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幽光

【壹】

人常把歷史擬人化，故「歷史會記住這一天」，或「歷史不會忘記」，卻忘記現實裡許多人記性都不怎樣。二零一七年終回顧，今年讀過最喜歡的書，是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火之記憶》三部曲（Memory of Fire）。他像考古學家，從美洲歷史的沙塵中發掘碎片，看出一磚半瓦的幽光，並以一則則短篇故事拼出馬賽克，始以神話，繼以近五百年的生活，每則先列年份和地點，後附小題。美洲殖民史沉重，作者寫作的襟抱宏大，但就算一時掌握不來，也會被他說故事的能力吸引，平實時如漫步，卻有舞步般輕輕躍起的瞬間，然後優美地飛翔。

什麼是歷史氣息？舉書中並排的兩版為例，左邊一版是「1839：夏灣拿」，小題為「分類廣告」，只貼出當年一格報紙廣告，沒再引伸，讓廣告自己說話。廣告標題是「動物出售」，內有兩小圖，上面黑影看似人形，下面是馬。人形小圖原來是個黑人婦女，文字形容她年青、健康、謙卑、擅煮食、懂洗衫熨衫。下面的馬，則血統優良......加萊亞諾高明地不置一詞，因廣告已足夠說明，前人在時空和意識形態限制下，曾視這分類和販賣為正常，甚至連歧視也說不上，因為賣馬並無問題。夠慘吧，但右邊一版的「1839：瓦爾帕萊索」，小題是「燃燈者」，主角是解放南美洲的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之恩師洛廸古斯（Simon Rodriguez）。此時成就了大業的玻利瓦爾早在孤絕和流放中病逝，南美諸國陷入混亂，年邁的洛廸古斯，則繼續在家中用新式教學法開導小孩，一起在廚房製造蠟燭，使之感受創造的喜悅，燃點更多希望。歷史裡的黑暗與光明，庸常與超昇，正如這左右並置，互相映襯。

【貳】

不期然想起香港的歷史碎片。就算歷史是人，他年紀諒也不輕，可能不幸患有腦退化，容易詳遠略近。這幾天在網上見人談論林子穎的《地厚天高》，說起下月將面臨審訊的梁天琦，才發覺前後不過兩年，自己竟忘了不少事情。如沒記錯，我是在旺角騷亂後才知道梁天琦的名字，回想那段風風火火的日子，我記得什麼？其一，是蕭若元不知是否受《倚天屠龍記》影響，在網台節目不止一次把他稱作梁天倚，沒拿人名字開玩笑的意思，純因陌生而讀錯，無人糾正他，節目如常出街。別誤會，我無意取笑誰，只覺得這些殘留腦海的無聊枝節，或道出不少人當時對梁天琦突然殺出的茫然。那是二零一六。

再回帶。有段時間每見人問「你當時守哪裡？」，就聯想起美國電影裡說起舊事的老人，若發現大家二戰同在諾曼第，會生出突如其來的情誼。但慢慢少了人這樣問，彷彿有點不知怎樣處理回憶，就更明白上一代人對遺忘六四的擔憂。六四時年紀小，是九二八那時期，才知道對著電視新聞指駡或流下久違的淚是如何一回事。那畫面自己沒法看見，在應亮的《九月二十八日．晴》，卻站後一步看到了。友人K曾說，當天趕到海富中心附近，沒帶口罩，身旁不認識的年青人可能太緊張而不斷說笑，建議可用衛生巾掩口，正哈哈哈，誰知第一枚催淚彈就跌下來了。友人N則說，那晚跟朋友拿物資走回金鐘，因氣氛緊張而在演藝止步， “Mamma Mia”居然如常演出，等待開場的觀眾，若無其事地看著身披雨衣、面貼保鮮紙進來避難的群眾。查日記，我在翌日寫下的，竟包括茶餐廳裡兩個阿叔的對話，雲淡風輕。甲：「新聞話，今年十一國慶煙花取消喎。」乙：「挑，尋晚放左啦。」那是二零一四。

再回帶。三位數，由零零零、零零一這樣數下去共一千個，只有少數觸發聯想，零零七入子彈，四三零穿梭機，六三三（或六六三）梁朝偉，九零一郭家明。歷史的則二二八，五一六，九一一，其餘都在門外徘徊。誰還記得三二三？五年前，元旦無線播放《天與地》大結局， "The city is dying”一時眾口相傳，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三月舉辦民間投票，誰都知道毫無約束力，就是不服氣。三二三那天《成報》篡改劉銳紹文章使之挺梁，有報章全版封面做梁振英專訪，研究計劃除被政府抹黑，網站還遭黑客攻擊，不得已改用人手投票，激起那麼多人到票站排隊，網上照片都是繞圈的人龍。我三二四才去城大票站，深夜知道過半選票不是投梁振英、唐英年或何俊仁，而是白票，超過十二萬張。那應是香港歷史上，最貼近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小說《看見》的一天。故事說，某城市一次大選前夕，看似風平浪靜，投票日卻有七成人投了白票。政府見事態嚴重，宣佈八日後重新投票，期間監視市內情況，仍無異樣。結果第二次投票白票更多…...現實不是小說，三二五的星期天梁振英「當選」，自此三二三漸遭遺忘，歷史沒有記住這一天，我不是上網查證也說不出。進入歷史的是六八九，這隨機的數字還慢慢建立出面目，有他才有九二八，才有七七七。同年六月落台退休的曾蔭權幸免於此，怎料到自己得到的卻是囚犯編號，還會跟葉繼歡在羈留病房一牆相隔？那是二零一二。

【叄】

城市回憶人人有，無聊的認真的，都是現實，有幾多能流傳下去，使後來的人明白這幾年活在香港的感覺？時代精神似乎是淪陷、抑鬱、疲倦，但同時又有許多人在各自崗位做基進的研究、做往往徒勞無功的新聞採訪、做良心教育、做各富關懷或幽默感的藝術、做不同範疇的知識推廣、做更有抱負和想像力的出版，或敏感自覺地生活，待人以誠，抵抗麻木和種種非理性的誘惑，發放點點幽光。

