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24, 2017

南美札記(三):在阿根廷,他們真的從頭來過


                                                   城中尋找Santiago Maldonado的海報
何君堯議員在「吶喊大會」的一句「殺無赦」,應是一切極權及其附和者的心願,退而求其次,敢忤逆權貴者最好消失、收監、噤聲,務使人民離散相失,才算任務完成。一九七六年,阿根廷軍政府就在「骯髒戰爭」(Dirty War)中令大批反對派人間蒸發。失踪者的母親希望尋得兒女,組織成「五月廣場母親」(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數十年來一直是阿根廷重要的反抗象徵,電影The Official Story正道出這些婦女患得患失的悲悽。

「五月廣場母親」本身也有路線分歧,但至今仍每周四定時遊行。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有天趁機到廣場看看,下午三時許,十餘位老婆婆由專車接送而至,下車時受支持者圍著鼓掌歡呼。這些母親大多頭髮花白,領著支持者和其他組織在廣場繞圈叫口號。隊末的遊行者,則是為了因反對徵地而疑被軍人擄走的Santiago Maldonado呼冤,之後在城市不同角落,也看見印了Santiago頭像的尋人海報。

人世苦難紛繁。在阿根廷使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在旅館遇見的另一堆人。

旅館見聞

或因張國榮當年染阿米巴原蟲的舊聞鑽進了心中,一直把布宜諾斯艾利斯想像得更破落。這自然是錯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南美最繁華與昂貴的首都。為省錢,一晚誤打誤撞下,往沒景點的Colegiales區一家便宜旅館落腳。按著門牌號碼找,到達時發現門外沒招牌,也無 “Hostel”字樣。按門鈴,對牆上的盒子說: “hostel?”  盒子回答: “si”。甫入門,只見一隻大黑狗横據了門旁的梳化。店主瞄瞄我樣子,問:  “habla español?” 這句我聽得懂,能說西班牙文嗎?答:不。他聳聳肩,你好自為之的意思。

廳略昏暗,六七個男子逼在一起看電視上的tango比賽,有講有笑,似乎互相熟落。十時許,我仍未吃飯,放下行裝,便從背包拿出意粉和在街口雜貨舖買的番茄直往廚房煮食。找了找,奇怪,沒共用的油和鹽。出去問看電視的人,兩個比較熱心而英文不大靈光的男子走進廚房,打開自己那格塞滿食物的廚櫃,各放著一大支油和一大袋鹽,示意我可借用。心想,這真是間特別的旅館。隨後便發現,我是全旅館唯一遊客,其他人不是來工作就是讀書,九成是男性,而且全部月租,四千四百披索,約二千二百港元,較日租便宜。

被刧走的青春

飯後回睡房,大燈仍開著,另外五人閒躺床上用電腦或按電話,見我這亞洲遊客都有點驚奇。我問了問,知道他們除一位來自阿根廷北部,其餘四位跟旅館大多數人一樣,都從委內瑞拉逃過來──最熱切跟我這怪房客聊天、英文較好的Enyilber用的字的確是 “fled”。說起委內瑞拉的局勢,他難掩對上屆總統查維斯(Hugo Chávez)之痛恨,覺得他裝作擁抱社會主義而騙過那麼多人,本屆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的施政就更一塌糊塗。然後他提及自己的身世。因家人也算富有,他曾被綁架,父親付了贖金才沒事。他本念建築,但因國內情況不穩,大學數度停頓,故用了五年時間才完成了三年課程,誰知大學最後還是倒閉了。阿根廷大學免費,他便隻身前來,真正從頭來過,先打散工做侍應賺生活費,等待四月的大學入學試,重考西班牙文、數學、化學等高中科目,雖不難,但歲月都白費了。他計過畢業最少是三十一歲,然後說:“They robbed my youth”。四個單音節字,嘭嘭嘭嘭,如子彈,射破了幸福的幻影。對自覺要走許多冤枉路的人,我通常會似是而非地說些勉勵的話,如笑說遲些才出來工作不是很幸福嗎之類,但聽見他吐出的這四個字,只能沉默。

