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24, 2013

現代文人古典美——訪王穎苑


王穎苑是我認識的同代人之中最天資聰穎的一位,對哲學、古典文學、崑曲、古琴都有心得。初相識時,覺得此人有點古怪;相處日久,傾談多了,則發現要思慮清晰和充滿勇氣,才能如她這樣安然地我行我素。

跟她傾談是樂事,她有種把學問說得活潑的能力。記得她在前年的古琴演奏會的場刊,這樣介紹古琴:「他音量小得在街邊乞食也聽不到,卻有很多古人說他可令天下太平 」。在去年的演奏會,場刊這幾句也深刻:「彷彿古典的東西都要一分温柔和勇氣。對大家都不習慣、不太相信、不太看得見的,有無比的深情和敏感,然後,承受孤獨。」古典藝術就是如此,能見人所不能見,卻總是知音難求,注定受冷落。

今年六月,她將有另一次古琴演出。跟之前不同,她今次會以〈洛神賦〉為主題,結合舞蹈和琴歌。我相信觀點比介紹重要,有興趣的話資料在網上都不難找,所以不妨先看看她有何想法。

郭:郭梓祺
王:王穎苑

「文人地」看待事物

郭:先從闊一點的東西談起。討論傳統中國藝術,很難與「文人」的身份分開。對你來說,文人是甚麼?

王:我覺得可能是個adverb。即是說,不止是「文人」這身份,而是「文人地」看待事物。傳統文人大多受儒道二家影響,追求精神性的東西,例如境界,而不是客觀知識和技巧。他們對美有追求,重視人的性情,懂琴棋書畫,我覺得他們都有種浪漫的感覺,想在生命的每一部分都展現出詩意來,落到不同的藝術範疇如詩詞和繪畫,也是這樣。崑曲雖由伶人演出,但曲詞都是由文人寫的,高雅含蓄;古琴亦然,重視境界而非技術。所謂境界,就是一種朦朧的對美的設想。如反問你,文人的典範又想到誰?

郭:蘇東坡吧,通才。

王:對,正如你不會當「孔乙己」是文人,不能只顧讀書考科舉,要在經史子集這些主科以外,鍾情各種術科,做很多無聊的事,譬如是烹飪,研究怎樣煮好東坡肉。最好還有一些幽默感,所以賈寶玉是文人,不願讀書考試。賈政你就不覺得有這氣質了。這種態度可應用到其他東西,但大體而言總是重視情趣,而且有要求,會講究。所以文人有時會給人貴族的感覺,但那不是奢華般簡單,因為必然關乎某種品味。

郭:所以也想起張岱,就是一個公子,古靈精怪,飲茶講究的不只是茶葉和茶壺,而是水,進而就研究泉和井了。

王:就是了,如《紅樓夢》講薛寶釵吃的冷香丸,就一定要弄那麼久。我覺得你說的「公子」真好,因你覺得他是美的,單單有錢不行,樣子生得衰一點其實也不行。要有風度,就像魏晉名士。

郭:我想起牟宗三先生在《才性與玄理》講魏晉名士,都是有逸氣而無所成,有種悲傷情懷。那些名士看似瀟灑脫俗,但心裏其實都很悲苦。

王:對,但美就美在這悲劇感。真正稱得上文人的,總會有點慘。一帆風順生活如意的,倒難有文人的氣質。那氣質,多少有點懷才不遇和傷春悲秋,是對生命一種內在的感覺,因總有追求不到的東西,總是失落。你看蘇東坡,人生充滿折磨,你覺得他幽默,其實都很tragic,因為全部是自嘲。他簡直是古今最精於自嘲的人。

大部分公認出色的作品, 其實都有這悲傷情懷,如屈原。書法也是,〈蘭亭序〉表面很開心,但正因在動盪中難得有那樣快樂的一天,更顯得一瞬即逝無法把握。〈祭姪稿〉不用說,〈寒食帖〉也一樣。古琴也是,大曲都不是快樂的,就算看來平淡恬靜,講隱居或遊仙那些,通常都是先經歷現實生活的挫敗,才退回內心去尋求平靜。但這種轉化都由悲情開始。只有很少人會一生出來就喜歡出家。

