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不喜歡巴茲魯曼(Baz Luhrmann)的電影風格，本來還是想看看他新上映的《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為了比較，看前特意找來一九七四年英國導演克萊頓(Jack Clayton)的改編，看後也就打消看新版本的念頭。算了，無謂再次失望，寧可花時間重讀費滋傑羅 (F. Scott Fitzgerald)這佳作。
克萊頓的版本由《教父》的導演哥普拉編劇，羅拔烈福做主角，電影卻頗難看。影評人伊拔(Roger Ebert)為之寫過一篇公允的評論，從選角、場景、演技到改編之視野等，逐樣批評，針針見血，不妨摘錄幾段。論電影中如「綠燈」等象徵：“The beacon and the other Fitzgerald symbols are in this movie version, but they communicate about as much as the great stone heads on Easter Island.”虛有其表，空空洞洞。論主角蓋次壁之首次登場：“it’s a low-angle shot of a massive figure seen against the night sky and framed by marble: This isn’t the romantic Gatsby on his doomed quest, it’s Charles Foster Kane.”雄偉如此，《大亨小傳》一下竟變成《大國民》了。
伊拔寫得最好的一段，是對電影收結之批評：如此大量引用小說原文、看來忠實之改編，怎可能以一首版本嬌艷俗氣的“Ain’t We Got Fun”作結？何況小說的最後一句，還要力重千鈞，享負盛名？伊拔的猜想是：“Maybe because the movie doesn’t ever come close to understanding it”。Understanding一字看似容易卻艱辛，不能心通理解，再落力也徒具形似，無法得其精神。
電影有兩場令我尤其不滿，一是蓋次壁與敍事者尼克(Nick)之初遇，一是蓋次壁之被殺。原著寫尼克一晚在謠言與閒談之間，無意中發現對話的人就是蓋次壁；電影所見，則是蓋次壁待在守衛森嚴的房間約見尼克，顯得煞有介事之餘，亦過份突出蓋次壁孤高的形象。原著寫蓋次壁之死，先用優美文句，描述他躺在泳池休息時之想像，再寫槍聲，然後着墨於池面的波動：風吹葉落，紅色的水流旋轉。到了全章之末，才以一句交代園丁在草叢發現威爾遜的屍體。電影的處理卻出奇笨拙，先拍威爾遜潛進蓋次壁家中，神情慌張，拿出槍來猶豫應否自殺，再從簾後步出，射死蓋次壁。整個中槍過程都拍了出來，原書的悲劇意識也就一掃而空。電影最後的二十分鐘，簡直不堪入目。
費滋傑羅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大亨小傳》寫得簡練，只有九章，借尼克的視角，逐步從謠言與疑惑中發現蓋次壁的故事，例如他費盡心力要回到過去的幻想，而這也同時是尼克認識世界的過程。末段描述幾個角色的際遇，尤能呈現世事的陰差陽錯。台北桂冠出版的中譯《大亨小傳》極好，因為除了喬志高先生傳神的譯文，還有林以亮的導讀。林以亮即宋淇先生，對文學和翻譯素有心得，簡短的導讀不乏高見，例如這段：
尼克可以看到事實的真相和悲劇性；蓋次壁却運用想像力來改變和創造事實。尼克的性格使他可以看透一切，他不會受到損害，可是他永遠不會快樂。蓋次壁可以體會到人生中的狂歡，可是他的結局註定是悲劇的收場。尼克永遠向後縮，蓋次壁却永遠在追尋着「綠燈」。作者很容易拿二人對立起來，因為二人代表的正是人類中最優良的典型，可是我們讀《大亨小傳》時，並不覺得有明顯的對立存在，二人中間的關係使我們覺得：與其說他們是對立的矛盾，不如說他們是相輔相成的統一，只有他們二人才真正站在一起，面對全世界的人，無須覺得自慚形穢！
尼克和蓋次壁都是美國西部的人，跟東部的浮華始終格格不入。費滋傑羅描述大城市的文句往往莫名淒美，如在第三章，用幾句就點出紐約大街之荒涼，行人之寂寥：“At the enchanted metropolitan twilight I felt a haunting loneliness sometimes, and felt in the others—poor young clerks who loitered in front of windows waiting until it was time for a solitary restaurant dinner—young clerks in the dusk, wasting the most poignant moments of night and life.”氣氛有點像詩人艾略特〈普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的開段。費滋傑羅與艾略特相熟，《大亨小傳》書成即寄贈艾略特，艾略特回信說已讀了三遍，認為那是罕見的傑作。