政權不會放過歷史，要不吊起來嚴刑逼供，記得的都要說忘記，或屈打成招，袁木好誠實，李鵬是最偉大的領袖，要不使人對他徹底失去興趣。忘了舊路，往後亦失方向，人便如《凶心人》（Memento)那位失憶主角，只被當下最顯眼的提示牽著走，惶惶然。加萊亞諾在《火之記憶》前言說，小時歷史學得糟糕，長大後雖不是歷史學家，卻希望恢復美洲歷史的氣息、自由和言詞，跟她傾談，分享秘密，聽她說如何從愛與強暴中走過來。香港歷史的下場，就靠我們了。

《明報》 星期日生活  二0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錄，南美札記（四）：烏拉圭與加萊亞諾 http://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10/blog-post_1.html

恐怖中文

《石頭與金子》劇照 （「前進進」）

教書時在白板發現不慎寫錯字，偶爾會跟學生玩找錯處，笑說是刻意的，為令他們警惕，勿見什麼抄什麼。他們自然知道是胡謅，反嘲：「一定係特登啦。」雖然如此，我其實珍重文字，他們平日多是工具，但一旦停工而受到注視，美妙便會展現。有時是單字，如「尖」，不就是一方小一方大？多精簡。有時是成語。早前感冒，在診所拿藥到手的一刻，忽覺得對病人來說，天下間最善良的成語應是「藥到病除」，現實跟文字一樣爽快就好了。

美妙的背面是恐怖，常遭忽略。愈尋常的愈如此，像「手停口停」，機械，等價交換。沒工作，沒食物。不累，不飽。又像「幾大就幾大」，意思是如那人今年五十歲，人生便只五十年，可能只為快點過馬路，明明還不趕著到哪裡去，卻在煞車聲裡孤注一擲，燒賣就燒賣。

兩年前看馮程程以保安員為題的舞台劇《石頭與金子》，有這一幕：簡潔的舞台上，場景是公屋村的夜晚，各行各業的人放工回家休息。台邊許敖山的鋼琴和配樂響起，是《歡樂今宵》主題曲。散佈台上的人隨音樂合唱：「日頭猛做，到依家輕鬆下」。一天工作終於結束，流露出八十年代萬家燈火的感覺，胼手胝足過日子，電視節目比較好笑，似可慰勞疲累。

但剛唱完「食過晚飯，要休息返一陣」，開段的琴音再起，音階卻升高一度，眾人又再唱「日頭猛做，到依家輕鬆下」，仍能勉強應付。然後琴音再升，大家再唱；再升，一兩個人開始走音地「日頭猛做」，再升，再升，到最後，眾人已被拋離，唯有一女子改用歌劇唱腔成了一枝獨秀的女高音，放慢唱「日－頭－猛－做」，才能完成不知來自何方的要求。那刻才發覺，《歡樂今宵》首句歌詞原來這樣殘酷。

查資料，一九九零年《歡樂今宵》改革，舉辦舊曲新詞比賽，之後主題曲頭兩句，變成「白天奮力，獻新姿展衝勁」，完全沒印象，但這樣刪走汗水和血肉，外加一套文縐縐的西裝，也符合社會風尚的轉變吧。忽然想，舊日許多嬉笑怒駡的歌曲，實須改用如南音般哀怨的音樂，舊詞新曲，才能揭示繽紛下的駭人真相，如《半斤八兩》：「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嗰種辛苦折墮講出嚇鬼（死俾你睇），咪話冇乜所謂。」又如《新半斤八兩》主題曲，同樣在既自信又惶恐的一九九零：「未有耐到九七，拿起枝筆數下二千零廿八日(駛乜急)，已經預咗冇法走得甩(又冇Short Cut)，移民外國亦係聽糟質......」

小時曾以為所有成語和格言都是真理，深記得初次聽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多麼震撼，因一直只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問大人究竟哪個才對，得到的答案竟是看情況。失望到極。世界原來這樣沒道理，只要句子次序倒轉，便黑白顛倒，邪能勝正。唯一好處是，大了碰上成語，常設想他的相反是什麼。

許多不是沒積蓄的阿婆阿伯，為何不捨得穿、不捨得吃？應是恐怕「坐食山崩」。什麼是坐食山崩？正是「愚公移山」的相反，再高的山也可夷平。「日子有功」對愚公來說鼓舞又勵志，換在這裡卻頓成恐嚇。要「自食其力」，否則「自食其果」。「積榖防饑」當然好，誰都記得要做螞蟻不做草蜢，問題是不知道前面的饑荒有多嚴峻，積的便不只是穀，更是無盡的安全感，偏與恐懼一體兩面，愈不安而愈想安樂，愈想安樂又愈怕失去、怕不足、怕失足掉出安全網。「得」指得到時，很好，但讀強點，「得幾千」的「得」，卻變成太少。「安樂茶飯」中最難得的，哪裡是茶飯。《石頭與金子》副題是「一個不獲而勞的故事」，螞蟻何時才能高歌一曲，歡樂今宵？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7年12月9日）

痕癢的人

插圖：Wilson Tsang

刮刮刮，青蛙叫。

又有。從床邊爬上枕頭。按住，左手找紙巾，恐防他逃脫，但得小心不能太大力。被單已有太多一點點變成了深啡的血漬。指頭鉗住，拾起，掉到紙巾中，一捏，碎裂，鼓脹的肚擠出血，人血。

不能告訴阿爸。滅蝨彈他特意返深圳時才買，說連大陸造的也毒不死，就不會死，只會繼續駡，是我房污糟，是我愛把裙和襪四處丟，是我人沒交帶，彷彿我才是問題。夠了，又不見廳有。媽的，廳就真的沒有。有一隻，就可能有第二隻。網上說，只要留下一公一乸，一年可生二千隻。

昨天見床上就有蝨脫出來的啡黄硬殻，今天又見已乾掉的蝨屍。昨晚才翻起床褥，揭起床架横木，弄得一身汗。按死了兩隻，發現這樣一隻隻按多麼無望。改穿長袖衫褲，用被包住自己便蒙頭睡去，半夜卻熱醒，想到汗若滲進床褥可能更惹蝨，起來換回短衫短褲。蝨很聰明，知道被人發現，會呆著不動，趁機逃脫。被捉住了又會扮死，要每隻揑出血才真死掉。床底横木兩端是黑色一點點，跟牆上的差不多，起初想過是卵，好灰，上網打「床蝨」，發現黑點原來不是卵，而是屎。Shit! 也不知應否高興。

