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札記（二）：智利女孩與阿連德之墓

前幾天跟學生談起美國九一一，有學生忽說，啊，那時還未出生，才驚覺是那麼久遠了。我之後播了簡盧治（Ken Loach)十多年前在《他們的九一一》（11'09"01 September 11)那短片，講美國一九七三年策動的智利政變，九一一那天，推翻了民選左翼總統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扶植獨裁者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摧毀了多少智利人的一生。但今回重看，倍覺黯然，全因在智利遇見的一位女孩。

在智利看見新香港

昔年在瑞典讀書，每有空就到西班牙友人Jorge房中吃飯，他牆上貼著一張兩米闊一米高的世界地圖，我們常在前面手比指劃，想著該到哪裡去，好像真有錢一樣。他最常提及的就是智利，長而窄，一國便有地球上的眾多地貌，由北到南，可涉足沙漠、鹽湖、火山、森林、冰川，自此一直被這描述吸引。而今與Jorge已失去聯絡，我卻獨個到智利去了。

世界有千迴百轉的聯繫，我在智利北端的阿里卡(Arica)第二天就遇上。這海邊小城久留嫌悶，短住怡人，那天午後在旅館上網，看到香港四位議員被DQ的消息，十二萬選票一夜無效，刻意讓人覺得兒戲。心中鬱悶，打算出外散散步散散心，但知方向，不辨街道，亂走了一會，抬頭忽見一中文招牌，寫著的竟是﹣﹣「新香港」。那是家唐餐館，門關著，奇怪的是我在城中從沒見過華人。不知「新香港」何時才會開門？

談起獨裁者

後來在首都聖地牙哥，發現了世事更奇妙的連繫。晚上到達旅館，開門的是打工換宿的英國人Rex，店東Ivan正在大廳梳化看電視，手指指對著熒幕謾罵。那是個新聞特輯，內容我固然不明白，只見一位女記者拿著咪追著一老頭，老頭見狀快跑，回望的一刻，鏡頭凝住，旁邊彈出一個金額，很多錢。然後她又追著另一老頭。問Ivan，他說這堆人全是獨裁者皮諾切特的舊部，一直受政府供養，那些金額，就是納稅人最後付予他們的退休金。“Puta la wea!”，他又駡，Rex邊奸笑邊把這句髒話抄到白板的 “Chilean slang of the day”下面。談起皮諾切特，Ivan著我看看紀錄片Chicago Boys，講的是五十年代智利一批到了美國追隨費利民（Milton Friedman）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後來在皮諾切特政府如何拿智利做實驗。但Ivan也謂恨還恨，今日智利紅酒白酒的出口、地鐵的興建、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的公路建設，都跟當年的政府有關。他見我初來，說有個Free walking tour據說不錯，翌日不妨去看看，可對聖地牙哥有初步認識。

Valentina

翌日早上到了公園，還有五分鐘活動便開始，但一個人也沒有，正發現自己去錯了地方，一位年輕女子便笑著走過來。因常有人錯到這邊，她習慣每次出發前兜過來看看。這位Valentina的英文有濃厚英國口音，在南美很罕見，回去集合地點時問起，知道她曾在倫敦生活多年，大學讀人類學，畢業後才回智利，住了不到半年。她喜歡紀錄片，也希望做演員，但未有機會便先做導遊，既可跟人聊天，也可靠貼士幫補生活。

跟其餘幾位團友匯合，Valentina說早上這個是 “Offbeat walk”，不看歷史或政府建築，只重庶民生活，會到兩個大街市逛逛，最後到墓園。她有時會站到街角講解智利的民生，但我更喜歡與她在途上的漫談。我說我也喜歡電影，對智利政治的認識，正是始於簡盧治的「智利九一一」短片。Valentina忽說，真可惜，片中那位寫信、唱歌、憶述平生的智利演員和音樂人Vladimir Vega，幾年前自殺過身了。我聽後呆了呆，想起他在片中拿著結他急弦高歌，也好奇Valentina怎知道這消息。她說在倫敦時常跟較她年長的人玩音樂，輾轉認識這位七三政變後被囚禁、後來流放到倫敦一直無法回國的智利難民，得悉時也只覺唏噓。

她介紹聖地牙哥時常強調平民的勞動，如在大街市 La Vega Central時就謂智利物價昂貴，平民真要胼手胝足才能糊口；談及智利社會的不公則常帶憤恨，說這是南美最不公平的國家，貧富差距大，大學學費就荒謬地比倫敦還要貴，有些窮苦學生迫不得已要到大學免費的阿根廷去。她也說起那幾天正有女權組織示威，希望推翻禁止墮胎的法例，有需要的女人不用再以「盲腸手術」含糊其辭。中途我們站到一旁，聽她說了這故事：聶魯達(Pablo Neruda)有年受 La Vega Central邀請到街市念詩，這位思想左傾的詩人自是興奮，想為街市寫首詩，但可能太緊張，平日敏捷詩千首，今回就是寫不出。結果當日他念了首舊詩，或許太長，前來的工人愈來愈寧靜，好不容易二十分鐘過去了，詩讀完，聶魯達正不知怎樣打圓場，看看觀眾，卻見有工人正流著淚，且流淚的人愈來愈多。他們說，平日早出晚歸都在勞碌，是你的詩，讓我們重新記起生活的喜悅。

