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ly 18, 2020

偏門奧威爾


                                                                                                     左邊奧威爾,右邊甘伏

下周本來跟我很欣賞的「好青年荼毒室」成員鹽叔在富德樓「獨立出版迷你書展」對談,主題是「偏門嘢」,打算對應獨立書展談些冷門孤僻的東西,活動雖因疫延期,但癮起了,便趁機重溫一本偏門書,緣於去年的東京旅行;疫前時空,恍如隔世。

那晚華欣想到新宿的Infoshop “IRA”(不是愛爾蘭共和軍,而是Irregular Rhythm Asylum簡稱)看看,參加那裡定期舉行的集體版畫創作。那是一幢大廈的三樓,入門即見各種貼紙、標語和DIY獨立刊物,雜亂得有生命力。但我不想假裝對勞作充滿興趣,很快在旁邊梳化睡著,醒來他們仍未做完,已有人煮好簡便晚飯同吃。無功白食不好,付錢又太古怪,飯後便到書架看看能否買書支持,見其中一本封面大字寫著 “George Orwell and Alex Comfort”。

奧威爾我喜歡,算熟悉,但後面這位甘伏是誰?不知道。書在一八年出版,作者Eric Laursen我沒聽過,但書題《站在一旁的義務》(The Duty to Stand Aside)似乎有趣,就這本,旅途上慢慢看,驚歎這麼小的題目也有人用心研究。

甘伏原來是個英國科學家和醫生,最著名是七十年代寫過一本叫The Joy of Sex的性手冊,教人行房種種。 但這都不是他在這書的角色。時空定在四十年代初,二戰未完,他廿歲出頭,讀醫之餘也愛寫小說和詩。此時奧威爾還未寫《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因身體太差無法參軍,正在BBC電台做文化節目,向印度聽眾推廣英國文學,讀讀詩,屬軟性政治宣傳。

奧威爾不喜甘伏的小說,喜其詩,常在節目介紹,看來一切安好。但不,甘伏不在戰場,不單因左手年少時受煙花所傷缺了三根指頭,也因他是個無政府和平主義者(anarcho-pacifist),認為人應從國家獨立出來,徹底反戰。問題是希特拉來了,應怎樣?甘伏的立場是貫徹理念站在一旁,集體抗命,也不滿奧威爾由本來撰文反戰、教人提防政治宣傳,終變成國家擁護者、走進制度之內。相反,奧威爾認為時勢如此,和平主義等於親法西斯,不反希特拉的都在支持他。

奧威爾和甘伏這場小論戰,先是靠寫小說評論和公開書信,後來竟是寫詩!四三年,甘伏用筆名寫了首一百二十行的長詩暗諷邱吉爾、BBC和參加政治宣傳的作家,卻明顯放過賞識其詩才的奧威爾。但兩周後奧威爾還是公開回應,用上相同的長詩體裁,其中一句說「你雙手乾淨,彼拉多亦然」(Your hands are clean, and so were Pontius Pilate’s),所指甚明。

但二人並未因此交惡,奧威爾在信中繼續稱讚甘伏的詩,後來到雜誌Tribune任編輯,還邀請甘伏寫諷刺詩。四五年他們終於見面,二戰並未如奧威爾想像,為英國帶來社會主義式變革,「國家」倒日益強大,隱隱應驗甘伏的警告,這影響到《一九八四》的內容嗎?沒證據,但作者有意在此留白。故事尚未結束,峰迴路轉,奧威爾在四九年記下「奧威爾名單」(Orwell’s List),將他懷疑是地下共產黨員或同路人的名字交給英國外交部,雖然名單意義常被扭曲(有興趣可參拙文〈奧威爾是告密者?〉),但重點是除蕭柏納、差利卓別靈和導演奧遜威爾斯等,甘伏名字也在其上,簡介包括「反英」、「親德」和「親獨裁」,最後卻是反高潮的「很有才華」。這背後是何心態?

