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美利亞

暑假到摩洛哥旅行，遇到兩個瑞典女子。閒談間，一人知我曾在烏普薩拉讀書，忽發奇想，問我還記得哪些瑞典文歌。我說除了經典的飲酒歌Helan Gar，只記得一首，當年西班牙友人何希很喜歡，重播又重播。我忘了歌名，勉為其難哼出幾個音符，她先狐疑，後大笑：“Har kommer alla kanslorna！”這歌名譯做英文，是 “Here come all the feelings”。我笑說她知道這歌時，恐怕還是個小學生。

回港後，重讀去年寫下的遊記〈烏普薩拉〉，感覺是未免天真，但那天真又出奇貼合當時心態。我二○○三年認識何希，○四年復活節跟他返西班牙，距今剛好十年。方才發現，何希當日常常哼的 “Here come all the feelings”，原來早就預示我今日的追憶。

［謎團］

到摩洛哥前，為看一友人寫的東西，我在面書開了個戶口。數周後，這間處於世界人際網絡上端的公司，給我分發了幾個我應該識得的人。其中一人的圖片是隻雀，看名字正是何希。他的電郵戶口早壞了，我們的聯絡亦早中斷。

過了這許多年，我便不無反諷地要求成為他的「朋友」。幾日後，接他回覆，其中一句簡單卻深刻：“My life has changed so much that you couldn't recognize me”。他讀博士的四年間，到了世界各處收集湖水做研究。但讀完才發現，原來不喜歡實驗室生活：“I decided to change my life”。於是搬去了在北非對開的Canary Island加入山間拯救隊，女兒剛剛一個月大。他最後問我近況。

我想用中文回應「一言難盡」。他說的面目全非，於我何嘗不然？簡單交代了經歷，我便說暑假碰巧會到摩洛哥，或可順道探訪，就能在相隔十載後重上君子堂。

但人生有時會如坐着猜謎語的小孩，未知謎底，就眼白白看着發問的大人轉身離去。發訊息後數日，並無回音，見何希的版面向來極少更新，想像過是否山間不便上網。半個月，沒回覆。我新寫的訊息愈來愈短，最終變成單字：“hello?”

要出發去摩洛哥了，知道無緣會面，真有咫尺天涯之憾。旅行完了回來，發現何希面書的相片，竟由一隻雀，變成了我用的照片——面書供人選擇那種藍背景白半身，只有輪廓，沒五官。按下他的名字，彈出長方格： “This account has been deactivated. Only you can see Jorge on your friends list. You have the option to unfriend Jorge.”

［可樂］

十年前的四月，我跟何希在格納達(Granada)暫別，他先南下回家，我則北上獨遊馬德里，幾日後乘長途巴士，到達他位在西班牙東南邊陲的老家艾美利亞(Almeria)。下車已是晚上，何希早跟爸爸和弟弟在巴士站候我。那年三月，馬德里發生了炸火車的恐怖襲擊，近二百人死，我在馬德里的五天之內，再有兩宗炸彈新聞，街上人都愁苦冰冷。

甫見面，他滿臉鬍子身形肥大的爸爸即給我一個熊抱，跟初次與西班牙人親臉時一樣，我直接感覺到人體的溫暖。回家後，見何希媽媽已準備好一桌晚飯。大概已過十時，要他們等我吃飯實在過意不去，正想何希幫我翻譯，他爸爸已急着用手形和單字 “Drink?”，問我想喝甚麼。長途巴士坐久了，呆滯又口渴，隨口便說，可樂吧。他說沒可樂，我說水也很好。

已完全忘了那頓飯。只記得翌日醒來，見何希爸爸剛進門，放下兩大袋東西。拿出來的包括兩大支可樂。他以為我鍾情可樂。我想解釋不是，但太複雜了，便只不斷道謝。之後每餐飯，他都會把可樂放在一旁，不斷地「鴉基」「鴉基」——他讀不到「阿祺」——然後指這指那，都是着我多吃多喝。何希媽媽也不懂英文，只會在我幫忙收拾碗碟時喝道：「鴉基，Sit!」喝狗一樣，卻是如此可愛，可樂。

