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之難——《大亨小傳》

雖不喜歡巴茲魯曼(Baz Luhrmann)的電影風格，本來還是想看看他新上映的《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為了比較，看前特意找來一九七四年英國導演克萊頓(Jack Clayton)的改編，看後也就打消看新版本的念頭。算了，無謂再次失望，寧可花時間重讀費滋傑羅 (F. Scott Fitzgerald)這佳作。

克萊頓的版本由《教父》的導演哥普拉編劇，羅拔烈福做主角，電影卻頗難看。影評人伊拔(Roger Ebert)為之寫過一篇公允的評論，從選角、場景、演技到改編之視野等，逐樣批評，針針見血，不妨摘錄幾段。論電影中如「綠燈」等象徵：“The beacon and the other Fitzgerald symbols are in this movie version, but they communicate about as much as the great stone heads on Easter Island.”虛有其表，空空洞洞。論主角蓋次壁之首次登場：“it’s a low-angle shot of a massive figure seen against the night sky and framed by marble: This isn’t the romantic Gatsby on his doomed quest, it’s Charles Foster Kane.”雄偉如此，《大亨小傳》一下竟變成《大國民》了。

伊拔寫得最好的一段，是對電影收結之批評：如此大量引用小說原文、看來忠實之改編，怎可能以一首版本嬌艷俗氣的“Ain’t We Got Fun”作結？何況小說的最後一句，還要力重千鈞，享負盛名？伊拔的猜想是：“Maybe because the movie doesn’t ever come close to understanding it”。Understanding一字看似容易卻艱辛，不能心通理解，再落力也徒具形似，無法得其精神。

電影有兩場令我尤其不滿，一是蓋次壁與敍事者尼克(Nick)之初遇，一是蓋次壁之被殺。原著寫尼克一晚在謠言與閒談之間，無意中發現對話的人就是蓋次壁；電影所見，則是蓋次壁待在守衛森嚴的房間約見尼克，顯得煞有介事之餘，亦過份突出蓋次壁孤高的形象。原著寫蓋次壁之死，先用優美文句，描述他躺在泳池休息時之想像，再寫槍聲，然後着墨於池面的波動：風吹葉落，紅色的水流旋轉。到了全章之末，才以一句交代園丁在草叢發現威爾遜的屍體。電影的處理卻出奇笨拙，先拍威爾遜潛進蓋次壁家中，神情慌張，拿出槍來猶豫應否自殺，再從簾後步出，射死蓋次壁。整個中槍過程都拍了出來，原書的悲劇意識也就一掃而空。電影最後的二十分鐘，簡直不堪入目。

費滋傑羅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大亨小傳》寫得簡練，只有九章，借尼克的視角，逐步從謠言與疑惑中發現蓋次壁的故事，例如他費盡心力要回到過去的幻想，而這也同時是尼克認識世界的過程。末段描述幾個角色的際遇，尤能呈現世事的陰差陽錯。台北桂冠出版的中譯《大亨小傳》極好，因為除了喬志高先生傳神的譯文，還有林以亮的導讀。林以亮即宋淇先生，對文學和翻譯素有心得，簡短的導讀不乏高見，例如這段：

尼克可以看到事實的真相和悲劇性；蓋次壁却運用想像力來改變和創造事實。尼克的性格使他可以看透一切，他不會受到損害，可是他永遠不會快樂。蓋次壁可以體會到人生中的狂歡，可是他的結局註定是悲劇的收場。尼克永遠向後縮，蓋次壁却永遠在追尋着「綠燈」。作者很容易拿二人對立起來，因為二人代表的正是人類中最優良的典型，可是我們讀《大亨小傳》時，並不覺得有明顯的對立存在，二人中間的關係使我們覺得：與其說他們是對立的矛盾，不如說他們是相輔相成的統一，只有他們二人才真正站在一起，面對全世界的人，無須覺得自慚形穢！

尼克和蓋次壁都是美國西部的人，跟東部的浮華始終格格不入。費滋傑羅描述大城市的文句往往莫名淒美，如在第三章，用幾句就點出紐約大街之荒涼，行人之寂寥：“At the enchanted metropolitan twilight I felt a haunting loneliness sometimes, and felt in the others—poor young clerks who loitered in front of windows waiting until it was time for a solitary restaurant dinner—young clerks in the dusk, wasting the most poignant moments of night and life.”氣氛有點像詩人艾略特〈普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的開段。費滋傑羅與艾略特相熟，《大亨小傳》書成即寄贈艾略特，艾略特回信說已讀了三遍，認為那是罕見的傑作。

文學名著改編成電影總是難事。最成功的，我想起的有奧遜威爾斯和黑澤明。厲害如維斯康堤，改編卡繆的《異郷人》亦不出色；改編湯馬斯曼的《魂斷威尼斯》口碑較佳，但我也不算喜歡，略嫌他處理「美」這主題時斧鑿痕跡過多，失諸刻意；改編藍培杜莎(Tomasi di Lampedusa)的《氣蓋山河》，則或因導演對貴族生活有親身感受，拍來揮灑自如，乃成經典。

艾柯(Umberto Eco)在論翻譯的Mouse or Rat？一書，就以維斯康堤的《魂斷威尼斯》為例，分析改編的問題。艾柯把這電影厚詆為“one of the most blatant cinematic misinterpretations of a book”，覺得電影對小說的幾個改動都是敗筆。限於篇幅，只舉兩項。第一，維斯康堤把主角的身份，從崇尚純粹和古典等藝術理想的作家，改成了鍾情於馬勒的音樂家，削弱了他看見美少男時內心之掙扎，因這樣無法突顯太陽神被酒神征服、理想逐步毀滅的過程。艾柯的說法精準： “Aschenbach speaks as if he were Bach, but we hear Mahler”。第二，跟原著不同，主角在電影甫出場，已經虛弱疲弊，跟威尼斯的衰敗氣息相近，輕易融入其中，少了原著那份抗拒。同理，原著講主角要慢慢努力才得到姓名中 “von”字的尊稱，但電影的主角一出場已有此稱謂，形象更近於頹廢的貴族，跟威尼斯的萎靡太接近，失了張力。