《站在一旁的義務》的關懷可算另類,提供嶄新角度理解奧威爾和二戰,作者相對同情甘伏,在前言已質疑二戰是否真如一般理解的“Good War”,抑或加強了國家對人的宰制。同意與否也好,至少這非主流的稜角能展示獨立出版的精神,不在IRA那種地方也不易碰上。書末附出版社AK Press簡介,自言是世上最多產的無政府出版社,全由工人運作,民主管理,沒老闆、沒經理、沒廢話。

好奇之下到其網址,「常見問題」一版最見性格。問:會送書到監獄嗎?答:每天。但我更喜歡以下這題。問:如我對無政府主義有高深但只得自己明白的主張,很想找你們辯論,應把問題傳給誰?答:請勿。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八日

附錄:〈奧威爾是告密者?〉

〈奧威爾的子彈〉

Monday, July 13, 2020

減,減走不準確——訪連安洋



連安洋是灣仔富德樓「艺鵠」書店店長,除了賣書和辦活動,也做獨立出版,去年跟他有些編輯合作,對他在瑣碎事務中常能保持平靜溫柔,印象最深。他未必是群體中的焦點,卻靜靜照顧眾人促成事件,我覺得這種性格值得珍惜。

有次談起他的經歷,藝術系出身、曾辦攝影雜誌KLACK、做書店,看來文藝,人生職志卻是耕田。但要到這回跟他詳談才知道他的挫敗感,聽到他說自己「一無所有」時有點詫異。多少人跟他一樣自覺不能貫徹信念,充滿矛盾,但未待理清所有想法已默默在崗位貢獻社群。那性格上的退守並非怕事後退,但因時勢,卻去了較前和較中心的地方,不知可否算是非主流中的非主流。

富德樓下周將舉辦第三屆「獨立出版迷你書展」,阿洋負責,便由書展談到他的過去,中途他總不自覺說:「其實都唔知點解你會訪問我......」

主流外的書展想像

郭:先談「獨立出版迷你書展」。獨立應不是做不成主流而已,多出來的是什麼?

連:最少是提供多個選擇,獨立出版並無大型銷售渠道,價值亦非主流書業會擁抱,始終我們無法改變人們最喜歡流行讀物或工具書,獨立出版的精神,應是任何人有話想講,都可用書這形式出現,但因人力少,出版後的推廣和發行都艱難。

郭:可再說說那特質嗎?舉獨立音樂為例,沒理由只是你未紅才叫自己indie,拿了這略帶光環的身份。我常用這個來想其他範疇,好奇你怎樣理解獨立出版和書展。

連:或許不是正面回答,但我會這樣形容:如果想小眾聚合更有力量,我便會將小眾的定義擴闊一些,拿最大公因數,發出去的準則也簡單:要不你有獨立精神、敢言、有主流以外的聲音,要不你不是集團模式,所以「突破」也在其中,因Breakazine就是獨立營運。

郭:辦到第三屆,經驗又是如何?

連:也有一個進化史。第一屆因辦得太趕忙,找人有遺失,可能給人小圈子感覺。第二屆於是邀請了些獨立書店來擺攤,而不止獨立出版社,那包括見山、Bleak House、大業等,想讓人知道香港有這些書店,跟香港書展同在灣仔,只是幾個街口之隔。

我們常說香港書展是特賣場,要跟他打對台,便想可怎樣做些教育,甚至很理想地如法蘭克福書展一般,增進編輯與出版社交流,孕育獨立出版精神,但限於人力一直沒法實踐。今年終可辦出版諮詢活動,其實是編輯配對,可能你有東西想出,但不懂怎樣變成一本書、怎推廣,我們便跟你談,給意見,這些不論書展、大出版社、大書店都不會做。

郭:國安法後對書和出版有什麼看法嗎?

連:聽到行內對出版的擔憂。也會設想壞起來會否變成大陸一樣,「國際書號」(ISBN)不再經圖書館循例申請,改而要先經政府審查才能取得,那就真是管制出版自由,要他批給你才有「國際書號」,否則不能賣,賣就犯法。到那階段還做不做到獨立出版呢?到時出版社要找印廠肯定比現在更困難,但我又會想到zine(獨立誌),全按自己喜好、不經印廠印刷釘裝的DIY出版。但暫時也沒答案。

行政、畫畫到耕田

郭:好。我對你的過去感興趣,不如由此倒敍,講講你藝術系畢業後的經歷。

連:零八畢業,想過繼續創作,做概念藝術,但為收入做過畫廊。我本身不是攝影的,做畫廊時辦了個「影像香港當代攝影展」,才認識一大班攝影師,包括現在的太太。機緣下再去了藝術中心做行政。

但做了行政幾年覺得很磨人,做到爆缸也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尤其有些展覧好像只為給那些雍容華貴的人提供背景做社交,很沒意思,剛巧有小朋友,又遇上「反高鐵」,菜園村啟發到我重新看香港問題,就想試試別的,去馬寶寶上耕作班,覺得契合自己對自然的嚮往,哈,甚至試過去「山崎」返工學做麵包,總之想改變。