文人就算看破世塵,都要在悲慘之後才看破。這與遭遇多少不幸無關,因這些人特別敏感,可能小小的事已足令他們能體會這悲情,也不單是自己身上的,而是普遍的生命形態的感悟。

何況位至宰相也可自覺得懷才不遇,因為生活總有缺失,有不圓滿的感覺,也因為理想很高很高,於是常有無奈之感。文人對這就最敏感,尤其覺得好東西無人賞識,庸俗的卻大行其道。《離騷》便是如此,於是就有義憤。

古琴與舞蹈

郭:這些東西,在古琴上如何表現?

王:古琴在唐以前之特點,便是「聲多韻少」。聲和韻的分別,籠統講就是技巧與境界的分別。「聲」是右手的彈奏,可歸納成速度和力度,很多樂器都是如此,只要大細聲對比明顯,彈得夠快,難度夠高,便已能令人佩服。但這能使人亢奮,卻難令人沉思,我們很難「亢奮地沉思」吧。所以這也不近文人藝術,因為少了內省,而只有耳目間的娛悅,《廣陵散》、《大胡笳》都屬此類,比較刺激,我不太喜歡。

「韻」則是左手在絃上的滑動,明明完全無聲的,連餘韻也沒有,左手還繼續動。宋明以後較多這種重視「韻」的曲,正是要「文人地」處理古琴,像《漁歌》,重乎內在的觸覺,有較細緻的情緒推進,希望達至內省和沉思的境界,正是古琴所以為古琴之處,因為動的不再是手指,而是內心。那牽涉到我們要聽的究竟是甚麼:不是旋律,而是每個聲音的質地,以及音與音之間的關係,很像舞蹈。

郭:似跳舞的地方是甚麼?

王:這可連帶講到古琴譜的寫法。幾千年來都用指法譜,現存最早的〈幽蘭〉是文字譜,記的都是指法,而非音符。指法即是手指位置和動作,這記法明明不方便,又無節奏又無旋律,但古琴一直堅持指法譜,正是因為他重視的是手指之間滑動的韻律與美感。正如書法,看的不是端正與否,不是對錯,多一筆少一筆也沒所謂,因為重視的是如行氣、力度和情感等較為抽象的東西。古琴的指法,就像跳舞的動作,幾時連,幾時斷,從而表達情感和展現境界。

郭:你今次演出跳的舞又會是怎樣的?

王:可算是將我學過的舞蹈,綜合地表現出來,包括崑曲、傳統日本舞和法蘭明高。

我不算很熟悉法蘭明高,卻覺得他有古典精神,因有强烈的對內心的探索,Solea最能彰顯這點。你要去思考那抑鬱,有反省,那是法蘭明高最重要的表現。不像Guajiras那種開心舞,好像是一堆貴婦,有錢又得閒,跳舞表現一種單純和快樂的美。跳這種舞我會不滿足,發揮的空間也有限。Solea就不同了,因無論是憤怒或艱難,舞者都要咀嚼那情感,我的跳舞老師就常強調腳步要沉着。

傳統日本舞也是這樣,從來不離地、不跳起。崑曲一樣,高雅含蓄,文戲才是他的精神。如你看崑曲只愛武場,那基本上你沒領略過崑曲的特質。簡單點,其實只問你喜不喜歡〈尋夢〉便知,那是崑曲所以為崑曲之處。

我愈來愈喜愛傳統日本舞。你真要欣賞日本人的一絲不苟,傳統日本舞一直充滿自尊和自信,真正是傳統地存在着。門檻很高,能力以外,也需要大量金錢,但因為要求嚴格,故受尊重,面對老師和技藝,都很莊嚴。因為嚴謹和歷史悠久,才有講究的本錢。像那些和服,真是充滿誠意,而且愈高級的愈素淨,高貴就在其質地,因為他不以顏色刺激你。而要懂得欣賞質地,便已經抽象一層了。

表演藝術的意識

郭:你對「表演」這事本身有何想法?