忍不住，刮刮刮。不行。在google打「床蝨」，自動彈出「天敵」的搜尋紀錄，興奮了半秒，一開：「......蟑螂、蜘蛛、螞蟻等都是床蝨天敵。」Shit Shit Shit! 再上論壇，好的沒發現，只看見「X你老母比床蝨玩到崩潰」的帖子。

看看鐘，四時。摸摸頸，已起了幾點包裝膠泡泡。用指甲在上面打十字。痛比痕好。明早一定要返學，否則很快被踼出校。但上完一天學，明晚還不是繼續被咬。這是唯一肯定的事情。

*        *       *

「你身痕呀？」站在大門的訓導問。好奇她怎知道有蝨，想答「是」，再看看訓導的視線，正放在新紋在右手手腕那個小小的「右」字，就明了。竟忘記貼膠布。

「從來左右不分，這樣一了百了。」我說。「而且痛也不錯。」

訓導不是壞人，看得出要做許多身不由己的事。同學曾傳言，開學不久，見她在校長室紅著眼衝出來，好像是反對直播大陸高官訓話，跟高佬校長爭持，也有人口賤說，可能只是求愛不遂呢。總之，之後她濕疹就紅得一片片。不期然望望她的頸，淡淡說：「好犀利。」

「你跟我上訓導處。」刮刮刮，訓導抓抓頸。

在訓導處才坐下，她便說：「廢話不講了。」

踢出校？一秒，兩秒，三秒。

「為何還要返學？」訓導問。

「沒什麼，可能希望受氣的日子，遲一點才來。」

訓導失笑：「真坦白。」

「雖然返學也受氣。我估你也很受氣。」

訓導頓了頓，問：「你知青春幾寶貴嗎？」

「兼職侍應四十三蚊一個鐘，有幾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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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刮刮，青蛙叫。

又來。模糊間，手指已如兩隻八爪魚互相扭打。起初總在手指。Stop。不能再東想西想，要睡。上周有天捱不住伏在桌上小睡，又擔心學生偷拍。

難得上個月戒口戒得清，牙膏不用沙糖不下，皮膚沒那麼爛，這幾天卻像牆上批搪般又薄又霉，層層剝落，不知應否狠心整幅撕下。刮刮刮。濕疹是沒品的人，總在夜裡自出自入，不理你是醒是睡，開燈開電視，在雪櫃拿啤酒，或半夜走，或清晨走。能忍便忍，只壓抑聲線說：對不起我想睡。他從不理睬。你終於忍不住，急步去熄電視，並霍地回頭，本能地一巴巴摑下去，有三秒不理後果地刮刮刮，愈刮愈過癮，盡是復仇的快感，到自己手痛才停下，開始發麻。由手指開始，現已到手㬹，頸，腳坳，腰，全身發熱，刮刮刮刮刮刮，抓上癮。曲起手㬹摸摸，指頭濕濕的，已有血水從硬皮的小坑之間滲出，混著汗，有魚腥味。床上是點點皮屑，幾抹血漬。

Stop。但那比喻是錯的。濕疹不是外敵，是內戰，每晚系統錯發訊號，同時閃燈響鐘天花灑水。起來找潤膚露，忍住不塗藥膏。剛塗了，刮刮刮，灰白的泥已全在指甲裡，平時手指都不敢亂伸直。怕人走近看自己，結果也怕正眼看人，卻不得不保持體面。

看看鐘，四時。要睡，否則Ms. Wong又單單打打哎吔何不多休息。也有同工好心，待無人時會過來按按電話，介紹各種藥膏，或麥皮椰子油芝士焦油嚴浩芫茜水，但全部試過，有時未看已想說：沒用的，死心吧。聽了只微笑道謝。她們有時還補一句，不要太大壓力。大概以為是工作甚或政治壓力吧。前天看校長從北京「跟崗學習」後回來在報紙的專訪，末處是個小檔案，首項就是「家庭狀況」：已婚，育有一子。刮刮刮。校長都要家庭正正常常生兒育女嗎，離了婚會寫出來？已婚。育有一子。懦夫。Stop。真要睡。刮刮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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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門看見楊婷同學，社工跟開，終於再返學，一看，頸上是紅紅的抓痕。濕疹？隨口問她，見她樣子尷尬，覺得自己的問題冒失，即把視線從她頸上移開。手上竟有紋身。這樣的痛當然不錯，剛烈，人人明白，而且是自己選擇。但太過份，不能不處理；難得回來了，又不想搞大，同時須小心，免給Ms. Wong看見說是縱容或「個人主義」。

「好犀利。」楊婷望望我頸。習慣了，知道不是讚美，平時只苦笑回應「係，好犀利」，但早上太累，不想說多餘話。刮刮刮，楊婷抓抓頸，頭微側，這才發覺，自己抓癢的動作應同樣滑稽。跟同工交帶好事情，便和楊婷一起到訓導處。她是聰明人，大道理也聽夠，說廢話可免。她揚揚眉，樣子錯愕。剎那間如神一樣，死刑、緩刑、無罪釋放，都在手中。不想難為她，縮短靜默的時間：「為何還要返學？」

還是少年人坦蕩。「雖然返學也受氣。我估你也很受氣。」她最後那句的語氣介乎關心與八卦，樣子蠱惑，彷彿知道一點什麼。但這張背光的臉，雖然累，皮膚卻多順滑，忽覺得時間實在過得太快，等待也太久、太無謂了。

「兼職侍應四十三蚊一個鐘，有幾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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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刮刮，青蛙叫。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周日小說」（2017年12月10日）

旁證人生

多年沒買票進場看足球賽了，待在電腦旁看英超，水準高是高，但終隔一層，忽懷念往日在球場裡聽過對球證和旁證的詛咒，愈刻薄愈抵死，就愈快建立自己在陌生人間的地位，使其他球迷發笑，側頭瞄瞄自己。

球證還好。真要數，除了陳譚新，我記得意大利的光頭判官哥連拿（Pierluigi Collina），形象公正嚴明，Adidas還會找他跟球星一起拍廣告。反派也不難舉，如2002世界盃負責意大利對南韓那位摩連奴（Byron Moreno），面容介乎聰明笨伯與冷血殺手之間，偏袒南韓之明目張膽，幾令人打爆電視。後來知道他過境時在內褲運毒被捕，始覺天網恢恢，世界有另一個球證在主持公道。