艾柯強調問題不在改動原著與否。維斯康堤拍《氣蓋山河》也有修改，但因他能使觀眾“understand the deep sense of the novel”，所以成功。Understand一字又出現了，伊拔說的是導演能否領會，艾柯說的是導演能否令觀眾領會，關鍵從不是情節，而是精神。所以，我想若要把《大亨小傳》改編成電影，維斯康堤應是最佳人選。他對時間的流逝如此敏感，又明白上流社會的奢華空洞、醉生夢死。由他處理《大亨小傳》中夏天之溽熱，人之倦怠，及其中各種象徵，肯定更富美感。相信他也斷不會無視小說的最後一句：“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明報》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積風集》自序

這幾年，大概一月一篇在報紙寫文章，戰戰兢兢，唯恐有失。副刊的文藝版面已經那麼稀罕，寫不好就更浪費僅有的空間。

常常覺得香港臥虎藏龍，只是高人大概不願給報紙的方寸所囿，也不輕易隨便出手。但報紙副刊既未完全式微，還是需要有人來寫的。一個城市能有幾份好的副刊，有助維持其人文氣息，引發思考與討論。最初便想，若能填補空檔，在這位置出力，總算沒白費所學。

我慶幸一早發現自己不是個才華洋溢的人，比較適合寫評論。這絕無貶低評論的意思，但可以有所依傍地說自己的話，猶如有中生有，感覺份外安穩。平日興趣既然是讀書和看電影，能為文學和電影寫文章，簡直是福份。

這令我想到「眼光」一詞。跟常識相反，與折射無關，眼才是光的來源，烱烱如電筒一般，在漆黑之中，照遍視線所及之物，逐一將之變得明白起來。厲害的人都有這種眼光，或因其性情，或以其學問，更可能是因為情理兼備，照見人所不能見。如果他是作家，便能寫出好的書；如果他是導演，就會拍出精彩的電影。但具備這種眼光和洞見的人，畢竟只屬少數。自己沒眼光也不要緊，評論和引介，有時就像拍拍正在夜深趕路的人，然後把手向上一指，提示他們頭上的一片天空，原來點點發亮。若能如此，最少沒把書和電影白看，只是眼光光。

寫了幾年，發現學識只限我每月寫一至兩篇，要急也急不來，便繼續慢慢看，慢慢寫。這就連到書題《積風集》了。是二○○五年得悉可升讀研究院的那個晚上。下午收到取錄通知，因為有人退出，多了個空位，才有頂替的機會。一方面當然欣慰，前路的悵惘暫時告一段落，不用再等待獎學金的消息了，也不用上網找工作謀後路了。但很奇怪，另一方面又有種說不出的鬱悶。總覺得僥倖得逞，好像騙了誰似的，心裡一直不舒服。

只記得那晚回家後看電視直至深宵，雖然我討厭看電視。三時許吧，家人都睡了，便拿著電話靜靜走出家門，打電話給我最敬重的老師佘汝豐先生，他通常清早才睡。家住井字形屋邨，撥了號碼，便憑欄對著天井，用另一邊的耳朵聽著零星的鐵柵開閤，都沒留神是有人夜歸，還是大風吹過搖醒鐵柵。電話接通，勉力壓抑聲線的顫震，跟老師說了情況。他回答的聲音低沉得很，字字入心：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讀書是一生一世的。」

已忘了那次通話如何收結。但從此，莊子這句話於我就特別深刻。那明明是荀子的真積力久則入，孟子的盈科後進，負翼要積風。弔詭的是，天地之間，風偏偏最不願暫留，一去無蹤。這也真如學習，總不知多少留下，多少流走；不肯定在面前吹過的風，最後會遺下幾多痕跡。

這書可算是積風的寫照。第一和二部是書話，分為「這裏的書」和「那裏的書」。第三部「發光的電影」，寫的多是不止在螢幕發光，更在心中發光的電影。書中文章有幾篇寫在《信報》和《字花》，其餘全都寫在《明報》〈星期日生活〉。我感謝曾經合作的所有編輯，尤其是〈星期日生活〉的主編黎佩芬小姐，至今素未謀面，卻一直對我充滿信任，容許我在這求快求新的社會氣氛底下，寫了那麼多舊戲舊書。

去年三月，樊善標老師問我有否出書之意，那時回答說，自覺寫得還未夠好，多寫一年再算。碰巧今年三月，有天午膳後回校，收到校務處同事通知，剛才有出版社打電話找我。本以為是銷售課本的宣傳，後來才知道是花千樹的編輯小姐，說因在網上找不到我的聯絡，才打電話到學校來。希望這書沒辜負原來的期望。重讀舊文，選出比較滿意的五十篇，略加增塗修訂，主要是刪去廢話，補寫和重寫未足之處。

感謝曾為這書落力的人，包括為我在封面題字的萬偉良老師、畫封面的區華欣、校對的陳以璇，以及編輯葉海旋先生和羅海珊小姐。感激我的親人、朋友和師長。積風的過程，少不免有心急或沮喪的時候，我慶幸遇過那麼多好老師，有時拍拍我的膊頭，叫我要抬頭看得更高更遠；有時如星，教我近距離見識那耀眼的光芒。是為序。

二零一三年五月四日於香港九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