［午睡］

到過西班牙南部，才知道從前信奉回教的摩爾人(Moors)如此厲害，曾從北非渡海攻佔了今日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並在格納達把阿罕布拉(Alhambra)改建成雄偉而細緻的阿拉伯宮殿。艾美利亞的古建築跟格納達相似，都具阿拉伯色彩，而且為防地震，連教堂都起得像城堡。

何希父親請了兩天假為我做導遊，殷勤講解各種掌故，常常質疑何希怎能用幾句英文歸納他一分鐘的講解。但印象中，就是他要上班的幾天也清閒，似可代表西班牙南部的人：早上外出工作，下午回家吃飯，然後午睡(siesta)一會，再去工作，六時許又外出喝喝酒，九時多才吃晚飯，之後年青人就再去派對(fiesta)，好像只是用工作來充實一下siesta與fiesta之間的空檔。其時正值「聖週」(Semana Santa)，何希說晚上可去看 “Procesión”，謂那即英文的Procession，宗教巡遊，但他英文有點語焉不詳，我聽了就算，倒對末尾的重音“sión”印象深刻：成了前後兩個音，由齒間輕輕的「嘶」轉成濃重的鼻音「昂」，很動聽。

晚上，大街清空了，人都站到兩旁等待。遠處傳來似乎是儀仗隊的音樂，鼓聲卻比平日沉穩。聲音漸近，群眾熱熾起來，轉角處，黑壓壓一隊人身穿長袍，並頭戴類近3K黨的三角帽，步履厚重地隨鼓聲前行。前頭的小孩手提香爐，白煙就在那鐘擺的晃動裏緩緩溢出，以形和味佔據長街。後一點，幾排壯丁合力抬着聖母像，成為仰望的中心。黑夜，黃燈，白煙，鼓聲，終結合成一種奇異氣象，把人迷倒，再愛玩樂的人，此刻都容易虔敬起來。

南部的確有不少夜遊人，深宵仍精力充沛，那時便推斷跟他們天天午睡有關。午睡也是藝術，適可而止。外人如我，有天便是一睡數小時，何希父親開大了客廳的音樂還是沒用，最終害得他把車開得像風一樣快，才不辜負一心為我安排的海邊落日。與何希坐在崖邊看海，通常會說說將來，細節當然都已忘記，唯一肯定他曾指着大海說，這後面就是摩洛哥了，理論上一直游總會游到。

［明信片］

從摩洛哥回港後，我終於報名學西班牙文。曾跟何希說，有天能發出那震舌的「R」音便開始學。有段日子，只要路上無人，我就會發瘋一樣不斷啦啦啦練習舌頭。某天竟練成了。如同第一次拍翼後離地升空的鳥，把自己也嚇了一跳。

我卻到今年才守諾報名。雖然上了幾堂已發現，學懂的機會近乎零，但每次看見開學時夾在筆記簿的一張黑白明信片，還是覺得快樂。明信片是在格納達買的，幾個人並排坐在山邊的背影。

我在格納達見過那畫面。日落，何希帶我從小巷漫步上山。有個穿闊褲和阿拉丁鞋的少女在路旁練習拋球的把戲，失敗了就微微一笑，俯身拾球，又再開始，再失敗。山上有風，疏落如麻雀的幾個人坐在山邊的矮圍欄，一看，才發現他們遙望的對山，就是格納達的城市象徵阿罕布拉。氣氛安閒，無人拍照，彷彿大家到此，都不過為使閒聊有個景色。結果是，阿罕布拉裏頭的建築再別緻，圖案再精巧，也不及這原初的遙遙一瞥。臨離格納達，在報攤看見這畫面早給印在明信片，就買下留為紀念，並在右下角寫上：31／3／2004。

［分別］

幾日後，我暫別何希，一個人到了馬德里，不時在旅館的廚房，跟大伙看炸彈的新聞。

幾日後，我跟何希在艾美利亞會合，吃他媽媽的炒飯，飲他爸爸的可樂。

四個月後，我跟何希在瑞典分別，他臨行前贈我的，是一本Tales of the Alhambra。

他在扉頁寫的第一句，是往西班牙時反覆教我說的 “Encantado de conocerte”，幸會。第二句，是 “I don’t like the feeling of living people without knowing if you will meet them again”，繼續混淆了他總讀不準的leaving和living。

