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吃飯

小時有段時間返教會，為表聖潔，農曆新年死口不說「恭喜發財」，親戚拍門「恭喜發財」，開門時便以「新年快樂」回應，非常九唔撘八。現在相反，每逢回家吃飯，不論日子，或裡頭有沒有麻雀聲，進門就叫「恭喜發財」。

那天在反「明日大嶼」遊行中途離去，匆匆去學琴，學完匆匆去買蛋糕，趕回順天村老家，吃姑丈和家姐的生日飯，未入門已聽到麻雀聲，穩腳是阿爸、家姐、小時把我凑大的姑媽和姑丈，那晚芳表姐也來了，我才不用早點回去戥腳，讓阿爸離場專心煮飯。收麻雀的總是我和智障的伯父，他喜歡把麻雀一隻隻放到鐵皮盒去，做完很滿足，他見我入門時拿著蛋糕也興奮，全晚小聲重複：「有蛋糕食。」把木板蓋到麻雀枱上就可開飯，主角除了湯，就是那碟魚。家裡無大無細得過分，阿爸總說：「睇吓姑媽又買左咩魚孝敬你？」水上人對魚特別講究，少吃斑，冬天有時吃懵仔，那晚則是金䱽，每隔幾次就有我從沒聽過的魚。他們食頭食尾，啖啖肉的留給都已幾十歲的小朋友。旁邊通常有小碟霉香馬友或魚乾，笑說從前說的「鹹魚青菜」，現在不知多昂貴。表姐在家中煮好一隻雞拿過來，阿爸前天臨收工也在船邊撈（不用釣）了條墨魚，灼熟切片雪凍。

話題起初總關於麻雀，輸了的姑丈說家姐如何欺騙老人家，然後如常轉到他們舊日在艇和黄大仙的生活。那晚比較特別，姑媽說書只讀到小三，和阿爸爭辯天台學校究竟在三十一座還是三十二座，手比指劃，靠回憶把黄大仙七層大廈一幢幢還原出來。姑媽說，沒再讀，因沒心機，況且那時還要替伯父做功課，一人做兩份，結果走去玩，此後識字都靠聽中文歌，像羅文，「做咩唔話我有品味？」小時是她教我識字，教會小學要學背主禱文，記得她有好幾個字要去問我的唐兄，應是那刻才發現大人原來也會不識字。她突然說，我前一天的專欄文章，她看了。我和女友幾乎同聲說：「吓？咁難！」上回我寫英瑪褒曼。她本來說因為那周六有馬跑，姑丈看《蘋果》馬經（平時不看《蘋果》），過了一會才說，你兩星期寫一次嘛，都在掛牆月曆打星記下了。啊。

她笑說，你下次寫：「屋企有幾個老人家，好鬼爛賭，沉迷打麻雀，成日要我早啲返屋企戥腳，我雖然唔鍾意打麻雀，又成日冇糊食，都要同佢地打......」內容似乎一早想好，為什麼要寫這些？天曉得。雖是說笑，但複述她的原話在這裡，代她寫文章，嚇她一跳，博她一笑，好像比其他東西都重要。

她問，彩雲村十九那個陳生你記不記得？我說不記得，但故事聽她說過太多遍，好像也記得了。她前天在𨋢遇到陳生，陳生問，你個仔現是不是很大個。她知道陳生指的是我，說那個是姪仔，已好大。然後陳生提起三十多年前的往事。那時我讀幼稚園，有天跟姑媽撘𨋢，到十一樓，她大意，自己先出𨋢，留下我一個，𨋢就走了。幸好陳生在旁，到十九樓，又陪我回十一樓把我送返，才安然無恙。我驚訝陳生會記住咸豐年的事，此時呷著白蘭地、開口就一擊即中的姑丈說：「哈老人癡呆係咁上下。」

話題回去姑媽當年不讀書，那玩什麼呢？沒錢，玩的就是石仔和繩。繩有什麼好玩？「穿黎穿去嗰啲囉」，她雙手在空中來回，大家雖不知名堂，卻一下明白她指什麼，隨手找來一條繩，打好結，左手右手勾幾下，纏在一起如被上手扣——繩太短，解了再結。起好長方陣，傳給下位，這是蜻蜓，勾幾勾再傳，這是彈床，但來回傳幾下已到盡頭，又變回蜻蜓，誰都不記得更多花式，一致肯定這遊戲就是如此無聊。阿伯說：「有蛋糕食。」