王:傳統文人都不是表演者,就算彈古琴,都不過是自己彈,最多就是找三五知己,少有「表演」這概念。拋頭露面出來表演的,則是伶人或倡優。

我想相較之下,我的古琴演奏較重視表演藝術的元素,包括整體形象,舞台設置,觀眾反應等。如無表演藝術的訓練,便難有這種意識。一般的古琴演奏較少有這種意識,不一定很留意觀眾,可能跟自己平時彈差不多,只是場地不同了。我這樣說並不是一個高下的劃分,只是焦點不同。我今次演奏會的定位,就是再向舞台表演的方向多走一步。

想起來,就算是文人都有不同種類。心靈之美是共同追求,但有些人如我,則同樣追求形體之美,比較貪靚。這固然需要經營,但你看魏晉名士也多經營。

郭:對,要敷粉才可出門。

王:像你剛才說,有人對煮茶的水都那麼講究,為甚麼外表就不可以呢?這與我鍾愛表演藝術、重視觀眾的想法是一致的,因為美總需要被witnessed,否則會有遺憾的感覺。正如心靈之美,最好能被賞識,否則就容易覺得不遇。

郭:我向來對刻意標榜多媒體的演出都有戒心,像胡恩威的進念,但只看過一次不宜批評太多。那一次也很慘,逼不得已要和學生一起看,看後最大的感覺就是膚淺,還要用一個教育你的姿態來包裝自己,很可惡,令人充滿義憤。算了,不如說說你對不同媒界的看法?

王:最重要的是不為多而多,亦非甚麼為了探討媒介的可能性之類。而是因為,我的想法只可以如此呈現,要有不同的媒介,都是因着感情的需要而發生的。我今次想演出〈洛神賦〉,全因有一朝無聊時,突然在腦海浮現出一個白紗女子的形象,隱隱覺得淒美,很動人,但最初卻未肯定那感情究竟是甚麼。這形象揮之不去,我哭了起來,很想去捕捉那情感,然後便慢慢想,她會如何活動呢,有活動便成了舞蹈。最後才想到音樂,覺得唯有古琴才能帶出那意境。

郭:我想起阿巴斯拍Like Someone in Love,也因為曾在日本街頭看見一個穿婚紗的女子,意象久久不去,隔了十八年,便回日本將她拍了出來。

王:真正的藝術家都有這份深情。再補充一下剛才的回答,我其實並無刻意要探索各媒介之特質或組合。當你有需要去表達,而你又熟悉這些媒介,對他們有觸覺,他們自然就會結合起來。像那白紗女子的形象,一出來,我就肯定她適合穿法蘭明高的長裙 “bata de cola”。故法蘭明高是最先和最內在的,因此有了特定的節奏;傳統日本舞和古琴的意境與之配合,崑典的情調和眼神亦然。

當我一步步希望把這女子realize出來時,就想到了曹植的〈洛神賦〉。〈洛神賦〉有特定的場境,雖然那不是啓發我的靈感,卻讓我從傳統中找到資源,有specific的處境,general的感通,尤其是以前的文人,會特別意識當中的關懷所在。我自己感情豐富,必須表達出來,而表達是要有對象的,於是就有了演奏會的念頭,一切其實頗為自然。

重讀〈洛神賦〉

郭:你再讀曹植〈洛神賦〉時,有否新的感覺?