十年後，我們還未重遇，但我總算牽連上幾段老早覺得應好好記下的經歷。或許，living跟leaving真不易分別，末了就只想起杜甫臨別友人時說的：「世事兩茫茫」。


《字花》　二○一五年一月／第五十三期

附錄：〈烏普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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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間看浪潮

【一】

這三年我有份參與「鮮浪潮」短片比賽的複選評審，感覺是公開組的水準以今年最高。今月舉行的「香港獨立電影節」，選了其中數部作品於灣仔ACO書店放映，上周日還請幾位導演就「獨立新浪能否推前浪」為題討論。

看今年這幾部影片，直覺是刻劃現實的意圖和能力都強了，較少由概念出發，有瑕疵自不能免，但最少老實，不倚仗小聰明。這是好趨勢，何況「真實」本身就往往動人。說故事，除了為總被遺忘的人代言，我想另一重意義，是人常常需要故事來理解自我，甚至借之解決人生意義的問題。多數故事都強調時間與目的，角色如何安放過去拓展未來，回應那特定處境，有時會對觀眾有提示作用：或許，你也可在主流故事以外，找到更適合的故事框架來安放自身；一旦對幸福生活有別的想像，便更易把自己解脫出來。

「獨立電影」的獨立二字，就應有這種拓展框架的視野。今日這股電影後浪，又有甚麼前浪可參照嗎？我想起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新浪潮，早前跟幾位朋友回顧了那時一些電視作品，長了見識，對今日的創作者或有啟發。

【二】

獨立電影節選播的其中三部「鮮浪潮」作品，跟現實關係尤大。

第一部是林森的《仇》，講一個上水青年的困境，父親做小販被驅趕，自己在茶餐廳工作又遇問題，終而斬傷奚落他的老闆。片頭他在巴士窗邊的外望，原來是在囚車上的最後時光。導演追蹤了一段「仇」的來龍去脈，關注小人物，有意拍出社區面貌。但那青年人的描寫略單薄，最終斬人也就欠了說服力，茶餐廳老闆的一些反應也不好理解，故整體不及他前作《綠洲》富生活感。故事拍來也太絕望，為觀眾留下太少出路。不是便宜勵志或天降福星，而是在灰暗裏看到一線光的慧眼──除非立意做漢尼卡，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黃飛鵬的《寂靜無光的地方》 是部富關懷和野心的影片，故事、聲畫、演出都出色，講一位自閉和讀寫障礙的男孩在學校的遭遇，以及他媽媽和老師的處境。導演努力立體地呈現劇中人物，所以那位照顧男孩的老師，晚上也是要去上課的學生，本身也是在學校制度裏被壓迫的人，故一方面呈現出其愛莫能助，另方面也帶出了制度之中，人與人那隱隱的互相依存甚或層層利用。但片中的諷刺是敗筆，尤其是片首片尾，那校長在鏡頭前吹噓學校如何實踐共融理念，都嫌太露太工整，削弱了真實感，也不必要地突出了導演的判斷。

黄瑋納的《他們的海》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專注、真誠而偶有詩意。故事講一對中年夫婦的關係。男的是水上人，喜歡駕船出海釣魚，並無正職；女的在魚蛋工場上班，不時埋怨丈夫不為生活打算。二人偶有冷戰，話不多，就只相對無言吃晚飯。導演對人的觀察細微，譬如男人出海「下魚」的片段，一次太陽猛，一次黑漆漆，但相同的是，有魚上釣的一刻，他都有種由衷的快樂，然後觀眾自會明白，當太太問他究竟想怎樣時，他為何會動氣反問：幫老闆揸遊艇有甚麼好？他後來果然去了幫人揸遊艇，只是並不自在。在朝九晚五的陸地，他大概是個沒出色的無業漢；但在更廣闊的海洋，他卻自有專長和天地。看到他回家後把釣到的魚劏好、切薑絲用小瓦煲放爐上焗、焗好出煙的幾個近鏡，就只覺得，那一定非常好吃。

拍太太在工場的一幕也好看。煮熟了的白魚蛋放在大風扇前吹涼，女工邊站着聊天邊將魚蛋逐粒拿起，用剪刀削去三尖八角，淡白的魚蛋碎屑飄落一地。容或是我過份閱讀，但無人釣魚就無魚蛋，到要拿去賣了，還要一一削去棱角，千人一面，不也暗暗回應那丈夫的狀況嗎？