離開街市，我說數月前才看過電影《流亡詩人聶魯達》。Valentina笑說聶魯達雖是共產主義者，卻有三間屋，幾個故居中以黑島（Isla Negra）那個最有趣，放滿他的收藏品，如貝殼、酒樽、放在船頭那種女神像﹣﹣我數天後乘數小時巴士去了這間對著太平洋的小屋，精緻怡人，有火車頭、有一比一的玩具馬、有他看海的望遠鏡，全是性格的展現，深感他果真竭力守護童年，畢生在哄心中的小朋友高興。Valentina又說，近幾年有更多證據顯示，支持阿連德、於九一一政變後十二日逝世的聶魯達並非死於癌症，而是受皮諾切特毒害，懼怕的正是其感染力。

阿連德之墓

到達墓園入口，我倆的話題又回到簡盧治。她問我看了 “I, Daniel Blake”沒有。我說看過，很喜歡。她再問我看過簡盧治為英國工黨黨魁郝爾賓（Jeremy Corbyn）拍的宣傳片沒有。也看過，說這麼硬的宣傳片在香港不可能受歡迎。她接著的話很突然，想了想卻又理所當然：她在英國的日子，就是得郝爾賓前妻助養，對他們全家如何與人絕甘分少一直敬佩。如同看星星時終認出星座，我短時間內認識的她、她整個早上的話、話中的倔強，一下全都貫穿起來了。太驚訝，雖明知是真的，還是說了句：“Really?”。她笑笑，便轉身對大家說，智利的不公除見於人間，也見於墳墓。貧者十二人共一小格，不少小孩的死亡年份正是1973，因社會動盪而營養不良。富者則是一家族一大座，有些因智利的硝酸鹽（nitrate）發跡，建墳墓也成了競賽，一路除看見一座座微型的羅馬宮殿和天主教堂，竟還有印加宮殿、阿蘭布拉宮(Alhambra)、甚至金字塔！但興衰無常，科學家在上世紀初發現人造硝酸鹽的方法後，這些家族便迅速衰落，且因智利常地震，好些雄偉的墳墓都已坍陷而縱横散落。

墓園正中是一風格剛健的陵墓，一看，就是阿連德之墓。這也是行程的用意吧，Valentina著我們坐在墓前空地，說想用二十分鐘說說智利近代史：七三年的九一一政變當天，總統府被轟炸，阿連德本有機會流亡海外，卻選擇不走，在電台發表了最後的演說，鼓勵智利人爭取民主自由後，便葬身府中。及後其支持者被清算、虐待、流放，成為智利的一頁痛史，學校長期不教七三之後的事，連智利的Lonely Planet也囑遊客勿跟人亂談政治。但Valentina強調唯一解決辦法，就是“Let them talk”，正視歷史，猶如聖地牙哥以七三政變及其遺禍為主題的「人權博物館」。

向政府說不

我翌日到了這設計極用心的博物館，對「海馬」印象尤其深刻：因當年被囚者都給長期蒙眼，唯有洗澡時能偷望地下，恰巧溝渠蓋上都有一海馬設計，「海馬」自此便成為自由的象徵，反覆出現在塗鴉與書信中。再走至另一處，見牆上圖案是黑白彩虹和一個 “NO”字，一認而知就是數年前在電影《向政府說不》（NO) 中出現過那海報。1988年，皮諾切特為息民怨，辦公投讓民眾決定他能否連任。這個NO，就是反政府陣營的文宣核心。巧合的是這電影的導演正是《流亡詩人聶魯達》那位柏保羅賴尼因（Pablo Larraín），演員貝納（Gael García Bernal）不是皮諾切特的爪牙、追趕聶魯達的警長，而是站在軍政府對面，靠才情和一點創作上的好勝心，不意推動了智利民主運動的廣告人。感謝電影，為我打開了認識世界的一道門，踏出了第一步才有第二第三步，在智利方能看到紛繁世事之間的微妙扣連。

聖地牙哥之後，我一直南行到巴塔哥尼亞的南端，往Torres del Paine露營時捱過了人生最寒冷的晚上，再由此地過境阿根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遇上了幾位人生横遭政治改變的朋友，下回再續。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9月17日）

Ken Loach: September 11, 1973 - Coup d’état in Chile (from 1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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