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ly 15, 2012

《蘇東坡傳》的兩個中譯



不是我們選出來的政府,甘為一個缺德而又以摧殘我國傳統文化為己任的政權舐癰吮痔,推出的所謂「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這八字名目,唯一童叟無欺的,自然只有中間那個「及」字。中國文化因為政局變遷而幾經中斷,能對前人留下來的好東西著緊一些,已是很好的教育,何必挖空心思推陳出新。

且舉關心吾國吾民的林語堂為例。他幾本重要的著作都用英文寫成,《蘇東坡傳》即是其一。書名原為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中譯本一般隱去「快樂天才」,也不見「時代」。此書成於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還未結束,其時旅居美國的林語堂,於書中便屢借批評王安石來諷刺共產黨。一直想擁有此書英文原著,一直沒找到,唯有半信半疑在網上訂購Hesperides Press的昂貴版本。得書才發現那大概是個盜印本,拿了某個孤本影印編成就是,原書的間線及圈點一併收存,圖片模糊不清,還要漏印了兩頁。但有書可讀總是值得高興的,於是也找來通行的兩個中譯本對讀,一本由遠景出版的宋碧雲翻譯,一本由天地圖書出版的張振玉操刀。

林語堂在書的首句開宗明義:“There is really no reason for my writing the life of Su Tungpo except I want to do it”。他對東坡熱愛又熟悉,在書中信手引用了大量東坡詩文信札,並把他們譯成英文。可惜他沒有另寫一部中文本,引文要一一找回出處,便苦了中譯者。張振玉在譯者序說,書譯到中途,才得知宋碧雲的譯本剛剛出版,嘉許之餘,也借用了許多資料,並申謝意。宋碧雲則在譯者序說,有時候譯一頁原文,動筆的時間不到一個鐘頭,查書倒花了五六小時。在電腦還未那麼先進的時代做這樣的差事,除非對東坡的一字一句了然於胸,否則其難可知。

論譯筆,宋碧雲平穩而力求不失,張振玉則訛誤頗多,文句壞起來時也壞得一發不可收拾,如「韓愈降生也是屬於同樣的星座」(頁十九),如「雖然不需大才即可預知,蘇東坡卻在事前早有準備」(頁三一0)。但張譯最嚴重的問題,還是在處理引文時的粗疏,顯然易見的錯誤不少。對照他在序言說,幸得宋碧雲譯本作前車之鑑,可資參詳,就尤其難以接受。

舉例而言,東坡在黃州曾提三十二字自儆,林語堂譯首句作“To go about by carriage is a good way to acquire infirm legs”。張振玉的版本竟作:「出與入聲,厥脛之機」。吟安入聲字,最多使人搖頭晃腦,何以會雙腳殘廢?原來是「出輿入輦」,說的是達官貴人整天坐車不走路。東坡屢受政敵攻訐,有次引《詩經》〈民勞〉兩句形容王安石為相時之民生苦況,即給對手拿來做文章,說他誹謗神宗。張振玉引此兩句作「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宋碧雲則作「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很明顯,宋碧雲查過東坡原文,張振玉沒有。

除了翻譯水準之高下,比對原書與兩個譯本,還有不少有趣發現。首先,《蘇東坡傳》既然是寫給外國讀者的,不少解釋自然會遷就西人,以便理解。是以述及東坡出生地四川,林語堂便謂其「跟德國差不多大」;東坡貶謫惠州時在紹聖元年,林語堂也於句下補充,「即十字軍東征前兩年」。為傳神故,兩位譯者都將之翻譯回來,一般問題不大。但有些獨特的枝節,卻是度身訂造一樣寫給美國讀者的,照譯成中文的話,中文讀者反而不會明白。

林語堂在譯介東坡之餘,也致力宏揚中國傳統文化,所以談到三蘇的名字時,便像為西人補課一樣旁岔一筆,講解古人名、字和號的分別,最後還提到,假使是全國知名的大人物,大家便會以其故鄉之名稱之,然後舉例說:“A Chinese Wendell Willkie might have been known as “Indiana Willkie””。問題是,誰是Wendell Willkie?原來是羅斯福在一九四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對手。宋碧雲緊貼原文,譯做「中國的溫德維基也許會被人稱為『印第安』維基」;正確,但不好。張振玉則把這位美國人換成曾國藩,把這句簡單改譯做「如曾湘鄉」。單看此句,張譯似更照顧中文讀者,也更能發揮這句在原文的闡釋作用,所以較佳。

另一問題則是古文。林語堂在書中引錄東坡的尺牘詩文,譯成英文,自不難懂。但面對中文讀者,譯者應該引錄東坡原文,還是將之語譯成白話?這牽涉對讀者的估量與要求:古文太多或會拒人門外,白話太多又易糟塌東坡文辭之美。相較而言,宋碧雲的譯本文白佈置較佳,往往更能保持東坡原文風貌。反之,張振玉的譯本則屢有突兀的文白夾雜。例如呂晦意欲彈劾王安石一段,便有以下幾句:「司馬光說:『吾等焉能為力?他深得人望。』呂晦大驚道:『你也這麼說!』」儼然跨時空對話,可算是真正的代溝。又例如,林語堂曾引錄〈後赤壁賦〉原文,張振玉如此翻譯:「不久,一個人說:『月白風清,如何度此良夜,方為不虛?我們好友相聚,竟沒有酒菜,豈非美中不足?』」。按東坡原文有「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兩句,「方為不虛」乃譯者所加,後三句則是其語譯。這樣相混起來,便不倫不類。

最後還有個地方不得不提。林語堂在第二十一章談到東坡受政敵誣陷,並謂以謠言中場論敵、不予人自辯機會的卑鄙手法,實是古已有之,然後筆鋒一轉:“Only in modern days has it been elevated into a part of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tactics.”宋碧雲譯作「只是現在升格為共黨革命的戰術之一而已」,平白無誤。再看張振玉的翻譯:「只是到了現代,這種方法身價提高,變成某些人的戰術罷了」。撇開譯筆,“Communist revolutionary”一下就變成不知名的「某些人」了。譯者自甘毀棄學術誠信,無話可說,但這似乎也配合出版社路線——天地版的《蘇東坡傳》於書末特附梅中泉的〈編餘絮語〉,最後一段,煞有介事批評林語堂對熙寧變法的評述,謂其「持的是保守派觀點」,強調王安石實為「抑制大地主大官僚」云云,最後則當然是以「瑕不掩瑜」作結,否則書也一定出版不成。

諷刺的是,林語堂在書中曾大段引述東坡的〈上皇帝書〉,提及台諫存在之由,正在「天下公議」四字。我想,文化事業如翻譯及出版,同樣當遵從天下公議,既然付梓出書,便當相信讀者自己的判斷,前題自然是確保內容不經竄改。若連基本事實都無由知道,不容討論,談更多文化,更多教育,都是空話。

今次簡單討論了《蘇東坡傳》的兩個譯本。至於林語堂的文筆與蘇東坡這個快樂天才,下回再續。



《明報》二0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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