但誰會記得旁證？有什麼職位如旁證，做得好沒人在意，一旦犯上用慢鏡重播才能看清的微細錯誤，卻給人咒駡祖宗十八代？早前《泰晤士報》便顧念球場的這些邊緣人，有篇文章題為 “Are you good enough to be an assistant referee?” ，分低中高三程度，各附五段足球練習影片，看後要在五秒內判斷有否越位，還請來專業旁證提示可留意之處。低程度我五題皆中，才要高興，便發現這是陷阱，中高程度要訂閱才看到。打機般過關打大佬的慾念一起，心癢難止，幸好發現免費訂閱後可選看一篇，能繼續玩。中程度錯兩題，高程度則一塌糊塗，最終的評語是： “The fans aren’t happy – take next weekend off.” 對著電腦按按掣尚且不易，要邊跑邊做決定就有更多盲點，時間既沒五秒之多，身後還有八百乃至八萬個嗜血的球迷，壓力可想而知。

旁證確是邊緣人，全場站在白界外。球出界了要判方向，身體也不能如NBA球證富戲劇性，曲膝半跪下出拳一指，就只是木無表情地舉旗。好的旁證，根本是不存在的人。不信？看了千百球賽的球迷，能分清越位後，旁證把旗四十五度向天指，水平指，四十五度向地指的分別嗎？足球賽的十七條規則中，第十一條關於越位，對旗的三種角度有嚴格規定，不是最近翻看球例，也從未留意其中分別。

旁證何時會被注視？當轉身太慢的中堅，發現裝越位失敗了，已沒法追上對方半單刀的前鋒，零點三秒間會望向旁證，但願他誤判越位，包庇罪過。向旁一看，這希望世界有奇跡的一眼，旁證便忽從背景中突現－－竟沒肅立霍聲舉旗，只跟著前鋒的方向跑，一同用背影奚落自己。無奈繼續食塵，直至前鋒飛機射失，剛鬆一口氣，便受門將白眼，唯有靠指駡旁證來遮醜。旁證卻已冷酷地指向龍門球，半分沒望過自己。

若覺得自己的職位如旁證般有勞無功，人生如旁證般邊緣，不妨想，一山還有一山低，球賽中有一崗位叫第四球證，負責核對後備球員資料，吩咐球員脫下戒子和頸鍊，舉牌示意加時時間，和給在後備席衝出來的領隊斥駡－－球證太遠了，聽不到，便拿他出氣。這還是太有建樹？大賽有第五球證，萬一球證或旁證受傷，就可替代上場。這又太養尊處優？歐聯等大賽中，為解決問題球爭拗，兩龍門旁各安置一位「附加旁證」，唯一職責，是看皮球有否越過白界入球。可想像，如分組賽中巴塞對魚腩，魚腩全場控球12%零次中門，這附加旁證待在巴塞那半場，便注定浪費人生中寶貴的四十五分鐘，全晚跟守門員並排吹風，悶了又不可閒談。反觀旁證，全程在場外浮游，卻是構成球賽的重要一環，消失了，場內遊戲便不再好玩。不如球證以尖刺的哨子聲主宰一切，手中旗幟，卻邊跑邊服服、服服、服服，傳來如風的聲音。

原文載於《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7年12月9日）

南美札記（四）：烏拉圭與加萊亞諾

美洲有這樣一個神話：大洪水消退後，烏龜在一惡臭之處，看見禿鷹啄屍體。烏龜跟禿鷹說：「請帶我上天堂吧，我想見上帝。」禿鷹忙著開餐，沒理會烏龜。烏龜難忍臭味，把頭縮回殼中，再度請求：「你有翼啊，請帶我去。」禿鷹不耐煩，把烏龜放到背上，打開黑色大翅膀，一飛沖天。但烏龜抱怨：「你的臭味實在太噁心了。」禿鷹裝作沒聽見，繼續飛。「這腐爛的臭味啊」，烏龜沿途重複埋怨，直至禿鷹失去耐性，忽把身一側，將烏龜丟回地面。上帝從天堂下凡，把粉身碎骨的烏龜黏起來﹣﹣龜殼上就是這修補的痕跡。

《火之記憶》神遊古今

多年前無故買下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三冊《火之記憶》（Memory of Fire），書只一直放著，早已發黄。大半年前開始讀第一冊，初段加萊亞諾複述了美洲天真樸拙的神話，我才知道上面這個叫〈烏龜〉的故事。讀完第一冊就停下，不是因為寫得差，相反，這真是部優美得無話可說的書，靠一則則短篇拯救美洲被刧走的回憶，由神話寫起，一跳而至十五世紀被殖民的歷史，然後逐年而下，寫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建基於歷史，卻盡是自如的文學想像與引伸。直覺沒有書比第二第三冊更適合帶在途上看了，一直留著不看，結果在南美許多個等巴士熬巴士的晚上，才能浮想聯翩，神遊古今。中途讀完了書，更想到加萊亞諾成長之地、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Montevideo)一看。

加萊亞諾本身的經歷也傳奇。家族屬烏拉圭沒落貴族，只讀了兩年中學，十四歲出來工作，廿來歲在報館任編輯，曾為他深愛的足球著書。1971年他三十一歲，寫下了影響巨大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紀錄南美被歐洲殖民和被美國榨乾資源的歷史。兩年後，在智利九一一政變前數月，烏拉圭也有政變，軍政府奪權後監禁了大批左派，加萊亞諾一度入獄，後來被迫流放到阿根廷，但幾年後阿根廷也發生政變，他得避走到更遙遠的西班牙，在那裡寫成三冊《火之記憶》，到1985年、相隔十二年後才回到烏拉圭。

歷史的可笑與殘酷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我也讀過，嫌寫得硬了些，筆調略重複，末段只是匆匆翻完。後來發現，加萊亞諾晚年曾提及這部成名作，自言那時對政治經濟都無足夠訓練，且謂行文極悶，我覺得都不是謙辭，書沒仔細讀完就更心安理得。《火之記憶》親切多了，每能輕輕幾筆寫出歷史的可笑與殘酷，我對十六世紀西班牙教士巴托洛梅（Bartolomé de las Casas）的故事印象尤深。歐洲殖民者跟南美土著的關係微妙。土著有的跟西班牙人勾結，無數南美革命領袖結果就是被同伴出賣。歐洲人中，又有同情土著的傳教士，如巴托洛梅。神愛世人，但面前的南美土著也是人，不忍他們成為奴隸被役使，巴托洛梅做了什麼？是寫信，向帝國陳情和抗議。他有什麼建議嗎？有，但不是禁止蓄奴，而是從非洲輸入黑奴取代南美奴隷。今日讀者的即時反應，當是覺得荒謬可笑。荒謬字面原指大錯誤，但人受特定歷史時空的限制，一時或不易判別對錯。到他眼見黑奴的慘況，追悔已經太遲，幾百年來一直背負促成黑奴貿易的惡名。

