可能歌頌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政權,復謂以先生的文史造詣,即使要歌功頌德,也會寫得比較得體和有深度。

然後,余英時說熟知文章體例的陳寅恪,一年前特意寫過一段「歇後體」的文字,點出門聯實用歇後:「『六億人民齊躍進』的下面半截沒有說出來。六億人民一齊躍進甚麼地方呢?躍進火坑,躍進地獄,還是躍進深淵?這是要讀者自己用想像去填補的。」說服力固然未足,他補充:
『十年國慶共歡騰』的『共』即是共產黨的『共』。所謂『十年國慶』只是『共』產黨的『國慶』,也只有『共』產黨才『歡騰』。陳先生把『人民」和『共』產黨放在一副對聯的兩面,他的意思還不清楚嗎?」

孤證不立,余英時接着指出陳寅恪在詩文中用「共」字暗指「共產黨」的其他例子,如《聞歌》一首:「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樂世歌。座客善謳君莫訝,主人端要和聲多。」所聞之歌是甚麼?主人和座客又是誰?詩中的「共」字是雙關語:「共產黨自己歌頌太平,卻要知識分子跟着和唱,而『善謳』的『座客』也真多得令人驚訝,這是全詩的命意所在。」至此,余英時的反駁可稱圓足。對比馮衣北強把陳寅恪在一九五年寫下的「領略新涼驚骨透」一句,解作「不意共產黨待我如此之厚」,以及透骨新涼「並非貶語則甚明」等,相距不可以道里計。余英時回應說「如此說詩,誠足解頤」,已是相當克制的嘲諷。

詩無達詁,卻不代表讀者就可隨便穿鑿附會。余英時尊重證據,隨時是服善而修正己見。例如當有人提出陳寅恪詩中「弦箭文章」一典更合理之說法,余英時即承認:「我在原文中所引袁紹以箭弩著稱云云,其實全不相干」等。這坦然,令我想起他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一條注釋。他在這篇經典文章有「大觀園就是太虛幻境」之見,並在句後施注,謂重翻俞平伯《讀紅樓夢隨筆》,才發現此見早為嘉慶本評者道破,俞平伯之轉語亦早有此說。余英時寫道:
「俞先生最後一句話和我的說法一字不差。足見客觀的研究,結論真能不謀而合。《隨筆》我曾看過不止一次,但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面俞先生自己心得的幾節,居然漏掉了這條吞舟之魚。本文既已寫就,改動不便,特補記於此,以誌讀書粗心之過。
單是一條注釋已知其為學的態度,亦可見要做到文證詳悉,實不容易。

回到余英時箋注陳寅恪詩之法。用得不好,那固然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故《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亦有專講方法論的文章,分析這種暗碼系統的解讀,牽涉詮釋學與史學問題。但我想,有兩個方法最能概括他這種讀書態度。

其一,貫穿書中各篇文章的,全在「心」字。不論心情、心史、心境、心事、心曲,均離不開一種將心比己的代入,類近余英時形容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時之「歷史的想像力」:王國維自沉了,去國的機會經已消逝,政府肆意蹂躪讀書人,亡天下之憂思日深,陳端生、錢謙益與柳如是激盪了他的心靈致使他耗盡精力為之發皇心曲,這全是余英時「以意逆志」的背景,再在「發而為詩」的地方搜尋證據。

其二,可用余英時在書中〈書成自述〉的末段歸納。這將心比己,不單是一般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因為到最後更是合二為一,再也無分彼此了。余英時說:
「我曾一再說過,我儘量試着師法他的取徑,他怎樣解讀古人的作品,我便怎樣解讀他的作品。從這一點說,這本書不能算是我的著作,不過是陳寅恪假我之手解讀他自己的晚年詩文而已。但我不否認我對此有一種情感上的偏向。因為它已不是外在於我的一個客觀存在,而是我生命中的有機部分。它不但涉及歷史的陳跡,而且也涉及現實的人生,不但是知識的尋求,而且更是價值的抉擇。此書不是我的著作,然而已變成我的自傳之一章。」真正的閱讀,大概無過於此。

余英時這樣閱讀陳寅恪,結果得到了甚麼?除了一本書和一輪攻訐,余英時告訴我們,在陳寅恪過身十多年後,他得到一封書信,信中有陳寅恪的女兒陳小彭希望轉告余英時的消息,頭一項說,陳寅恪當年讀過余英時的〈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一文後,說了四字,擲地有聲 ——「作者知我」。

大陸其實是比較大的荒島,飄流落難的人,卻因寫作與閱讀,心氣相通,最少在浩瀚的時空裏頭,因為人之相知,於孤單中得慰藉。


《明報 星期日生活》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錄:〈台灣守得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