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節的節目那麼多年，從未在劇終鼓掌。總覺得那是錯配的回應，台上既然無人出來謝幕，心裡再感動，都應找更沉潛曲折的方式致意。唯獨昨天，看伊朗導演潘納希(Jafar Panahi)的This is not a Film，完場時，竟忍不住大力鼓掌，以此抒發個多小時苦樂相逼而成的焦躁，以此伴隨片末工作人員名單那一串串的省略號，當然也以此向潘納希致敬；我相信他是會聽見的。這不是電影。這何止是電影。
早前跟一些電影學院的學生討論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散文 “Why I Write”，談到創作，一人突然說，有時候壓力真大，因為最後若拍得不好，會覺得慚愧。慚愧，多麼可敬的情感。尤其當看見有人如潘納希一樣，在巨大的限制底下，還能突破恐懼與困難，幾乎是捨此無他地押上生命，為的就是創作。那志氣，單是看都看得人慚愧。
《這不是電影》是部怎樣的電影？借用潘納希在戲中的話：“If we could tell a film, then why make a film”。但文章還是得寫下去的，只希望更多人有朝一日能親眼看看，感受一下在當下這個以固弄玄虛為尚的藝術環境裡頭，具重量的藝術生命是如何一回事。回到起點，潘納希似乎是在回答三個最根本的問題：What。How。Why。
二０一０年，潘納希因新戲得罪伊朗政府，罪名是聚眾圖謀危害國家安全，以及製作反伊朗共和國的政治宣傳。懲罰之狠毒，猶如希臘神話。除了判囚六年，政府還限制他二十年不可再拍電影、寫劇本和接受任何訪問——蘇東坡不可寫詩，巴赫不可作曲，梵高不可畫畫。軟禁在家等待上訴裁決期間，當然，潘納希又拿出手提電話拍攝生活，還靜靜找了導演朋友米塔瑪斯博（Mojtaba Mirtahmasb）到他家拍攝，最後把成品放在電腦手指，藏在蛋糕偷運出境，幾經波折才能在海外播放，就成了《這不是電影》。
能夠說這不是電影，多少預設了我們都知道何謂電影。這樣悶在家裡可拍些什麼？潘納希試過擺定鏡頭，拍攝自己吃早餐、講電話，但過了沒多久，卻覺得這樣拍的都不真誠。他試過坐在梳化重看自己的舊作，討論劇中那些突破角色的演員，例如《鏡子》(The Mirror)中的小女孩在拍攝中途大發脾氣，脫戲服，走下車。他試過拿著新寫的劇本在客廳邊讀邊演，回到小朋友自己為自己做戲的模樣，在地氈貼膠紙，劃出四面牆、客廳、睡房； 放下枕頭的地方是床，三條愈來愈短的膠紙是樓梯，櫈背的洞就是窗，然後代入角色，躺下、徘徊、諗對白，在遊戲與想像之間，扮演一個被父母禁止讀大學的女孩。本來不錯，直到一刻突然停下，悲從中來，對住導演朋友憤然說： “If we could tell a film, then why make a film”。然後便擲下劇本，匆匆走回真正的房間，把自己隔絕在剛剛建立出來的想像世界之外。畢竟，化想像為影像，電影才成電影。我明白這為何不是電影，雖然潘納希也因此成了演員，跟劇本裏那不能實現夢想的女主角一樣，躲在自己的房間內惆悵傷心。
正要替潘納希擔心，不知《這不是電影》可以如何拍下去，電影便已發展到另一階段，自然得如敞開一卷地氈，一旦展開，便不費力地滾動下去，直到全張打開，一幅仔細綿密的圖案便在地上朗現：鏡頭影住潘納希到露台歇息，拿出電話拍攝戶外地盤時也不忘美學考慮，以手由下而上自製升降鏡頭(crane shot)，拍攝地盤環迴的吊臂；影住家中飼養那頭如狼狗般巨大的蜥蜴，無目的地四處爬行；影住潘納希上網時，發現許多網站都不能登入；影住他一邊看著日本海嘯的新聞，一邊嗟嘆；影住鄰居拍門，希望暫時寄存小狗，小狗入屋狂吠，嚇怕蜥蜴，潘納希趕緊找回主人交還小狗；影住他與米塔瑪斯博坐下互相拍攝，一以電話，一以專業攝影機，笑言兩個理髮師到了沒髮可剪，就會剪掉對方的頭髮；影住米塔瑪斯博離開時，留下攝影機，並以煙盒墊高鏡頭，讓潘納希可對著鏡頭自言自語。
最精彩的，當然是影住潘納希送米塔瑪斯博出門時，在電梯巧遇一個倒垃圾的年青男子。年青人對拍攝頗覺諤然，也介意自己衣衫不整便給攝錄，臉上的靦腆茫然非常吸引。然後，潘納希就提著攝影機走進電梯，跟他逐層而下，邊收垃圾邊談天：年青人原來是個大學生，頂替親友收垃圾，讀書時早習慣做不同工作幫補生計。到了二樓，我們又聽見狗吠，原來就是剛才的小狗主人。跳火節晚上，大家都急著出去看煙花，小狗主人懇切希望年青人可在收垃圾的同時照顧小狗，還說樓上的潘納希不願幫忙。原來，現實生活也有現實生活的首尾呼應，這就是生活的趣味。
要是潘納希看見年青人之後沒有要跟出去的敏感，年青人本身又沒這曲折豐富的生活經歷，那天碰巧不是跳火節、而總統又剛在電視宣佈不許再在跳火節放煙花，電影也就拍不成了。處境再困難，資源再缺乏，原來都可以拍電影的，潘納希正以實踐示範一遍。
奧威爾在〈我為何寫作〉列出常人寫作的四大動機：全然的自我中心、對美學的熱誠、歷史感的推動、政治目的。他自己的經歷，是由第一的自我中心，慢慢變成第四的政治目的。他對政治的理解很寛闊，所以才說 「藝術應與政治無關的說法，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取態」(The opinion that art shoul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is itself a political attitude)。那時奧威爾還未寫好《一九八四》，但已確信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對抗不義，並把政治寫作變成藝術。
潘納希為何要拍這電影？顯然的答案似乎是奧威爾口中的政治目的，以此抵抗極權的壓迫。如電影所見，你不給我放煙花，煙花偏偏開遍半空。但細想起來，《這不是電影》也點出了奧威爾四因說之不足：原來世上有些人，生下來就只會做一件事，你不給他做，他就真的無事可為了——理髮師要是沒有同伴，也不會就此罷休。他會一手拿鏡，一手剪掉自己的頭髮。光頭了，就剪花剪草，然後剪掉一切可給剪斷的。如此，藝術家便不能再與他的藝術分割，二而一，變成堅韌的藝術生命。軟禁在家，便用電話拍電影；困在山洞，也必會點火投影在壁上做戲。創作的動力幾乎如命中注定一般埋藏體內，然後用盡方法爆發出來。
為何要拍電影？因為潘納希還有故事要說：他想知道《鏡子》的女孩能否回家，《赤色黄金》(Crimson Gold)的外賣速遞員買不買到金鍊，《越位女球迷》(Offside)的女子混進球場後可否看到球賽；因為他還有事情要紀錄：一個人在強權面前的不屈，電影創作的艱難與可能，還有在漆黑如煙花綻放、如火光焚燒的藝術生命。
釋放潘納希!
《明報 星期日生活》二０一二年四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