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人會自己來

九二八後不久，見廿歲出頭的舊生Kensa用鉛筆畫了一幅畫，三個人掩著口鼻流淚咳嗽、擁作一團，鉛筆掃出灰黑背景，再用擦膠擦出幾條交錯的白色煙霧，下面一行字寫著「不用再扔那個了，我們自己來」，妙在方向倒轉，不是「走」，而是「來」，我覺得畫得好，用書跟他交換，一直將這畫放在學校書桌旁，五年了。

催淚彈再來，人也自己來了。這段日子不時收到年青人的電郵，多少鬱悶與自責，也有的天真爛漫。以下所有內容都徵得他們同意，看看政府究竟怎樣「與青年同行」。六月十一日晚，吃飯中途得悉青年在金鐘地鐵一字排開，給警察以搜身為名凌辱，繼承前天凌晨將他們圍困在灣仔警署外，不許飲食上廁所，還須踎低被白燈照射數小時示眾。說是恐嚇年青人固然可以，但更似刻意針對和挑釁，激起憤怒，使他們更期望暴力，甚至有犧牲的意欲，在絕望中只能用最原始的身體來反抗，只要生亂即可坐實暴動的劇情。

那晚回家即收到中五學生A的電郵。她愛思考，對未來有憧憬，平時跟同學有點隔閡：「呢排覺得好迷茫，有好多雜亂既思緒解決唔到，我好想守護呢個香港，我願意用一切方法去守護，亦都做好曬最嚴重嘅打算、心理準備。」後附照片，是她在筆記簿寫下的幾段話，害怕在紛攘的世界無法認清自己。我只如實回覆了心情，在如此時勢不見得比她清晰和勇敢，在衝突現場，無事發生我會悶，有事發生我會驚，也常不知可做什麼，對比不知所措地身處陌生的群體，更喜歡一個人，但覺得能承認自己往往不是那麼強，也是重要起步。最後說，「確切的建議我沒法給你，但坦白說，我才不希望你們時時刻刻『都做好曬最嚴重嘅打算、心理準備』。」

六一二當日，中途從夏慤道躲進太古廣場避難，忽有同事經過拍肩，憂心地問有否看見學生，傳聞統一中心將落閘拉人，幾百人正從天橋湧過來。同晚收到中四學生B的電郵，說下午在現場受了傷，翌日不能考試，「我知道我這樣做是有點不負責任，但希望你能體諒。」然後是雙手合十的emoji，還列表交代會回來考試的同學，兩人將因傷病缺席，上學情況奇異地比平日還積極。學生請假在程序上其實不用告訴我，收到這電郵卻不知怎的感到欣慰。

部分人經歷過這沒死人已算奇蹟的一天，翌晨又回來坐著背《詩經》《楚辭》，真不容易。考完試，收卷，我本來不想先開口，但見他們把文具收拾了很久仍未拾完，或一直扮㩒電話就是不走，便問他們有何想法。有人前一天不許外出，在家中看了八九小時直播，問催淚彈是什麼味道。有人瞞著家人出去了，回家要訛稱她沒做過的那份數學卷有多艱深，也提到誤打誤撞跑到IFC買物資，見人繼續優雅地喝咖啡看看書，彷彿平行時空。他們都被迫在一天內急速長大。

六一五下午，遊行前一天，內向寡言的舊生C傳來電郵，自言陷入沉鬱，覺得因家境和工作沒怎樣付出過：「我承認我有怕事逃避嘅一面，作為一個27歲嘅人真係好羞恥。」因要外出，只簡單回覆幾句，就乘巴士到上環，路經太古廣場。早已知道有人站在棚架外抗議，巴士緩慢駛過，看見氣墊，也沒想過會出人命。

晚上回家知道消息，不一會就收到C的電郵，開頭有點嚇人：「完了。我所做過的，都不足掛齒。人們一個接一個，證明了自己的無私。」不禁擔心起來，連忙回覆，自責比憤怒還麻煩，也掛心翌日遊行，氣氛將不同了，假若人數少於一百萬，形勢可能急轉直下，林鄭將繼續那嘴臉，不知幾多人會受不來，一拳打爆電視，情緒出問題。

