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聽聞余英時先生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是本好書，卻到最近才買了兩年前增訂的新版，一篇篇讀下來，心中激動，深覺他示範了如何做個理想的讀者——拿着一本謎語書而不猜謎，永遠都不曉得謎語奧妙之處。何況那還不是普通的猜謎遊戲。博學如陳寅恪先生，晚年卻要在中共治下苟活，把心事和憤懣曲折地寫進詩中，實在是當代中國摧殘自由之思想的寫照。幸好有後來者余英時作鄭箋，猜謎發隱，否則瓶中信就在汪洋裏永遠飄浮。《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之解謎，就算不直接如瓶中信之終被打開，也最少像流落荒島的人向大海招手之後，遠遠聽見輪船表示會意的一聲氣笛。真有人明白的話，一個就夠。
余英時為陳寅恪寫第一篇文章時只有二十八歲，陳寅恪尚在人間。那是一九五八年，余英時從陳寅恪不能在大陸出版的《論再生緣》察見其心跡，發而為文，是為他研究陳寅恪的開始。在更多考證與論辯之後，余英時逐一寫出〈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試述陳寅恪的史學三變〉等文，都收錄在此書當中。文章前後跨越四十年，結為文集，資料不免重複，但由此益見余英時論點之貫徹，最初的直覺與假設都出奇準確。
書中詩文典故的考證頗艱澀，這裏僅舉幾個較易的例子。余英時的論點之一，是陳寅恪以其獨立之精神，不單從未靠攏中共，更認定這個以夷為師的獨裁政權，將把中國文化徹底摧毀。這種話在文字獄盛行的時勢，當然不能宣之於口，連書信也寫得隱晦，例如陳寅恪在一封信中提及自己著書已改用新方法，便說那既非乾嘉考證，「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余英時在〈後世相知或有緣〉一文如是收結：
「試想太史公和沖虛眞人都是老古董，怎麼忽然變成了『新説』呢？其實陳先生這裏用的正是我一再指出的暗碼系統。 太史公是司『馬』遷，沖虛真人是『列』御寇，他其實是説，他硏究歷史決不用『馬列主義』啊！此陳寅恪之所以成其爲陳寅恪也。」
信中明顯讀不通的句子固然像謎，貼在門前看來顯淺的對聯也充滿玄機。余英時之見出來之後，中共自然組織反擊。例如馮衣北，即引陳寅恪在一九五九年的門聯「六億人民齊躍進，十年國慶共歡騰」為反證。如此歌功頌德，不是鐵證如山？余英時在〈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的回應可謂鞭辟入裏。他憑藉的先是自己對陳寅恪的認識，覺得以其史識，不可能歌頌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政權，復謂以先生的文史造詣，即使要歌功頌德，也會寫得比較得體和有深度。
然後，余英時說熟知文章體例的陳寅恪，一年前特意寫過一段「歇後體」的文字，點出門聯實用歇後：「『六億人民齊躍進』的下面半截沒有說出來。六億人民一齊躍進甚麼地方呢？躍進火坑，躍進地獄，還是躍進深淵？這是要讀者自己用想像去填補的。」說服力固然未足，他補充：
「『十年國慶共歡騰』的『共』即是共產黨的『共』。所謂『十年國慶』只是『共』產黨的『國慶』，也只有『共』產黨才『歡騰』。陳先生把『人民」和『共』產黨放在一副對聯的兩面，他的意思還不清楚嗎？」
孤證不立，余英時接着指出陳寅恪在詩文中用「共」字暗指「共產黨」的其他例子，如《聞歌》一首：「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樂世歌。座客善謳君莫訝，主人端要和聲多。」所聞之歌是甚麼？主人和座客又是誰？詩中的「共」字是雙關語：「共產黨自己歌頌太平，卻要知識分子跟着和唱，而『善謳』的『座客』也真多得令人驚訝，這是全詩的命意所在。」至此，余英時的反駁可稱圓足。對比馮衣北強把陳寅恪在一九五○年寫下的「領略新涼驚骨透」一句，解作「不意共產黨待我如此之厚」，以及透骨新涼「並非貶語則甚明」等，相距不可以道里計。余英時回應說「如此說詩，誠足解頤」，已是相當克制的嘲諷。
詩無達詁，卻不代表讀者就可隨便穿鑿附會。余英時尊重證據，隨時是服善而修正己見。例如當有人提出陳寅恪詩中「弦箭文章」一典更合理之說法，余英時即承認：「我在原文中所引袁紹以箭弩著稱云云，其實全不相干」等。這坦然，令我想起他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一條注釋。他在這篇經典文章有「大觀園就是太虛幻境」之見，並在句後施注，謂重翻俞平伯《讀紅樓夢隨筆》，才發現此見早為嘉慶本評者道破，俞平伯之轉語亦早有此說。余英時寫道：
「俞先生最後一句話和我的說法一字不差。足見客觀的研究，結論真能不謀而合。《隨筆》我曾看過不止一次，但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面俞先生自己心得的幾節，居然漏掉了這條吞舟之魚。本文既已寫就，改動不便，特補記於此，以誌讀書粗心之過。」
單是一條注釋已知其為學的態度，亦可見要做到文證詳悉，實不容易。
回到余英時箋注陳寅恪詩之法。用得不好，那固然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故《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亦有專講方法論的文章，分析這種暗碼系統的解讀，牽涉詮釋學與史學問題。但我想，有兩個方法最能概括他這種讀書態度。
其一，貫穿書中各篇文章的，全在「心」字。不論心情、心史、心境、心事、心曲，均離不開一種將心比己的代入，類近余英時形容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時之「歷史的想像力」：王國維自沉了，去國的機會經已消逝，政府肆意蹂躪讀書人，亡天下之憂思日深，陳端生、錢謙益與柳如是激盪了他的心靈致使他耗盡精力為之發皇心曲，這全是余英時「以意逆志」的背景，再在「發而為詩」的地方搜尋證據。
其二，可用余英時在書中〈書成自述〉的末段歸納。這將心比己，不單是一般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因為到最後更是合二為一，再也無分彼此了。余英時說：
「我曾一再說過，我儘量試着師法他的取徑，他怎樣解讀古人的作品，我便怎樣解讀他的作品。從這一點說，這本書不能算是我的著作，不過是陳寅恪假我之手解讀他自己的晚年詩文而已。但我不否認我對此有一種情感上的偏向。因為它已不是外在於我的一個客觀存在，而是我生命中的有機部分。它不但涉及歷史的陳跡，而且也涉及現實的人生，不但是知識的尋求，而且更是價值的抉擇。此書不是我的著作，然而已變成我的自傳之一章。」真正的閱讀，大概無過於此。
余英時這樣閱讀陳寅恪，結果得到了甚麼？除了一本書和一輪攻訐，余英時告訴我們，在陳寅恪過身十多年後，他得到一封書信，信中有陳寅恪的女兒陳小彭希望轉告余英時的消息，頭一項說，陳寅恪當年讀過余英時的〈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一文後，說了四字，擲地有聲 ——「作者知我」。
大陸其實是比較大的荒島，飄流落難的人，卻因寫作與閱讀，心氣相通，最少在浩瀚的時空裏頭，因為人之相知，於孤單中得慰藉。
《明報 星期日生活》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錄：〈台灣守得住嗎？〉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