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一個叫郭功甫的詩人，有次帶著自己的詩歌探訪蘇東坡，大聲朗讀之後，便請東坡打分。「十分」，東坡說。詩人自然高興，但東坡轉瞬補充：「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古書沒記載郭功甫的反應，大概是笑在一起掩飾尷尬吧，暗暗也可能從東坡之風趣，滑移到詩不合格只得三分之自嘲。
幸好人還懂得笑，否則世界一定艱難許多。蘇東坡固然是才高屢黜，林語堂臨離開中國擲下的〈贈別左派仁兄〉，也顯得傷感而無可奈何。但讀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卻真有一種樂在其中，分別寄居在東坡的豁達一生，和林語堂的活潑文字。林語堂在前言說，赴美時帶了許多東坡著述，因為一直希望為他寫書：“and even if I could not do so, I wanted him to be with me while I was living abroad”。此句用的是him而非his books，見書如見人，一往情深。這樣的民國人寫這樣的北宋人，也是難得的契合。東坡知道應會微笑點頭。
政見與東坡相左的王安石，自然是書中的大反派。林語堂既借北宋反映時局，諷刺共產黨，寫起來，王安石可能比實際還要剛愎自用。這位拗相公不單希望革新政治經濟，就連經書注疏和文字學都有創見。跟東坡一樣，林語堂沒放過訕笑他的機會，譬如形容，王安石那種「波為水之皮」的文字學， “would make any philologist weep”。但偶爾也懷疑，林語堂心中是否真有王安石。例如寫到他的性格，一跳就扯到希特拉: “Like Hitler, he exploded in fits of temper when he encountered opposition; modern psychiatrists might classify him as a paranoiac.”語氣這樣重，莫非林語堂在這段國共內戰的時期，早就預見獨夫助大，國運微茫？
王安石還算好，因當權派不乏卑鄙小人，排斥與攻訐不在話下，最壞的時候，真想過要了東坡的命。東坡被誣告，收監，據云一度想過自殺。後來一直被愈貶愈南，最後竟到了儋州，即海南島。境況如此凄苦，東坡自不免有消沉的時候，但他的和樂與才情，卻顯得愈明亮可貴，林語堂的書名The Gay Genius可算得其精神，唐人韋莊在〈天仙子〉的「驚睡覺，笑呵呵，長道人生能幾何」幾句，用來描述他也貼切不過。
東坡死前不久，曾寫〈自題金山畫像〉，末句以三個貶謫之地歸結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在黃州，東坡四處遊歷散心，寫下〈前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及〈記承天寺夜遊〉等名篇。林語堂說：“These alone more than justify sending the poet into imprisonment”，貶得好。在惠州，當東坡知道自己不在朝廷特赦之列，便寫信給親戚：「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退一萬步，一下把自己想像成惠州的庸才，考來考去考不到科舉，還不是如他一樣，滯留惠州？東坡在另一封信則說，算吧，離開官場是解脫，做惠人也悠然自得：「某既緣此絕棄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兒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被貶本非樂事，難得東坡有閒情稱讚兒子，忍不住也信手讚讚自己，最終還要送人一個笑哈哈！看見最後那「呵呵」，幾乎能遙見他掩嘴的得意。
在儋州，年老的東坡自然想過會客死異鄉。他倒先吩咐先子：「死即葬於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人總有一死，不必多事，這是豪邁。但孤絶的境況不免教人沮喪，他曾在日記抱怨：「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也？』」。他渴望逃脫，但過了一會，又想到「有生孰不在島者」的道理。人總是在島上生活，不過島有大有小，他棲居的島小一點而已。
能把所有道理收在三十字內的王爾德說：“Imagination is a quality given a man to compensate him for what he is not, and a sense of humour was provided to console him for what he is.”庸才偶然都會想像自己其實是天才，待失敗了，幻想破滅，又會嘲笑自己果然不是天才。但就算真是天才又如何？人都如此有限，而自己又總比別人好笑。
林語堂深明此理，《蘇東坡傳》有段專寫自嘲，借希臘諸神與基督教的上帝之比較，說明人的特質，以及自嘲為何是種美德：“If philosophy has any value, it teaches man to laugh at himself. […] I do not know whether we can call this laughter of the gods or not. If it were the Olympian gods who were full of human mistakes and foibles, they would have frequent occasions to laugh at themselves; but a Christian God or angels could not possibly do this because they are so perfect. I think it would be a greater compliment to call this quality of self-laughter the unique saving virtue of degenerate Man.” 這簡單幾句，可算後來艾柯(Umberto Eco)寫《玫瑰的名字》的起點。何況除了自嘲，笑的顛覆力量畢竟太大，有權力的人當然希望多加制約，阿里士多德《詩學》論喜劇的半部才因此失傳，只剩下悲劇。《玫瑰的名字》書成時林語堂經已過身，要是讀到，一定也會微笑點頭。
林語堂多用英文寫專著，中文則留給散文。他散文走的是明末性靈派一路，〈序《人間世》及小品文筆調〉多少是自況，離魯迅說的匕首投槍頗遠。譬如他寫那種一則一則集腋成裘的文章便很有趣，例如在〈有不為齋解〉，列舉自己有何不做：「我不請人提字。我始終背不來總理遺囑，在三分鐘靜默的時候也制不住東想西想」等等。最後一則說得老實：「我從不泰然自若；我在鏡子裡照自己的臉時，不能不有一種逐漸而來的慚愧。」他為自己創辦的《論語》半月刊寫的〈論語社同仁戒條〉，也字字珠璣，盡見雜誌的格調與態度，寫在括號入面的話尤其精彩。最後三條很有意思。第八，是「不主張公道，只談老實的私見」。第九，是「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看梅，讀書等)。並不勸人戒煙」。但我最喜歡的，還是壓軸的第十條：「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
《明報》二０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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