【三】

有兩部有趣的「鮮浪潮」作品則跟現實若即若離。一部是葉文希的《飲食法西斯》，借一對廚房師徒側寫今日香港。以政治隱喻為題的影片，問題往往是故事殘缺，隱喻不隱，觀眾就少了自行聯想的趣味，結果只是借貌似不同的方法，安全地諷刺以換掌聲。《飲食法西斯》一早就避開了這嫌疑，專心建立一個虛構世界，處處又回應現實：階級和族群矛盾嚴重，弱肉強食，人人都是虎口餘生。雖然我還是嫌對白說得太白，也太多，但感覺是既富心思，又能精細地執行出來，是個玩得認真的遊戲。

另一部是馬智恆的《瑪連箂的凝視》，講一個藝術館保安員，日間守護藝術品，晚上看報讀小說。上司苛責他每次在紀錄簿只寫「巡更正常」太敷衍，無可奈何，他唯有把報告寫長些，如紀錄館旁一棵老樹倒塌時，後加「狀甚哀傷」；紀錄愈寫愈長，儼然成了小說創作。

或因曾任職藝術館保安的程展緯是編劇之一，所以故事雖奇，但拍攝當更的日常程序仍具實感。我覺得這片想法新鮮，中間又不斷跟當代藝術開玩笑，很能自得其樂。可惜末段面部特寫的轉折，不論在電影語言或故事發展上都不配合，似借保安員的口講出導演想說的話，減低了先前步步累積的荒謬感，也犧牲保安員那不知是巡更紀實抑或小說創作的疑幻疑真，回到了浮泛的藝術問題。如能在短小篇幅內，把怪念頭推到極致，效果或更理想。

【四】

四十年前的香港新浪潮，跟當時的社會現實又有何關係？這是大題目，我只能分享一點觀影經驗。

不妨先借羅卡先生的〈香港新浪潮：在對抗性文化中進行革新〉簡述背景。六七暴動後數年，七十年代初分別有保釣及中文運動等大事，但主流電影不為所動，大片廠如邵氏只繼續生產武俠和喜鬧等類型片。但社會形勢嶄新，一面是反殖氣氛，一面又受西方文化和教育影響，年青人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新的電影會、出版物和實驗電影相繼出現。

七十年代初，香港電台用菲林拍攝《獅子山下》系列，培養出如方育平、林德祿、單慧珠等人。後來，無綫推出了《群星譜》等三系列，成立「菲林組」，聚集了譚家明、陳韻文、許鞍華、余允抗、嚴浩、舒琪等人，雖然經費緊絀，卻給新人嘗試的機會。另一邊的麗的電視則有麥當雄和蕭若元。佳藝電視在一九七八年從無綫大批挖角，惜一年內倒閉，電視人才流入影圈，促成多部別於主流的新浪潮電影：「最低限度，這些運用西方電影技術拍成的影片給人感受到現代的香港；一種主流類型片所欠缺的感性。」

但電影圈的運作跟電視台不同，商業壓力大，創作自由收窄，這批電影結果是否真有美學突破或顛覆的野心, 一度引起爭論，例如羅卡先生引錄廖永亮說：「所以『新浪潮』是出現在電視，而不在電影。」

【五】

我和朋友重溫的包括無線《群星譜》、《七女性》、《CID》、《年青人》等系列部分作品，後來我又補看了些《獅子山下》，驚嘆於當時電視節目內容之豐富，常好奇觀眾看後有何反應。就算不如譚家明的《七女性》般新穎和挑釁，像方育平樸實地描寫窮人生活的《元洲仔之歌》，中間講那丈夫回家後性慾萌動，使開小孩，把正抹地的妻子按在地上洩慾的幾個鏡頭，就拍得真實而哀怨，不知多久沒出現在電視中──雖然今日電視女星要表達演技，多需像真地演一場強姦戲。想來就覺悲哀。