這都只是開始。聽到林鄭在記者會上說「與青年同行」，哈哈笑了出來，虧你講得出口。同行？不必，他們會自己來，找你算帳。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6月22日

將頭髮向上拉

"Munchausen", Oscar Herrfurth

且從一幅去年旅行看見的畫說起。那時路經愛沙尼亞大學城塔圖（Tartu）的 “AHHAA”科學館，大堂有座銀色高塔，教小朋友力學原理，坐在塔邊櫈上，只要不斷上下拉動面前的鐵鏈，在小齒輪扣大齒輪的作用下，不用電，不消十秒就可把自己升到二樓高。塔的名字是 “Munchausen Tower”，但這人不是捐錢冠名的善長仁翁，旁邊有文字說明，並附畫作：一個穿古裝的將軍連人帶馬掉進沼澤，雙手卻捉著自己的頭髮向上拉，希望能違反引力把自己拯救出來。他就是十八世紀德國作家拉斯伯（Rudolf Erich Raspe）筆下的奇人孟楚生男爵（Baron Munchausen），科學館以此命名高塔，結合科學與人文，別出心裁。

看時覺得孟楚生昧於世事得這樣形象化，很像「守株待兔」或「削足適履」等先秦寓言。雖然他的自救注定無望，卻非單純的可笑或可悲，因徒勞裡自有壯麗，也幽默得令人微笑。後來上網查，知道他身處的畢竟是奇情世界，果然這樣脫險，而原來尼采一早用這典故來說自由意志，似乎也取其褒義，立即自覺更有道理起來。尼采哲學我不懂，但他寫得實在有型：“to pull oneself up into existence by the hair, out of the swamps of nothingness.”（從虛無的沼澤中，以上拉頭髮把自己拉進存在。）可能尼采用過這典故，才啟發正為改名苦惱的科學館職員。

最近常想起那張拉頭髮的畫。「沉淪」的隱喻又再湧現，香港人事實也沉得夠低，形勢如此，人人都是孟楚生，任何自救或許都像他枉然。誰都知道「送中法」會因民間行動撤回的機會極微，但這可能才是周日遊行奇妙之處。說得徹底些，對成功沒奢望，不被奇蹟誘惑，只是不得不在必將降臨的命運面前，站出來壯麗或幽默一下。

歷史常教我們認識失敗。有天讀到陳健民用英文寫的獄中書，行文平實動人，像信末簡單的一句“Thanks for keeping me in your thought”（「多謝記掛」，雖然文法上這 “thought”似應作 “thoughts”。）印出來堂上跟學生一起看學英文，兩班學生已無人知他是誰，唯一應該聽過那位前一夜去了派「反送中」傳單，太累，講完才遲到回來。陳健民說剛賺夠工資買鞋跑步，希望出獄後參加柏林馬拉松，穿越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跟他們看這大門的幾張歷史照片，六十年代開始門前横擱著柏林圍牆，八九年因「蘇東波」（他們聽了起初發笑，以為我亂講）才起轉機。

成功的故事並不陌生：五六月受天安門集會鼓舞，六四當日則是波蘭「團結工聯」在選舉勝出，同年底圍牆終受動搖，有人站到牆上，羅斯卓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獨個拿著大提琴在牆邊拉巴哈，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則在布蘭登堡門外幾百米的演奏廳，改動貝多芬《快樂頌》成《自由頌》。但東看西看時卻更留意幾個「失敗者」：二月，東柏林青年Chris Gueffroy以為士兵不會開槍，只因早走幾步，便成了最後一個給圍牆守衛射殺的人。三月，Winfried Freudenberg乘自製的熱氣球越過圍牆，卻因風向改變吹回東柏林墮地而死。這都是歷史的註腳，姑且可叫歷史感。

跟友人榮仔說起孟楚生拉頭髮的故事，他倒想起高登一個長年笑話：常有人問，如果升降機不幸意外墜下，是否在墜地一刻跳高，就不會死？然後有人一本正經地回答，正確的自救方法，是盡快背靠牆壁保護脊柱，同時公事包放腳底、雙手抱頸、曲膝及提起腳跟站立。問題是不過幾秒時間，怎做到這許多東西？他說得真好：「我估我都係照跳，就好似反送中遊行一樣。」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