王:我覺得當中有種很強的contemplation,而那象徵,也是普遍存在於傳統文人的,簡單講就是理想的追求與失落,不論那是宓妃、是甄氏、是政治理想、還是更抽象的探尋,都離不開失落。因為努力付出了,卻沒有結果。

我覺得洛神不一定是女子,否則為何會用「游龍」去形容?小鳥可以理解,但「驚鴻」就有點怪了;秋菊可以明白,但「春松」又太剛健。莫非曹植只是在自己讚自己?洛神那個美好形象,可能是作者的self-realization,講的就是自己,如此美好,卻得不到認同,你都知政治和仕途對他們來說如何重要。想那白衣女子時,也出現了白鷺的意象,連帶想到傳統日本舞〈鷺娘〉一曲,講的是白鷺變成精靈,一片冰天雪地,意境淒美。後來再讀詩,發現唐人劉羽的〈一鷺圖〉也很好,尤其是「雪衣公子立芳洲」一句,那當然也是詩人自況,意境清高,對演出的想像就愈來愈豐富了。

郭:真是很豐富,祝演出順利。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一三年六月二日

真正的閱讀——余英時與陳寅恪


早就聽聞余英時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是本好書,卻到最近才買了兩年前增訂的新版,一篇篇讀下來,心中激動,深覺他示範了如何做個理想的讀者——拿着一本謎語書而不猜謎,永遠都不曉得謎語奧妙之處。何況那還不是普通的猜謎遊戲。博學如陳寅恪先生,晚年卻要在中共治下苟活,把心事和憤懣曲折地寫進詩中,實在是當代中國摧殘自由之思想的寫照。幸好有後來者余英時作鄭箋,猜謎發隱,否則瓶中信就在汪洋裏永遠飄浮。《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之解謎,就算不直接如瓶中信之終被打開,也最少像流落荒島的人向大海招手之後,遠遠聽見輪船表示會意的一聲氣笛。真有人明白的話,一個就夠。
    
余英時為陳寅恪寫第一篇文章時只有二十八歲,陳寅恪尚在人間。那是一九五八年,余英時從陳寅恪不能在大陸出版的《論再生緣》察見其心跡,發而為文,是為他研究陳寅恪的開始。在更多考證與論辯之後,余英時逐一寫出〈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等文,都收錄在此書當中。文章前後跨越四十年,結為文集,資料不免重複,但由此益見余英時論點之貫徹,最初的直覺與假設都出奇準確。

書中詩文典故的考證頗艱澀,這裏僅舉幾個較易的例子。余英時的論點之一,是陳寅恪以其獨立之精神,不單從未靠攏中共,更認定這個以夷為師的獨裁政權,將把中國文化徹底摧毀。這種話在文字獄盛行的時勢,當然不能宣之於口,連書信也寫得隱晦,例如陳寅恪在一封信中提及自己著書已改用新方法,便說那既非乾嘉考證,「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余英時在〈後世相知或有緣〉一文如是收結:
「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眞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説』呢?其實陳先生這裏用的正是我一再指出的暗碼系統。 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真人是『列』御寇,他其實是説,他硏究歷史決不用『馬列主義』啊!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爲陳寅恪也。」

信中明顯讀不通的句子固然像謎,貼在門前看來顯淺的對聯也充滿玄機。余英時之見出來之後,中共自然組織反擊。例如馮衣北,即引陳寅恪在一九五九年的門聯「六億人民齊躍進,十年國慶共歡騰」為反證。如此歌功頌德,不是鐵證如山?余英時在〈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的回應可謂鞭辟入裏。他憑藉的先是自己對陳寅恪的認識,覺得以其史識,不可能歌頌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政權,復謂以先生的文史造詣,即使要歌功頌德,也會寫得比較得體和有深度。

然後,余英時說熟知文章體例的陳寅恪,一年前特意寫過一段「歇後體」的文字,點出門聯實用歇後:「『六億人民齊躍進』的下面半截沒有說出來。六億人民一齊躍進甚麼地方呢?躍進火坑,躍進地獄,還是躍進深淵?這是要讀者自己用想像去填補的。」說服力固然未足,他補充:
『十年國慶共歡騰』的『共』即是共產黨的『共』。所謂『十年國慶』只是『共』產黨的『國慶』,也只有『共』產黨才『歡騰』。陳先生把『人民」和『共』產黨放在一副對聯的兩面,他的意思還不清楚嗎?」