很快又遇上另一份工,在威爾斯醫院麻醉科畫醫學插圖,指示神經和血管等位置,便帶著一種由消耗腦力而回到雙手的想法,看看可否靠這引領再做創作,每天就返威爾斯專心畫畫。

郭:好得意的工作。想起據說魯迅在日本讀醫,畫解剖圖時曾刻意畫錯一條血管,「為的是好看些。」

連:太搞笑了,沒聽過,藝術家性格吧。有趣的是,我那教授上司對圖的要求其實不高,我卻借機畫得很仔細,將那些脊骨開到一比一大,用Photoshop一兩個point的針筆畫,純為滿足自己畫畫的樂趣。不過到一四年「雨傘」中段,大家有點不知可怎樣繼續,都在討論自己可在社會產生什麼功用,便給了我勇氣多行一步,跟太太商量我是否可全職耕田。

最終做農夫也有很多機緣,一五年遇上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有機會跟袁易天等人去日本學習全套耕田運作,回到林村又遇上有田地的村民,知我辭職有決心才租給我,便開始了,打算賣菜維生,但後來和合耕的人有些不同想像,便去「生活館」跟同伴一起耕田賣菜,儘管月入最高也是六千,卻很開心,覺得實在。兩年後,同伴都巧合地都有了小孩,便決定休耕照顧嬰兒。要維生,一八年剛好「艺鵠」請人就加入。妙的是,原本KLACK的工作室,就是艺鵠現在十四樓同一位置,又回到同一地方,看故仔一樣。

不過,耕田始終最跟個人理念相應,最能實踐對社會的理想,因覺得那是地球問題根源,我們都把生活一些環節外判,將鄉郊和田野奴隸化,才衍生許多問題。如果社會有整全想像,可自給自足,為城市提供食糧,實行本土消費,多少也可減輕全球化問題。最終不能耕田,其實是一生最大挫敗和心理交戰。

郭:有趣,你從最泥土最在地的那端,跳到推廣藝術文化、相對較虛的這端,還要在灣仔閙市。轉折是怎樣?

「艺鵠」與回應社會

連:也不全是另一端,因「艺鵠」較貼近我想法,我來之前仍有天台農場,是個可推廣理念的地方。加入前,他們已找過我做Reader-in-residence計劃,做深度閱讀班,我選了很喜歡的Soil Soul Society: A New Trinity for Our Time,除一起讀書,也會到田考察、看電影、討論農業問題。

那書由印度裔作家庫瑪(Satish Kumar)所作,他受甘地啟發,七十年代跟另一伙伴帶著茶包,由印度步行到擁有核武的四個國家,找那裡的總統送一包茶,說若有衝動想按制發射核彈,就請先飲這杯茶,靜一靜。後來他受英國經濟學家舒馬克(E.F. Schumacher)邀請,到英國辦綠色雜誌,辦地球整全發展的跨學科課程,推動環保革命。這就是我跟「艺鵠」的淵源,所以最初進去工作,也想是否可延續這些思想傳播,介入社會又同時可自我完善。

郭:對應香港近幾年政治情況,實行起來應不容易?

連:政治總是迫切,很難在這氣氛中講環保。雨傘時其實有些嘗試,曾有人把政總外的花槽變成種菜地方,可能在旺角搞已被閙左膠,但金鐘尚能容許。根底裡我有這些關於土地和農耕的想法,但工作需要又把我扯到較前線的地方,漸漸靠近政治漩渦。

郭:好像有點被動?

連:你看到矛盾之處。如果我信念夠深,為何會被影響?但入「艺鵠」沒多久,發現不同人對書店的需要我都要回應,時勢漸差,一八年就跟富德樓上樓下辦共學研討會,討論藝文教育如何回應威權來臨。到一九年初「反送中」前更不用說,要即時和不斷回應,我的位置就與那些問題扣連,也眼見農地議題已在大眾關注中淡出,還講農業可能太不相干。加上還有獨立出版計劃,像蔡寶賢帶著《海浪裡的鹽—香港90後世代訪談故事》找我們,我看了稿,就覺得需要幫她出版。

郭:好奇,到這一刻,你仍想回去耕田嗎?

