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個有趣的地方，縱使主流大如海洋，急怒洶湧，卻總有人在不起眼處專心做細水長流的工夫。舉民間電影放映會為例，幾年前有Born Lo的「平民班房」，綜論歐洲和日本電影大師，一辦三年多；去年又見幾個有心人舉辦「馬田史高西斯學院電影會」，期望用數年時間，跟來者逐一看完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列出的八十五部重要電影，並深入討論。連帶其他大大小小的民間藝術活動，都為這城市的美學教育一點一滴地增補，令大家的生活有多點出路與可能。
自發的事情最有力量。真切喜愛，才能孜孜不倦，同時希望更多旁人成為同道。史高西斯放映會原先在灣仔藝鵠書店舉行，後來移師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免費參與，先看戲後討論，三月便是一年紀念。發起人之一陳浩勤打算整理一年來的成果，囑我從放映過的電影中選套寫篇評論。一看名單上的電影，便想若能寫《大國民》也不錯。
《大國民》(Citizen Kane)是美國導演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一九四一年的作品。那年他才二十五歲，首次執度，不得了，視野和野心都大得驚人。但威爾斯並未因此一帆風順，相反，因電影上映時的爭議，威爾斯後來只算浮浮沉沉。我覺得他後來的電影更加圓熟，像《審判》及《奧塞羅》都為文學改編立下了難以企及的水平。但正如今年其實不過三十三歲的奧雲，最經典的一幕，始終是他十八歲在世界杯對阿根庭的入球；彷彿一早站在巔峰，後來只能看著自己一路滑落，可見少年早慧亦自有其無可奈何之處。
《大國民》從主角卡恩的一字遺言 "Rosebud"開始，靠他身邊不同人物的回憶和猜想，重構這個報業大享的一生，由盛而衰，眾叛親離。他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玫瑰花蕾又代表什麼？電影就順住這些問題如花綻放，但觀眾卻如霧裡看花，無法穿越在電影首尾出現那重鐵絲網。
一個不喜歡聽歌劇的人，看見出色的歌劇，或能欣賞他的音樂燈光、佈景唱腔，卻未必因而動心。這正是我昨晚重看《大國民》的感覺；我對歌劇的印象總是滿瀉。《大國民》長踞電影選舉的前列，很少人不被這電影的想像和畫面震懾，但似乎又不算很多人覺得他最刻骨銘心。當然，我未至於如片中那位聽卡恩繼妻唱歌劇時，無聊得在座位上把場刊慢慢撕碎成花的觀眾。《大國民》絕不沉悶，重看時只是覺得他有點太密太急，磅礡得令人氣喘。
關於《大國民》的資料之多，早已成為另一個守衛深嚴的保壘。單是葛士文(Ronald Gottesman)選編的Perspectives on Citizen Kane一書，便長達六百多頁，人才濟濟，包括波赫斯(Jorge Luis Borges)、沙特(Jean Paul Satre)、卡露爾(Noel Carrol)等人的評論都在其中。但豐富如此，書中還是只收錄了影評人羅生邦(Jonathan Rosenbaum)的 "I Missed It at the Movies: Objections to "Raising Kane""，而未能收錄他所反對的影評人卡拉(Pauline Kael)那篇在一九七一年分兩期刊在《紐約客》的攻訐長文“Raising Kane"。此外，當然還有各種圍繞《大國民》的紀錄片、訪問和傳說。
珠玉在前， 本來無話可說，但早前因為十八世紀德國詩人諾瓦利斯(Novalis）兩句關於西爾斯女神(Goddess at Sais)的話，發現了他筆下一個關於Rosebud的故事，或有助我們理解《大國民》。
西爾斯女神象微大自然，由希臘的阿提蜜斯(Artimes)及埃及的愛斯斯(Isis)結合而成。傳統以來，女神雕像頭部總是給一面紗遮蓋，底下則刻著：「無人能揭開我的面紗」。神秘如此，自然引發遐想。我們應該揭開大自然的面紗，直面真理嗎？ 諾瓦利斯自出機杼，寫過這短短一則：「其中一人成功了——他揭起女神的面紗。但他看見甚麼？他看見了——多教人驚歎啊！——他自己。」(“One of them succeeded – he raised the veil of the goddess at Sais. Yet what did he see? He saw- wonder of wonders!- - himself.” )不離開原地，就無法了解自己。諾瓦利斯關於Rosebud的故事，可算是這兩句話的變奏。
故事名為〈風信子與玫瑰花蕾〉(“Hyacinth and Rosebud”)。卻說風信子和玫瑰花蕾二人本來相戀。一日，有一神秘人突然到訪村落，並與風信子聊天，令他著迷不已，連玫瑰花蕾都忘記了。不久之後，神秘人又突然離開，風信子心情低落，輾轉決定，要隻身離開家園，尋找愛斯斯女神(Goddess Isis)，並拜託父母，代自己向玫瑰花蕾告別。千山萬水，他在途上矇矓入睡。在夢中，他終於找到女神了，他又能發現什麼？「他揭開了那輕逸發光的面紗，玫瑰花蕾便投入他的懷抱之中。」繞了一圈，眾裡尋他，又看見Rosebud。
《大國民》中的Rosebud就是卡恩童年時那部雪橇的牌子，慾望與野心尚未萌發，一部雪橇便使他感到幸福。問題是，那牌子為何要是Rosebud？從訪問得知，威爾斯對Rosebud一字的意思並不熱衷，編劇曼基維茲 (Herman Mankiewicz)則謂，那象徵他童年時單車給人盜去的經歷。二人的解讀乏善可陳，何況就是狄西嘉(Vittorio De Sica)一九四八年的《單車竊賊》(Bicycle Thieves) ，主角那單車的牌子也偏要是饒富深意的“Fides”，因這拉丁文譯做英文，正是 “Faith”；他被盜去的，何止是一部單車？有論者將Rosebud理解為《大國民》影射的報業大享靴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之筆名，亦有謂那暗指女性的陰部，都嫌生硬皮相，殊不足取。
閱讀藝術作品，作者原來的想法並不重要，能為作品提供最強的解讀才是關鍵。觀眾對作品的解讀，絕對可能比作者自己的還要好。就算威爾斯和曼基維茲都沒讀過〈風信子與玫瑰花蕾〉，我仍可認為，以諾瓦利斯這個故事詮釋《大國民》的Rosebud意思更為圓足，因為他令電影「追尋」的主題更加深刻。萬水千山，卡恩想要的究竟是什麼？卡恩用盡心力去追求，建立，證明，期望以一人之力對抗世界的規律，結果便成了烏托邦式的追求，目的卻不過是童年時幸福的感覺。愈是追求，就離開過去愈遠，那不是很吊詭嗎？ 童心已泯不可復得，混沌蒙昧都成了聰明計算，綻放的花無法變回花蕾，如此一來，卡恩能不渴望自己如風信子一樣，揭開面紗之後，Rosebud便擁入懷中嗎？於是電影結尾，雪橇上的Rosebud一字在火燄中消亡的一幕，便更淒美。
寂寞源於對世界缺乏一種歸屬感，人便被放逐永遠追尋，只能活在想像的未來。財貨再多，只覺空空蕩蕩，如何能不寂寞？於是，卡恩的遺言“Rosebud”，既是神秘意象，引發懸念；亦是千里來龍，結穴一點。不能不佩服一個二十五歲的年輕人，能對生命能有這樣的洞察。
《明報》二０一三年三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