譚家明立意破格，影像觸覺強，《七女性：苗金鳯》的開場可見一斑，但間歇會有空洞的毛病。不過，當他遇到好故事好演員時卻總是神彩飛揚，《七女性：旺明荃》和《小人物：阿唇的故事》都是範例。〈阿唇的故事〉由劇務譚新源的經歷改編而成，可算是一個失敗者的成長故事，小時被欺負，大了還是被欺負。年輕時曾遇上心儀女子，跟她回家溫習時春心蕩漾，卻在親熱中停下，站起來拉開窗簾。那場戲只數分鐘，沒幾句對白，卻把陳玉蓮拍得又美又性感，也刻劃出譚新源的羞澀與悵惘。後來他枯坐單車場一旁，看情侣繞着踏單車的寂寥，以及最後一幕把頭剃光在鏡頭前剖白，都充滿力量。

只從第三身的角度看世界，八成人可能都要算失敗者。但代入第一身的觀點自會發現，人的血性與夢想總如此寶貴，世界也不一定要這樣殘酷。我們的故事通常教人如何成功，少讓失敗者做主角，跟他共同面對挫敗和有限。但「小人物」不正時刻面對這些生活現實嗎？

【六】

這令我想起余允抗的 《年青人：這個暑假》。本來只知他拍過《山狗》和《凶榜》，不知他有這細膩的一面，何康喬的劇本應記一功。故事講一個考完大學入學試的男子，到工廠當暑假工時，跟一年輕女工相戀，但因背景和學歷差距，漸見疏隔。女子放工後嘗試上夜學，但階級總不是說跨越就能跨越。我喜歡故事的細節，如她跟男子去聽她根本不懂欣賞的古典音樂會時，只留意指揮家，全只因那人雖是女子，卻可控制着一群男人。

另一場的觀察也敏銳：女子跟好友走到家外的沖涼房，各佔一格浴室，把番梘放在相隔的矮牆上，便邊俯身倒水洗澡，邊隔牆說起各自的將來。友人說將搬走了，嫁人後，就可擁有自己的沖涼房和廚房。拍來淡淡然，卻呈現出這些少女對前路的彷徨，選擇有限，往往也不由自主，使我想起史學家許倬雲的話：「悲憫並不是你比人家高，悲憫是我們跟任何人一樣，有無可奈何之處。」

【七】

除了余允抗，嚴浩也使我驚喜。《年青人：藝術人生》始以保釣遊行的紀錄片，卻經風格化處理。鏡頭一轉便是幾年之後，年輕的鄧小宇徘徊在哲古華拉海報前朗讀人生宣言，但不久後傭人即進門遞來零用錢，原來他是剛從外國回港、遊手好閒的富家子弟，想跟同伴辦份藝術雜誌，卻奢談理想不諳世事，生活也蒼白虛空。這幾分鐘的開場由激昂轉至滑稽，處理得輕省幽默。

〈藝術人生〉播出後曾受批評，嚴浩同年再拍《年青人：一九七七》回應，同樣關乎政治和社會氣氛，卻比〈藝術人生〉圓熟得多。事過境遷，一度投身保釣的人入了政府做官，曾富理想辦雜誌的已庸庸碌碌，硬骨頭少之又少。反觀新一代學生則朝氣勃勃，到安置區探訪，幫居民爭取建立託兒所。片中有段區內的真實訪問，中途保留聲帶，畫面跳開，觀察區內街上一眾小孩的生活模態，讓畫面自己說話，借以回應社會現象。

拍攝政治題目，易把訊息放得太大而淪為善意的政治宣傳，或反過來冷嘲理想。〈一九七七〉介入政治運動及社會問題的高明處，是能公平看待各人之處境， 避開非黑即白的判斷，呈現出人性的曖昧紛繁：做了官那仁兄雖不是同情對象，但末段他在試片室看保釣紀錄片時之痛哭，亦自有其迷惘與愧疚。那學生雖然盡心盡力，卻多少被亢奮牽着走，也不真正了解居民。題外話，演那學生的是高志森，今日看來，又多了一層始料不及的反諷意味；戲內戲外，時間都是主角。

【八】

將近四十年過去了，今日的社會政治環境看來比當時嚴峻，是這壓逼的氣氛促使年青導演更着重回應現實嗎？反過來說，懶於觀察和思考就難捕捉現實，故事再多也只是千篇一律，無法真正關懷小人物，更無助拓展人生。請有志者繼續努力。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五年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