連:很想,雖然也喜歡現在的工作。但那可能要待因緣和合,找到一套平衡的模式才會發生。「半農半X」我不滿意,這關乎我對農夫有個比較徹底的定義,像袁易天所說,不是好好地賣菜、以此維生的就不是農夫,因你沒法投入那生活模式,明白不了職業上的現實困難,有無限田務,要管銷售,若只是浪漫化和半桶水,怎有資格和耕了幾十年田的老農相提並論?當時的沮喪是,我曾想證明這種生活是可行的,可生存,卻失敗了。

但回頭說,我至少會希望自己不是加負擔給大自然那個人。可能跟讀藝術也有關,希望不斷「減」,個人生活可再簡約些,包括習慣。

郭:文化能否也是「減」,而非累積?

連:我覺得文化是累積,耕田也是,不妨這樣說:簡化的過程,只是想減走不準確的東西,而不是為了「冇」。這點可能是藝術教育給我的禮物。

郭:想起啟功說,「功夫」不是時間花得久,而是「『準確』的積累」。

連:嘩很對。回想讀藝術時學回來的東西,也跟自己對佛學的興趣契合,不敢說懂,只是感興趣,會自己看書或去靜修營。

郭:有趣,對你認識雖不深入,但直覺是你對社會不公會有義憤,但同時又很平靜,而且有種溫柔。

核心之外的猶豫

連:的確有這矛盾。即管這樣說,希望不要好像太扮嘢:我身軀上或現實生活上,當然非常入世,在城市工作,儘管那是書店,但又不只是書店,跟社會和政治距離很近,有許多東西放在眼前,會考驗到我去想:愛是什麼?理解是什麼?你一直抱持的價值是否恆久不變?

我也曾渴望自己平靜,但當社會發生這些事,又覺得不能站在一旁,至少要去講什麼是我認為的合理,參與其中,一起經歷這個在自由與恐懼之間增增減減的過程,同時靠愛和理解,讓大家覺得互相扶持。誰都明白仇恨沒有出路,但我不會跟受過傷害的人說不要仇恨,只是需要清楚明白,仇恨會反噬,像舉著火把,雖有力量,不小心卻會燒到自己。

不過有趣的是,我對自己有一個判斷,就是從不覺得自己是走進核心的人,做KLACK時不是領頭或主創,那時台灣「報導者」訪問我講菜園村經歷,我也很猶豫,因只是其中一個參與者。在「生活館」耕田也在較邊沿的位置。

郭:我向來覺得這類人很重要。是否只要當那個人不是你,你就能欣賞?

連:又絕對是。我對自己甚至再harsh一點,回顧自己時總覺得有很多失敗,讀藝術為何終沒做藝術家?但因這本身意志不強,對這角色也有懷疑,較易跨過,但事實上也不太早。不能耕田就真是完全打沉,痛苦之所以深刻,是因為那時拋下過往一切看過和學過的藝術,全心投入耕田,怎料失敗了,便覺得一無所有。如用編輯角度,這個角色就是一個不斷跳來跳去的人,根本沒什麼故事好講,所以意志消沉得很誇張。不過現在回想,不死過,又怎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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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安洋,「艺鵠」書店店長,念念不忘的職志卻是耕田,或許解釋到卡片上職銜為何是Cultivator,中譯「文化農夫」。

「孤獨共振──獨立出版迷你書展2020」
日期:15/7/2020(三) - 21/7/2020(二)(按:已因疫情宣布延期)
地址:灣仔軒尼詩道365-367號富德樓
主題講座、活動及電影放映詳情請留意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78588379894122/


原刊《明報.星期日生活》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二日

Sunday, July 5, 2020

那道低清黑旗


                                                                       《理大圍城》劇照

可能坐得前,開場見《佔領立法會》首個鏡頭即感錯愕,不因那道揮舞中的黑洋紫荊旗,而因為形式:不知多久沒在大銀幕看過這樣低清的影像了,高清年代重遇久違的VCD起格質感。不可能是設備差或技術故障,低解像度當然是有意識的選擇,隱隱有種獨立精神或導演的情緒,故有預感接下來的紀錄再平實,也必會浮現這種對影像的敏感。

早聽聞《佔領立法會》及《理大圍城》這兩齣各四十五分鐘的紀錄片,導演是「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年初上映,但要重溫那些影像太煎熬,一直不想看。六月是個怪異空檔,彷彿只為等待國安法和巨變降臨,上周終於去了「影意志」的放映,兩片恰恰用其明顯有限的視角來提醒觀眾,或許你的認知和記憶都有限,有許多東西不知道、不記得。