加萊亞諾寫大人物，則常借片言隻語烘托其精神面貌。第二冊有篇故事名為〈拿破崙〉，寫1804年，正在巴黎聖母院登位成為國王的拿破崙。但真正的主角卻不是他，而是人叢中一個才二十歲、伸長了頸怕看不到細節的委內瑞拉貴族，見此盛況，正喃喃自語：「我不過是拿破崙長劍上的一顆鑽石......」這位不甘心的青年，就是後來解放南美的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但英雄見慣亦常人，書中更好看的是寫他晚年被背叛、受唾棄、不得不流亡到歐洲的落寞，有《史記》般的小說代入感，亦有異世同其狼藉的悲憫。

查利、基頓、美國人

《火之記憶》的眼光不專在政治，各路人物出入其中，幾筆就寫出神采。第三冊寫二十世紀，我最喜歡的就是如鏡象般總前後出現的卓別靈（Charlie Chaplin）和基頓（Buster Keaton）。初出茅廬時，查利老是不小心撞到樹，脫脫帽求樹原諒，惹人發笑；基頓木無表情雖也娛人，但太神秘了，故也憂鬱。至三十年代，加萊亞諾以「勝者」形容飾演流浪漢、在現實生活卻大富大貴的查利，「敗者」形容跟默片一同衰落、不可再在攝影機前即興演出的基頓。但殊途同歸，到五十年代最後一次出現，查利已遭美國懷疑是共產主義者、猶太人、莫斯科間諜而被拒入境，基頓則年近六十已被遺忘，二人在《舞台春秋》（Limelight）首度同台合作，講的正是藝人生涯的辛酸、人生如戲的夢幻。加萊亞諾說，二人仍是最好的，都明白沒有東西比笑更嚴肅，且是種需要無盡努力的藝術，只要地球一日運轉，令人發笑便一日是最壯麗的事情。

由神話到近代，加萊亞諾欲為美洲的記憶招魂。為何寫美國？因那也屬美洲，《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早抗議南美人已失去自稱Americans的權利，因對世界而言America就是United States，南美總是“sub-America”。《火之記憶》寫美國往事，既是對這偏見自重的反抗，也只是順理成章。有趣的是，阿根廷Lonely Planet也提醒遊客勿稱呼美國人為“Americanos”，要稱“estadounidenses”(類近“The United States-men”)或 “norteamericanos”（即北美人）。在阿根廷曾問當地人是否真介意，一女子說至少自己不著緊，笑說那種咖啡不就簡單叫做"caffe americano"，否則落單時麻煩得多。

烏拉圭的自由開放

阿根廷一旅館職員碰巧來自蒙特維多，跟她說我將前往，她有點疑惑，說夏天去倒易理解，因那兒的海灘很好，但冬天？我說因為加萊亞諾。她笑笑，說加萊亞諾有家常流連的咖啡廳，我說我知道，加萊亞諾稱那裡作他的大學，我貪得意會去看看。

從阿根廷乘船到烏拉圭雅緻的海邊小城Colonia，遊人如鯽。再乘巴士到蒙特維多，人少，風大，冷清得多。我最先留意的是他們的硬幣，上有烏拉圭具代表性的動物，一元是跳起後可自動捲成圓球的犰狳，二元是彷彿很懂得享受生活的水豚，設計精美可愛，旋即想起《火之記憶》初段如〈烏龜〉那些動物神話。慢慢知道，烏拉圭這南美小國，除一直以1950年在世界杯擊敗巴西自豪，也頗以其自由開放為榮：上一任總統以閒散聞名，同性婚姻、吸大麻、墮胎全部合法，且政教分離得徹底，國家日曆上「聖誕」叫「家庭日」，「聖周」則稱「旅遊周」，六成人口是無神論者，我覺得都充滿個性。

咖啡店的靠窗位

有天早上到了書店閒逛，找不到加萊亞諾的書，心生疑惑。問櫃台職員，那男子聽後立即打開他身後書櫃的趟門，盡在其中。我也未及問明書為何不放出來，只見男子已一叠叠把書攤在枱面，我連忙攞手no no no，說不懂西班牙文，純屬混吉不會買書，他硬要繼續拿。見他樣子好像很高興，便問他最喜歡哪本？他想了想，選了La Canción de Nosotros，後來查查，此書並無英譯，名字直譯是《我們的歌》，多是加萊亞諾流亡歐洲時對烏拉圭的回憶。同日午後到了Cafe Brasilero，清麗親切，牆上掛著舊照片和剪報，都跟當地作家相關，一張是讀者為加萊亞諾畫的黑白卡通，他邊托頭邊寫作。大概因為亞洲遊客不多見，結帳時，店員跟我談了幾句，我說是因為加萊亞諾而來。她指指大門右邊近街靠窗那張枱，說加萊亞諾以前總坐在那裡。

《火之記憶》最後一段題目是〈一封信〉，設在1986年，加萊亞諾已從西班牙返國。信寫給英國作家Cedric Belfrage，即《火之記憶》及《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的英譯者，說這是最後一冊了，自言寫完三冊，更以生於美洲為榮： “in this shit, in this marvel, during the century of the wind.” 因年份旁的地方標明是「蒙特維多」，好奇這壓軸一段是否就在Cafe Brasilero那窗邊寫的。當然不可能問店員。碰巧午後無人，走前為那空枱空櫈拍了張照片，便出奇滿足地離去。

回到香港

所到南美的幾個國家，都已捱過了政治上最灰暗的日子。反觀香港，統治日益高壓，在這一切事情都那麼逼切的氣氛下，加萊亞諾的書可能是提醒：剛健、批判的一面固然重要，但溫柔、幽默、體察入微的一面也不宜忽略，否則互相影響下，一些人就算有有趣想法，也容易自嫌太廢或不濟當務之急而收起不說，社會只會更偏狹更沉悶，離美好生活就更遙遠了。