委內瑞拉人

然後我們談起香港。他所知並不多。今年外遊的感覺,是外面的人對香港的興趣較十餘年前似乎減弱了不少。許多人都是跳過香港而直接說 “your country”對世界如何如何,要稍稍解釋,他們才知道香港的特殊處境。Enyilber應是記錯了地方,說起一些我沒聽過的香港新聞。談到雨傘運動,他卻對一些照片有印象,說他們在委內瑞拉一樣是佔路示威。他問:「警察會向人開槍嗎?」我說:「沒有。」他之後的單字回應,我雖可理解,但始終覺得怪異: 「Nice」。他有次同伴示威,即遭站在對面的警察開槍,幸好沒射中。時局壞透,通脹瘋狂,去年的升幅不是80%,而是800%,一年八倍,他父親本有退休金,但因這通脹率已不夠糊口,六十多歲又須出來再找工作了,在阿根廷沒可能,唯有留在首都卡拉卡斯(Caracas),順便看守因貶值而捨不得賤價出售的舊屋,只有同樣不想離開的母親陪伴在側。

躺在上格床戴著鴨嘴帽頗陰沉的男子,只靜靜按電腦,原來一直也在聽,此時加插了些注腳:若然是遊客,在委內瑞拉未出機場大概已被擄刧,雖然早已沒遊客。這位Edi本念社工,我以為他在電腦跟人聊天,談起才知道原來在找散工。他笑說是女子就好了,餐廳多喜歡請女侍應。旅館沒電腦,他知我那晚需要用,但找過附近那種一格格供人打長途電話和上網的舖頭都已關門,他便說已找完工作,電腦可借我,然後便脫帽準備睡去,只指指衣櫃說,用完放回第二格就是。房中其餘幾位委内瑞拉人,有讀工程的,有讀教育的,全須在這新地方從頭來過。

生活中的等待

翌日早上,見幾個人已換好衣服準備上班去。旅館不包早餐,Enyilber說街上的麵包又貴又輕,買了麵粉自己焗,說只用五分一價錢就造得更多也更好。其他人有的仍在睡,有的在打機,無所事事,不少都在等文件、等工作、等運到。都是煎熬。

智利的餐廳已不便宜,我多數自己煮吃。阿根廷的餐廳更昂貴,但番茄意粉吃得多了有點厭,且那晚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短住學藝的華欣重聚,進了一家相對划算的阿根廷傳統燒烤店。在阿根廷,牛肉是賣點,但再看看餐牌,豬較牛便宜,便點了豬。她不吃肉,叫了蘑菇奄列。晚飯後回到旅館,眾人又圍著電視哈哈笑。Enyilber最先走過來,說早上做完麵包,下午去銀行換了幾十美元,全天都只在吃麵包。「你吃了什麼?」他突然問。「奄列。」我說。零點五秒之間選擇了講大話。不想好像大魚大肉,又不想解釋。他點頭,不知是根本只隨口問問並不關心答案,還是雞蛋令他想起基本食材,他接著就說起過六條街有家雜貨舖特別便宜,仔細告訴我地點,我點頭,裝作用心記路,其實仍被剛才那點點的驚恐或內疚纏著,什麼都沒聽進,繼續點頭混過。

晚上再借Edi電腦,在維基查「委內瑞拉」希望知道更多,看見右下方有上下兩個表。上面一個是委內瑞拉近廿年的「謀殺率」,一路隨年份往東北方斜上。下面一個則是「綁架率」,比謀殺率更壞,近幾年的走勢是東北、東北偏北、正北方一般直上。事實是,單有這兩種統計已夠教人心寒。Enyilber說他早死心,因警察跟犯人根本是同一伙人,且自你踏出家門開始,衣食住行花的所有金錢,都會落到同一伙人身上。阿根廷是昂貴是生活艱難,但最少不用終日提心吊膽或忍氣吞聲,心情簡直如《詩經・碩鼠》的「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頭也不回只想離開。香港,可又快會步其後塵?

時間的聲音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某早上,得悉可寫信給在囚社運人士,紙筆和文字這些原始的東西、寫信這種小學就懂的事情,在特殊時空下又變得如此珍貴。忽想到獄中一位現實裡未嘗交談、卻有些間接緣分的朋友,坐下便寫起信來,記起背包中有本剛買的二手書,是兩年前過身的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 Voices of Time,就抄了幾段在信中,包括書的開篇 “Time Tells”,內文只數行:
We are made of time.
We are its feet and its voice.
The feet of time walk in our shoes.
Sooner or later, we all know, the winds of time will erase the tracks.
Passage of nothing, steps of no one? The voices of time tell of the voyage.

加萊亞諾一生因政治受過不少苦頭,走了很遠的路才能回家。他筆下這些Voices of Time,當能召喚種種被流放的聲音。阿根廷後,我就是因為加萊亞諾而到了烏拉圭首都蒙特維多(Montevideo),其國、其人、其書都有意思,下回再續。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9月24日)

南美札記(一):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18.html
南美札記(二):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09/blog-post_61.html
南美札記(四):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7/10/blog-post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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