《佔領立法會》拍的是去年七一,首個鏡頭後解像度回復正常,初段記錄那早上抗爭者在煲底外論辯,烈日下強烈燥動,未待投票也知結果,那燥動可在「死咗三個人喇」或「冇時間喇」等叫喊領略。到有人拿鐵籠車撞玻璃,後面是警察各種臉容,除了議員,有個傳道人嘗試擋在中間,鏡頭映著她用箱頭筆在紙上寫「曾宣誓保護香港市民」打算貼給裡頭的警察看,最後除畫了個心,還來回為心填色,我覺得有點搞笑又笑不出。玻璃後警察拿咪警告,但因聲音全被掩過,只見他嘴巴滑稽地開開合合。

是空城計嗎?很可能,但晚上立法會內的塗鴉與宣言都是歷史了,抗爭者在「一齊走!」和催淚彈之間逃離金鐘,許智峯和唐僧般的社工陳虹秀(還要沒頭盔沒豬嘴)勸導警察冷靜,為抗爭者換取時間,但下一刻荒亂逃跑,鏡頭已天旋地轉,明明無法拍攝,但把角度微微一調,最後恰巧又停在樓梯轉角處的梁凌杰祭壇。

鏡頭此時走原路回到空蕩蕩的立法會,警鐘長響、燈光破敗幻化、走廊佈滿雜物,本以為這重訪廢墟是拍攝安排,便見映著地上一個背囊,手遞出,拿起,哦,原來回來拿東西,臨走與主席台前四張高官黑白照片對望。

因歷時較長而拍下更多底片,《理大圍城》在影像處理上顯然有更多空間,人沒翅膀,所以也不用鳥瞰視角來交代整全畫面,更能反映圍困心情。開頭一鏡同樣刻意調低解像度,黑白街頭衝突片段,屈辱多於激昂,然後全黑,只餘「走啊!」和「幫我啊!」等大叫,七一後數月的香港日常。

起初理大內的抗爭者還精力充沛,播肥媽,隔空跟對峙的警察互駡,警察除了射燈回敬,也DJ一樣在歌和歌之間說話勸降,最精彩是理工內的許智峯(又是他)開咪問警員可否暫停音樂對話,但彼岸《十面埋伏》未曾止息,許問:「你嘅回應就係播歌我聽?」剛好傳來陳奕迅深情唱著:還仍然在各自宇宙錯過了春天,只差一點點,即可以再會面......

我也忘記理大初期人數是如此之多,幾次逃脫失敗後士氣漸喪,更因策略分歧而吵架,電影有時只保留聲帶、畫面剪到一組組鏡頭:人在椅上睡著釣魚、地上染血的口罩、不斷灑水的角落,最深印象是放定鏡頭映著牆上 I GO TO SCHOOL BY BLOOD塗鴉,再待人在前面横過,在在充滿諷刺,正如末處拍到破敗蒼涼的校園內,一部電視仍如常播著各項典禮的繽紛資訊。

十八號晚,某班房開了布幕投射外頭的直播,「入Poly,救學生!」。眾人則在大門爭辯應否衝出去而互駡,突然有兩個穿著斯文的男人在一旁冒出,剛從外進來,探頭張望,跟現場氣氛完全相違。抗爭者問他是誰,男人大概反應不來,呆了呆沒回答,身後陸續出現更多中年人,原來都是中學校長。電影捕捉到兩個世界相接一刻的唐突,觀眾跟著抗爭者的爭辯,沒人提過校長或議員,會比較明白那懷疑和敵意。一個欲把學生接走的人質問:「有冇諗過啲十八歲嘅𡃁仔啊?」對面那反對者情緒激動回答:「我都未X夠十八歲啊!」

電影末段有一神來之筆,鏡頭從高處映著校長們牽著學生走下長梯離去,喝駡聲中,有兩個學生卻伶仃站在長梯旁,望望出口,又回頭看看校園,鏡頭跟著二人左右徘徊,具體表達何謂進退兩難——放心,那種影像力量是電影獨有,非文字所能劇透,包括結尾那飛砂風中轉。新的來了,但舊的尚未離開,塵埃未落,答案仍在空中,這兩片是充滿心血的歷史紀錄,要看。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0二0年七月四日

附錄〈「手足拍嘅」?——訪《佔領立法會》及《理大圍城》導演〉:https://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20/10/blog-post_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