原載《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10月1日）


南美札記（一）：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18.html
南美札記（二）：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61.html
南美札記（三）：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72.html
碎片幽光：http://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12/blog-post_70.html

南美札記（三）：在阿根廷，他們真的從頭來過

                                                   城中尋找Santiago Maldonado的海報

何君堯議員在「吶喊大會」的一句「殺無赦」，應是一切極權及其附和者的心願，退而求其次，敢忤逆權貴者最好消失、收監、噤聲，務使人民離散相失，才算任務完成。一九七六年，阿根廷軍政府就在「骯髒戰爭」（Dirty War)中令大批反對派人間蒸發。失踪者的母親希望尋得兒女，組織成「五月廣場母親」（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數十年來一直是阿根廷重要的反抗象徵，電影The Official Story正道出這些婦女患得患失的悲悽。

「五月廣場母親」本身也有路線分歧，但至今仍每周四定時遊行。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有天趁機到廣場看看，下午三時許，十餘位老婆婆由專車接送而至，下車時受支持者圍著鼓掌歡呼。這些母親大多頭髮花白，領著支持者和其他組織在廣場繞圈叫口號。隊末的遊行者，則是為了因反對徵地而疑被軍人擄走的Santiago Maldonado呼冤，之後在城市不同角落，也看見印了Santiago頭像的尋人海報。

人世苦難紛繁。在阿根廷使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在旅館遇見的另一堆人。

旅館見聞

或因張國榮當年染阿米巴原蟲的舊聞鑽進了心中，一直把布宜諾斯艾利斯想像得更破落。這自然是錯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南美最繁華與昂貴的首都。為省錢，一晚誤打誤撞下，往沒景點的Colegiales區一家便宜旅館落腳。按著門牌號碼找，到達時發現門外沒招牌，也無 “Hostel”字樣。按門鈴，對牆上的盒子說： “hostel?”  盒子回答： “si”。甫入門，只見一隻大黑狗横據了門旁的梳化。店主瞄瞄我樣子，問:  “habla español?” 這句我聽得懂，能說西班牙文嗎？答：不。他聳聳肩，你好自為之的意思。

廳略昏暗，六七個男子逼在一起看電視上的tango比賽，有講有笑，似乎互相熟落。十時許，我仍未吃飯，放下行裝，便從背包拿出意粉和在街口雜貨舖買的番茄直往廚房煮食。找了找，奇怪，沒共用的油和鹽。出去問看電視的人，兩個比較熱心而英文不大靈光的男子走進廚房，打開自己那格塞滿食物的廚櫃，各放著一大支油和一大袋鹽，示意我可借用。心想，這真是間特別的旅館。隨後便發現，我是全旅館唯一遊客，其他人不是來工作就是讀書，九成是男性，而且全部月租，四千四百披索，約二千二百港元，較日租便宜。

被刧走的青春

飯後回睡房，大燈仍開著，另外五人閒躺床上用電腦或按電話，見我這亞洲遊客都有點驚奇。我問了問，知道他們除一位來自阿根廷北部，其餘四位跟旅館大多數人一樣，都從委內瑞拉逃過來──最熱切跟我這怪房客聊天、英文較好的Enyilber用的字的確是 “fled”。說起委內瑞拉的局勢，他難掩對上屆總統查維斯（Hugo Chávez）之痛恨，覺得他裝作擁抱社會主義而騙過那麼多人，本屆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的施政就更一塌糊塗。然後他提及自己的身世。因家人也算富有，他曾被綁架，父親付了贖金才沒事。他本念建築，但因國內情況不穩，大學數度停頓，故用了五年時間才完成了三年課程，誰知大學最後還是倒閉了。阿根廷大學免費，他便隻身前來，真正從頭來過，先打散工做侍應賺生活費，等待四月的大學入學試，重考西班牙文、數學、化學等高中科目，雖不難，但歲月都白費了。他計過畢業最少是三十一歲，然後說：“They robbed my youth”。四個單音節字，嘭嘭嘭嘭，如子彈，射破了幸福的幻影。對自覺要走許多冤枉路的人，我通常會似是而非地說些勉勵的話，如笑說遲些才出來工作不是很幸福嗎之類，但聽見他吐出的這四個字，只能沉默。

委內瑞拉人

然後我們談起香港。他所知並不多。今年外遊的感覺，是外面的人對香港的興趣較十餘年前似乎減弱了不少。許多人都是跳過香港而直接說 “your country”對世界如何如何，要稍稍解釋，他們才知道香港的特殊處境。Enyilber應是記錯了地方，說起一些我沒聽過的香港新聞。談到雨傘運動，他卻對一些照片有印象，說他們在委內瑞拉一樣是佔路示威。他問：「警察會向人開槍嗎？」我說：「沒有。」他之後的單字回應，我雖可理解，但始終覺得怪異： 「Nice」。他有次同伴示威，即遭站在對面的警察開槍，幸好沒射中。時局壞透，通脹瘋狂，去年的升幅不是80%，而是800%，一年八倍，他父親本有退休金，但因這通脹率已不夠糊口，六十多歲又須出來再找工作了，在阿根廷沒可能，唯有留在首都卡拉卡斯（Caracas），順便看守因貶值而捨不得賤價出售的舊屋，只有同樣不想離開的母親陪伴在側。

躺在上格床戴著鴨嘴帽頗陰沉的男子，只靜靜按電腦，原來一直也在聽，此時加插了些注腳：若然是遊客，在委內瑞拉未出機場大概已被擄刧，雖然早已沒遊客。這位Edi本念社工，我以為他在電腦跟人聊天，談起才知道原來在找散工。他笑說是女子就好了，餐廳多喜歡請女侍應。旅館沒電腦，他知我那晚需要用，但找過附近那種一格格供人打長途電話和上網的舖頭都已關門，他便說已找完工作，電腦可借我，然後便脫帽準備睡去，只指指衣櫃說，用完放回第二格就是。房中其餘幾位委内瑞拉人，有讀工程的，有讀教育的，全須在這新地方從頭來過。