拿出蛋糕，我負責撕開紙盒當碟用，但手腳太慢，被大家取笑；插蠟燭，又忘記先在底下加膠托，蠟就掉到蛋糕上。「衰仔真係爭你唔落」，阿爸說。「冇法啦孻仔係咁」，我說。關燈，阿伯心急爭著吹蠟燭。呼！希望大家身體健康，無愁無慮。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10月27日

人如何成為自己？

大學攻讀物理的友人L說過這故事，解釋自己如何從頹廢青年變成物理迷：中學有天吃過午飯，沒事幹，回課室閒坐。旁邊的同學飲完汽水，在桌上把玩可樂樽，滾來滾去，一下大力了，他眼看樽凌空飛走，就在這瞬間意識到，只要數據充足、數學夠好，便可完美地預視玻璃樽以什麼角度著地，每塊玻璃用什麼速度往哪方向走多遠。在玻璃爆破聲、驚呼、找掃帚免得老師發現等等之前，他的人生起了重大變化。

這故事接近電影或漫畫橋段，玻璃樽的翻騰如慢鏡，突然有光從天打到頭上而得頓悟，是庸常生活中的神性時刻。但後來不禁想，這種如此完美的故事真可靠嗎？絕非質疑友人誠信，生活中固然有刻骨銘心的片刻，但誰都知道記憶難以捉摸，為了令自己的人生更明白可解，人往往從後向前，在混雜的關係網絡中，挑出畫鬼腳般有跡可尋的因果線索。假如他高考失手，結果沒考上大學讀物理，這玻璃樽種下的因，還會同樣重要、閃閃生光？

再進一步，人能把旁觀的經歷當成自身回憶，用來說自己的過去嗎？這是最近看完關於英瑪褒曼的紀錄片“Bergman：A Year in a Life”想到的問題，八月在瑞典烏普薩拉過百年歷史、格局本身充滿電影感的戲院Fyrisbiografen初見，但無英文字幕，等到上周日才在Cinefan的節目看了。紀錄片題目的「一年」指一九五七，褒曼那年拍成《第七封印》和《野草莓》，另一邊在拍電視劇，還導演四個舞台劇，周旋於四個女人之間。紀錄片問的除了「怎麼可能？」，還在意他如何把自己放進電影去，主角對死亡的恐懼，對只顧工作而忽略家人的懊悔，都是他本人的困惑。

紀錄片中最精彩的一段，卻正是對這個「自己」的質疑：褒曼哥哥Dag晚年在訪問說，不，褒曼一些自傳式電影中，主角成長所受的欺壓，都是假的，因褒曼是家中幼子，既乖巧，也受愛護，自己才是反叛者，常遭父親痛打，褒曼只是旁觀。然後電影剪接到褒曼晚年的《芬尼與阿歷山大》，主角阿歷山大是個小男孩，因哈姆雷特式的不忿，一再觸怒做主教的繼父，先被拍頭，再被打藤，完了還要尋求原諒，不屈服就繼續打。此時，紀錄片導演巧妙地把焦點移到站在後面不作聲的妹妹芬尼，看，那才是真正的褒曼，所謂成長的反抗與屈辱都不屬於他的。我從未如此細看戲中芬尼的臉容，多麼倔強而敏感，每一下打藤聲劃過，臉上都微微顫震，感同身受。

Dag的話有多可信？從褒曼的反應可見端倪。他知道哥哥竟在訪問說了這些，大怒，禁止片段出街，如今二人都已過身，觀眾才在紀錄片首次看見內容。在斯德哥爾摩時參加由電影學者Mikaela Kindblom帶路的褒曼城市遊踪，路經褒曼發跡的小劇場，她也說他從初出道編寫的劇本《折磨》開始，便一路誇大自己小時被折磨的形象，成為自我理解的重要部分。

但再想，褒曼電影裡反父權色彩那麼強烈，真正的屈辱，會否正是沒有哥哥承受過的屈辱，不能理所當然地解釋性格？可能恨不得被打的是自己，才那麼介懷哥哥若無其事就破壞了他小心經營的人生劇本。對部分創作人來說，無創傷的童年都是蒼白的，一帆風順才是魔咒，成功需要故事，有陰影才有可以挖掘下去的根，借也要借回來，一生持續創造的不單是作品，更是自我，真相與謊話的界線模糊起來，在三分欺騙與二分自欺之間，像張愛玲說的：「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0一八年十月十三日

圖：Fyrisbiografen大堂，作者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