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夏天到了波蘭，因看過華意達（Andrzej Wajda)《下水道》而知道「華沙起義」，故八月一日那天，特意留在有點深沉的華沙，四時許，隨四方八面出來的人群，一起緩步到市中心，等待五時的紀念：一九四四年，他們約定八月一日五時殺納粹韃子，事敗，德軍大開殺戒，並摧毀華沙八成半建築物報復。五時正，泊在街上的十餘輛消防車同時拉警報，眾人站立致哀，天空一架飛機駛過，抬頭一看，原來正擲下白色的單張，日光下魚鱗閃閃。
我對波蘭歷史的零碎認識，源頭都來自華意達。他的電影往往扣連波蘭充滿苦難的近代史，也滲入個人經歷。二戰時，他曾加入波蘭家鄉軍（Home Army)抵抗德軍，首部長片《一代人》便講二戰中波蘭人的反抗，但其時波蘭已在蘇聯控制下，史達林仍在生，不得已要用共產黨人的角度來說故事。難得他在審查制度下仍找到空間，在紅色電影中保留住人性。戲中青年，有的根本不是為了什麼崇高理念，原初只是想識女孩子拍拍拖，才加入起義行列。這種對人圓融的觸覺，在他的遺作《殘影》(Afterimage)依舊出色，安然、立體、公道地描述戲中人物。
染紅
《殘影》的主角史特斯明史奇（Władysław Strzemiński）真有其人，在一戰斷了一手一足，與太太同是波蘭著名前衛藝術家，看戲前還未聽過。開場是1948年，畫家在藝術上已有輝煌建樹，藝術館中有專廳，受學生擁戴，在草地上漫談他對「殘影」的重視：注視物件後，閉上眼，眼裡仍有殘留影像，輪廓相同而顏色相反。
觀看方式原有多種。但二戰後，政權容不下不屈膝的書枱，不接受潔白的畫布，他家中的畫布旋即被染紅，那一刻由幻入真－－窗外有人正掛起覆蓋全幢大廈的史達林紅底肖像。因不跟從「社會寫實主義」主旋律繪畫，堅持自己眼光，專心探究藝術理論和抽象形式，電影接下來，就是他慢慢的沒落。
這種壓逼的政治氣氛，華意達優為之。《大理石人》是經典，一度被黨捧成勞動模範的戇直主角，發現磚匠同伴在上校的房間裡人間蒸發的一幕，便使人心寒。相較而言，《殘影》對政治的處理較平和也較間接，沒轟烈大事，不在社會運動風眼，而是政治的日常，一步步，教席被取消、著作被禁、工會會籍被中止、收匿名信而丟失新工作、不獲發糧票、戲院也只餘下沒趣的政治宣傳片。畫家藝術上的追求雖是世界觀的開展，生活的可能性卻不斷收縮，最後連愛好的煙和咖啡都沒了。
《殘影》故事沉實，理應給電影吸進去，看時卻總是浮想聯翩，既想起華意達之前的電影，也想起中國在四九後，如石魯等藝術奇才的遭遇：只要稍稍跟車不緊，就成了反革命，唯有瘋掉才能避過槍決。
選擇
華意達遺作以畫家做主角，是完滿句號。他到洛茲讀電影前，本想做畫家，在克拉科夫學繪畫。繪畫與電影都強調觀看， “see”是觀看也是理解，「看法」又同時指想法。專制就是消滅一切另類，藝術自要給打壓收編，清洗一切具生命力的文化痕跡。這是舊日波蘭，是今日香港？《殘影》中的官員常要人表忠，開口就問：「你站哪邊？」畫家的詩人好友曾回答：「你們那邊。」高官說：「是我們。這時勢只有一個選擇。」即是沒有選擇。後來畫家遭警長問相同的問題，卻回答：「我自己這邊。」
這選擇，使我想起《卡廷》中的兩姐妹。四０年，蘇聯策動卡廷屠殺殲滅波蘭的知識階層，到波蘭旅行時，就偶見寫著 “Katyn”的巨型十架立在街上。華意達的軍官父親也死在這屠殺中，他十年前便以電影為死者招魂。戲中那堅毅女子，誓要為在屠殺遇害的兄長立碑。碑上的死亡年份清楚刻住一九四０，但戰後受蘇聯掌控的波蘭政府卻把屠殺推到一九四一，算到納粹德國身上。記錄真相的墓碑不容於世，女子不忍兄長躺謊言下，只好將之運上半山。姐姐此時出現，責怪她竟選擇和死人一起。她搖頭，淡淡說，不，只是選擇跟受害者一起，而不選擇兇手罷了。《卡廷》關乎屠殺的真相，對共產政權諸多批評，上映不久就被中共禁播。
畫布
《殘影》妙在沒把主角拍成英雄。人是複雜的。要說堅持藝術自由嗎，但從對白可知，主角以前熱衷政治，還曾寫文章鼓吹藝術應服務政治。現在的他，其實是推翻了昨日之我。他的改變，或因幻想破滅，今日純求形式可能是反彈，細節電影並未交代，只知他覺得往日選錯了路，不能再錯。
畫家對藝術的堅執，乍看也與他對妻女的一點冷漠分不開。女兒年紀輕輕就得處理起居、努力讀書、調解父母的離異，觀眾不難想見，他妻子離家出走時，他也只如對待女兒和女學生收拾行李離開時一般，繼續畫畫，不發一言。但看清點，那並非冷漠，他對妻女都有愛，卻似乎無法用語言表達，對女兒是帶點抽離地憐憫，對妻子是用藍色的顏料染一束花來悼念，生活彷彿總落在後一步的殘影中，正如他早一時期的《給我的猶太朋友》拼貼畫，抽象線條，都建基於具體的人臉和故事。如此，他專注於藝術，便可能因為無法面對現實，駕馭不了各種感情和責任，以及自己的懦弱無能，故畫布、藝術理論、教學，都建築出一個小小的避難所，成為他最自如的天地，因此當冒險為他謄抄想法的女學生向他示愛，他就完全無法反應。
何況畫家也真改變了。被迫停工後，為糊口，最終去了畫巨大的政要畫像，給掛在大牆或遊行時供奉著。華意達並沒誇大這轉折，淡淡道出那身不由己。堅持理想並不浪漫，畫家犧牲的已經夠多。藝術家在艱難時勢應如何自處？華意達試過。因政治審查，《大理石人》在起起落落的政治氣候中，一等等了十四年才能過關開拍。電影出來後又一度被禁，他還曾遭軟禁。
人性
《殘影》的焦點不單在畫家，也常常借他身邊人，如女兒和學生、詩人朋友、藝術館長和秘書小姐等，描繪改變中的社會面貌。誰都不是超人，對他每每愛莫能助。但華意達始終相信人性。學生沒離棄畫家，出賣他那位猶大，最終還是幫他找工作。算起來，這熱心學畫、展覽被破壞仍未沮喪的一代人，跟當年在克拉科夫學畫的華意達年齡相若，他可說隔空跟這群同學一起，跟從前輩學習，並發心為之留下紀錄，以傳後世。
每個人的死都比他的生長久。電影裡，畫家最終躺在櫥窗裡的一堆假人中，義肢在頭上搖搖晃晃，街上人來人往。他留下了畫作與著述。華意達也過身了，在波蘭的雪地放下最後一束花，偶留指爪，便拍翼高飛。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