生活中的等待

翌日早上，見幾個人已換好衣服準備上班去。旅館不包早餐，Enyilber說街上的麵包又貴又輕，買了麵粉自己焗，說只用五分一價錢就造得更多也更好。其他人有的仍在睡，有的在打機，無所事事，不少都在等文件、等工作、等運到。都是煎熬。

智利的餐廳已不便宜，我多數自己煮吃。阿根廷的餐廳更昂貴，但番茄意粉吃得多了有點厭，且那晚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短住學藝的華欣重聚，進了一家相對划算的阿根廷傳統燒烤店。在阿根廷，牛肉是賣點，但再看看餐牌，豬較牛便宜，便點了豬。她不吃肉，叫了蘑菇奄列。晚飯後回到旅館，眾人又圍著電視哈哈笑。Enyilber最先走過來，說早上做完麵包，下午去銀行換了幾十美元，全天都只在吃麵包。「你吃了什麼？」他突然問。「奄列。」我說。零點五秒之間選擇了講大話。不想好像大魚大肉，又不想解釋。他點頭，不知是根本只隨口問問並不關心答案，還是雞蛋令他想起基本食材，他接著就說起過六條街有家雜貨舖特別便宜，仔細告訴我地點，我點頭，裝作用心記路，其實仍被剛才那點點的驚恐或內疚纏著，什麼都沒聽進，繼續點頭混過。

晚上再借Edi電腦，在維基查「委內瑞拉」希望知道更多，看見右下方有上下兩個表。上面一個是委內瑞拉近廿年的「謀殺率」，一路隨年份往東北方斜上。下面一個則是「綁架率」，比謀殺率更壞，近幾年的走勢是東北、東北偏北、正北方一般直上。事實是，單有這兩種統計已夠教人心寒。Enyilber說他早死心，因警察跟犯人根本是同一伙人，且自你踏出家門開始，衣食住行花的所有金錢，都會落到同一伙人身上。阿根廷是昂貴是生活艱難，但最少不用終日提心吊膽或忍氣吞聲，心情簡直如《詩經・碩鼠》的「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頭也不回只想離開。香港，可又快會步其後塵？

時間的聲音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某早上，得悉可寫信給在囚社運人士，紙筆和文字這些原始的東西、寫信這種小學就懂的事情，在特殊時空下又變得如此珍貴。忽想到獄中一位現實裡未嘗交談、卻有些間接緣分的朋友，坐下便寫起信來，記起背包中有本剛買的二手書，是兩年前過身的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 Voices of Time，就抄了幾段在信中，包括書的開篇 “Time Tells”，內文只數行：

We are made of time.

We are its feet and its voice.

The feet of time walk in our shoes.

Sooner or later, we all know, the winds of time will erase the tracks.

Passage of nothing, steps of no one? The voices of time tell of the voyage.

加萊亞諾一生因政治受過不少苦頭，走了很遠的路才能回家。他筆下這些Voices of Time，當能召喚種種被流放的聲音。阿根廷後，我就是因為加萊亞諾而到了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Montevideo)，其國、其人、其書都有意思，下回再續。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9月24日）

南美札記（一）：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18.html
南美札記（二）：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61.html
南美札記（四）：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10/blog-post_1.html

南美札記（二）：智利女孩與阿連德之墓

前幾天跟學生談起美國九一一，有學生忽說，啊，那時還未出生，才驚覺是那麼久遠了。我之後播了簡盧治（Ken Loach)十多年前在《他們的九一一》（11'09"01 September 11)那短片，講美國一九七三年策動的智利政變，九一一那天，推翻了民選左翼總統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扶植獨裁者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摧毀了多少智利人的一生。但今回重看，倍覺黯然，全因在智利遇見的一位女孩。

在智利看見新香港

昔年在瑞典讀書，每有空就到西班牙友人Jorge房中吃飯，他牆上貼著一張兩米闊一米高的世界地圖，我們常在前面手比指劃，想著該到哪裡去，好像真有錢一樣。他最常提及的就是智利，長而窄，一國便有地球上的眾多地貌，由北到南，可涉足沙漠、鹽湖、火山、森林、冰川，自此一直被這描述吸引。而今與Jorge已失去聯絡，我卻獨個到智利去了。

世界有千迴百轉的聯繫，我在智利北端的阿里卡(Arica)第二天就遇上。這海邊小城久留嫌悶，短住怡人，那天午後在旅館上網，看到香港四位議員被DQ的消息，十二萬選票一夜無效，刻意讓人覺得兒戲。心中鬱悶，打算出外散散步散散心，但知方向，不辨街道，亂走了一會，抬頭忽見一中文招牌，寫著的竟是﹣﹣「新香港」。那是家唐餐館，門關著，奇怪的是我在城中從沒見過華人。不知「新香港」何時才會開門？

談起獨裁者

後來在首都聖地牙哥，發現了世事更奇妙的連繫。晚上到達旅館，開門的是打工換宿的英國人Rex，店東Ivan正在大廳梳化看電視，手指指對著熒幕謾罵。那是個新聞特輯，內容我固然不明白，只見一位女記者拿著咪追著一老頭，老頭見狀快跑，回望的一刻，鏡頭凝住，旁邊彈出一個金額，很多錢。然後她又追著另一老頭。問Ivan，他說這堆人全是獨裁者皮諾切特的舊部，一直受政府供養，那些金額，就是納稅人最後付予他們的退休金。“Puta la wea!”，他又駡，Rex邊奸笑邊把這句髒話抄到白板的 “Chilean slang of the day”下面。談起皮諾切特，Ivan著我看看紀錄片Chicago Boys，講的是五十年代智利一批到了美國追隨費利民（Milton Friedman）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後來在皮諾切特政府如何拿智利做實驗。但Ivan也謂恨還恨，今日智利紅酒白酒的出口、地鐵的興建、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公路建設，都跟當年的政府有關。他見我初來，說有個Free walking tour據說不錯，翌日不妨去看看，可對聖地牙哥有初步認識。

Valentina

翌日早上到了公園，還有五分鐘活動便開始，但一個人也沒有，正發現自己去錯了地方，一位年輕女子便笑著走過來。因常有人錯到這邊，她習慣每次出發前兜過來看看。這位Valentina的英文有濃厚英國口音，在南美很罕見，回去集合地點時問起，知道她曾在倫敦生活多年，大學讀人類學，畢業後才回智利，住了不到半年。她喜歡紀錄片，也希望做演員，但未有機會便先做導遊，既可跟人聊天，也可靠貼士幫補生活。