孤證不立,余英時接着指出陳寅恪在詩文中用「共」字暗指「共產黨」的其他例子,如《聞歌》一首:「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樂世歌。座客善謳君莫訝,主人端要和聲多。」所聞之歌是甚麼?主人和座客又是誰?詩中的「共」字是雙關語:「共產黨自己歌頌太平,卻要知識分子跟着和唱,而『善謳』的『座客』也真多得令人驚訝,這是全詩的命意所在。」至此,余英時的反駁可稱圓足。對比馮衣北強把陳寅恪在一九五年寫下的「領略新涼驚骨透」一句,解作「不意共產黨待我如此之厚」,以及透骨新涼「並非貶語則甚明」等,相距不可以道里計。余英時回應說「如此說詩,誠足解頤」,已是相當克制的嘲諷。

詩無達詁,卻不代表讀者就可隨便穿鑿附會。余英時尊重證據,隨時是服善而修正己見。例如當有人提出陳寅恪詩中「弦箭文章」一典更合理之說法,余英時即承認:「我在原文中所引袁紹以箭弩著稱云云,其實全不相干」等。這坦然,令我想起他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一條注釋。他在這篇經典文章有「大觀園就是太虛幻境」之見,並在句後施注,謂重翻俞平伯《讀紅樓夢隨筆》,才發現此見早為嘉慶本評者道破,俞平伯之轉語亦早有此說。余英時寫道:
「俞先生最後一句話和我的說法一字不差。足見客觀的研究,結論真能不謀而合。《隨筆》我曾看過不止一次,但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面俞先生自己心得的幾節,居然漏掉了這條吞舟之魚。本文既已寫就,改動不便,特補記於此,以誌讀書粗心之過。
單是一條注釋已知其為學的態度,亦可見要做到文證詳悉,實不容易。

回到余英時箋注陳寅恪詩之法。用得不好,那固然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故《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亦有專講方法論的文章,分析這種暗碼系統的解讀,牽涉詮釋學與史學問題。但我想,有兩個方法最能概括他這種讀書態度。

其一,貫穿書中各篇文章的,全在「心」字。不論心情、心史、心境、心事、心曲,均離不開一種將心比己的代入,類近余英時形容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時之「歷史的想像力」:王國維自沉了,去國的機會經已消逝,政府肆意蹂躪讀書人,亡天下之憂思日深,陳端生、錢謙益與柳如是激盪了他的心靈致使他耗盡精力為之發皇心曲,這全是余英時「以意逆志」的背景,再在「發而為詩」的地方搜尋證據。

其二,可用余英時在書中〈書成自述〉的末段歸納。這將心比己,不單是一般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因為到最後更是合二為一,再也無分彼此了。余英時說:
「我曾一再說過,我儘量試着師法他的取徑,他怎樣解讀古人的作品,我便怎樣解讀他的作品。從這一點說,這本書不能算是我的著作,不過是陳寅恪假我之手解讀他自己的晚年詩文而已。但我不否認我對此有一種情感上的偏向。因為它已不是外在於我的一個客觀存在,而是我生命中的有機部分。它不但涉及歷史的陳跡,而且也涉及現實的人生,不但是知識的尋求,而且更是價值的抉擇。此書不是我的著作,然而已變成我的自傳之一章。」真正的閱讀,大概無過於此。

余英時這樣閱讀陳寅恪,結果得到了甚麼?除了一本書和一輪攻訐,余英時告訴我們,在陳寅恪過身十多年後,他得到一封書信,信中有陳寅恪的女兒陳小彭希望轉告余英時的消息,頭一項說,陳寅恪當年讀過余英時的〈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一文後,說了四字,擲地有聲 ——「作者知我」。

大陸其實是比較大的荒島,飄流落難的人,卻因寫作與閱讀,心氣相通,最少在浩瀚的時空裏頭,因為人之相知,於孤單中得慰藉。


《明報 星期日生活》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錄:〈台灣守得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