跟其餘幾位團友匯合，Valentina說早上這個是 “Offbeat walk”，不看歷史或政府建築，只重庶民生活，會到兩個大街市逛逛，最後到墓園。她有時會站到街角講解智利的民生，但我更喜歡與她在途上的漫談。我說我也喜歡電影，對智利政治的認識，正是始於簡盧治的「智利九一一」短片。Valentina忽說，真可惜，片中那位寫信、唱歌、憶述平生的智利演員和音樂人Vladimir Vega，幾年前自殺過身了。我聽後呆了呆，想起他在片中拿著結他急弦高歌，也好奇Valentina怎知道這消息。她說在倫敦時常跟較她年長的人玩音樂，輾轉認識這位七三政變後被囚禁、後來流放到倫敦一直無法回國的智利難民，得悉時也只覺唏噓。

她介紹聖地牙哥時常強調平民的勞動，如在大街市 La Vega Central時就謂智利物價昂貴，平民真要胼手胝足才能糊口；談及智利社會的不公則常帶憤恨，說這是南美最不公平的國家，貧富差距大，大學學費就荒謬地比倫敦還要貴，有些窮苦學生迫不得已要到大學免費的阿根廷去。她也說起那幾天正有女權組織示威，希望推翻禁止墮胎的法例，有需要的女人不用再以「盲腸手術」含糊其辭。中途我們站到一旁，聽她說了這故事：聶魯達(Pablo Neruda)有年受 La Vega Central邀請到街市念詩，這位思想左傾的詩人自是興奮，想為街市寫首詩，但可能太緊張，平日敏捷詩千首，今回就是寫不出。結果當日他念了首舊詩，或許太長，前來的工人愈來愈寧靜，好不容易二十分鐘過去了，詩讀完，聶魯達正不知怎樣打圓場，看看觀眾，卻見有工人正流著淚，且流淚的人愈來愈多。他們說，平日早出晚歸都在勞碌，是你的詩，讓我們重新記起生活的喜悅。

離開街市，我說數月前才看過電影《流亡詩人聶魯達》。Valentina笑說聶魯達雖是共產主義者，卻有三間屋，幾個故居中以黑島（Isla Negra）那個最有趣，放滿他的收藏品，如貝殼、酒樽、放在船頭那種女神像﹣﹣我數天後乘數小時巴士去了這間對著太平洋的小屋，精緻怡人，有火車頭、有一比一的玩具馬、有他看海的望遠鏡，全是性格的展現，深感他果真竭力守護童年，畢生在哄心中的小朋友高興。Valentina又說，近幾年有更多證據顯示，支持阿連德、於九一一政變後十二日逝世的聶魯達並非死於癌症，而是受皮諾切特毒害，懼怕的正是其感染力。

阿連德之墓

到達墓園入口，我倆的話題又回到簡盧治。她問我看了 “I, Daniel Blake”沒有。我說看過，很喜歡。她再問我看過簡盧治為英國工黨黨魁郝爾賓（Jeremy Corbyn）拍的宣傳片沒有。也看過，說這麼硬的宣傳片在香港不可能受歡迎。她接著的話很突然，想了想卻又理所當然：她在英國的日子，就是得郝爾賓前妻助養，對他們全家如何與人絕甘分少一直敬佩。如同看星星時終認出星座，我短時間內認識的她、她整個早上的話、話中的倔強，一下全都貫穿起來了。太驚訝，雖明知是真的，還是說了句：“Really?”。她笑笑，便轉身對大家說，智利的不公除見於人間，也見於墳墓。貧者十二人共一小格，不少小孩的死亡年份正是1973，因社會動盪而營養不良。富者則是一家族一大座，有些因智利的硝酸鹽（nitrate）發跡，建墳墓也成了競賽，一路除看見一座座微型的羅馬宮殿和天主教堂，竟還有印加宮殿、阿蘭布拉宮(Alhambra)、甚至金字塔！但興衰無常，科學家在上世紀初發現人造硝酸鹽的方法後，這些家族便迅速衰落，且因智利常地震，好些雄偉的墳墓都已坍陷而縱横散落。

墓園正中是一風格剛健的陵墓，一看，就是阿連德之墓。這也是行程的用意吧，Valentina著我們坐在墓前空地，說想用二十分鐘說說智利近代史：七三年的九一一政變當天，總統府被轟炸，阿連德本有機會流亡海外，卻選擇不走，在電台發表了最後的演說，鼓勵智利人爭取民主自由後，便葬身府中。及後其支持者被清算、虐待、流放，成為智利的一頁痛史，學校長期不教七三之後的事，連智利的Lonely Planet也囑遊客勿跟人亂談政治。但Valentina強調唯一解決辦法，就是“Let them talk”，正視歷史，猶如聖地牙哥以七三政變及其遺禍為主題的「人權博物館」。

向政府說不

我翌日到了這設計極用心的博物館，對「海馬」印象尤其深刻：因當年被囚者都給長期蒙眼，唯有洗澡時能偷望地下，恰巧溝渠蓋上都有一海馬設計，「海馬」自此便成為自由的象徵，反覆出現在塗鴉與書信中。再走至另一處，見牆上圖案是黑白彩虹和一個 “NO”字，一認而知就是數年前在電影《向政府說不》（NO) 中出現過那海報。1988年，皮諾切特為息民怨，辦公投讓民眾決定他能否連任。這個NO，就是反政府陣營的文宣核心。巧合的是這電影的導演正是《流亡詩人聶魯達》那位柏保羅賴尼因（Pablo Larraín），演員貝納（Gael García Bernal）不是皮諾切特的爪牙、追趕聶魯達的警長，而是站在軍政府對面，靠才情和一點創作上的好勝心，不意推動了智利民主運動的廣告人。感謝電影，為我打開了認識世界的一道門，踏出了第一步才有第二第三步，在智利方能看到紛繁世事之間的微妙扣連。

聖地牙哥之後，我一直南行到巴塔哥尼亞的南端，往Torres del Paine露營時捱過了人生最寒冷的晚上，再由此地過境阿根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遇上了幾位人生横遭政治改變的朋友，下回再續。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9月17日）

Ken Loach: September 11, 1973 - Coup d’état in Chile (from 1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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