文學名著改編成電影總是難事。最成功的，我想起的有奧遜威爾斯和黑澤明。厲害如維斯康堤，改編卡繆的《異郷人》亦不出色；改編湯馬斯曼的《魂斷威尼斯》口碑較佳，但我也不算喜歡，略嫌他處理「美」這主題時斧鑿痕跡過多，失諸刻意；改編藍培杜莎(Tomasi di Lampedusa)的《氣蓋山河》，則或因導演對貴族生活有親身感受，拍來揮灑自如，乃成經典。
艾柯(Umberto Eco)在論翻譯的Mouse or Rat？一書，就以維斯康堤的《魂斷威尼斯》為例，分析改編的問題。艾柯把這電影厚詆為“one of the most blatant cinematic misinterpretations of a book”，覺得電影對小說的幾個改動都是敗筆。限於篇幅，只舉兩項。第一，維斯康堤把主角的身份，從崇尚純粹和古典等藝術理想的作家，改成了鍾情於馬勒的音樂家，削弱了他看見美少男時內心之掙扎，因這樣無法突顯太陽神被酒神征服、理想逐步毀滅的過程。艾柯的說法精準： “Aschenbach speaks as if he were Bach, but we hear Mahler”。第二，跟原著不同，主角在電影甫出場，已經虛弱疲弊，跟威尼斯的衰敗氣息相近，輕易融入其中，少了原著那份抗拒。同理，原著講主角要慢慢努力才得到姓名中 “von”字的尊稱，但電影的主角一出場已有此稱謂，形象更近於頹廢的貴族，跟威尼斯的萎靡太接近，失了張力。
艾柯強調問題不在改動原著與否。維斯康堤拍《氣蓋山河》也有修改，但因他能使觀眾“understand the deep sense of the novel”，所以成功。Understand一字又出現了，伊拔說的是導演能否領會，艾柯說的是導演能否令觀眾領會，關鍵從不是情節，而是精神。所以，我想若要把《大亨小傳》改編成電影，維斯康堤應是最佳人選。他對時間的流逝如此敏感，又明白上流社會的奢華空洞、醉生夢死。由他處理《大亨小傳》中夏天之溽熱，人之倦怠，及其中各種象徵，肯定更富美感。相信他也斷不會無視小說的最後一句：“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明報》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克萊頓的版本由《教父》的導演哥普拉編劇，羅拔烈福做主角，電影卻頗難看。影評人伊拔(Roger Ebert)為之寫過一篇公允的評論，從選角、場景、演技到改編之視野等，逐樣批評，針針見血，不妨摘錄幾段。論電影中如「綠燈」等象徵：“The beacon and the other Fitzgerald symbols are in this movie version, but they communicate about as much as the great stone heads on Easter Island.”虛有其表，空空洞洞。論主角蓋次壁之首次登場：“it’s a low-angle shot of a massive figure seen against the night sky and framed by marble: This isn’t the romantic Gatsby on his doomed quest, it’s Charles Foster Kane.”雄偉如此，《大亨小傳》一下竟變成《大國民》了。
伊拔寫得最好的一段，是對電影收結之批評：如此大量引用小說原文、看來忠實之改編，怎可能以一首版本嬌艷俗氣的“Ain’t We Got Fun”作結？何況小說的最後一句，還要力重千鈞，享負盛名？伊拔的猜想是：“Maybe because the movie doesn’t ever come close to understanding it”。Understanding一字看似容易卻艱辛，不能心通理解，再落力也徒具形似，無法得其精神。
電影有兩場令我尤其不滿，一是蓋次壁與敍事者尼克(Nick)之初遇，一是蓋次壁之被殺。原著寫尼克一晚在謠言與閒談之間，無意中發現對話的人就是蓋次壁；電影所見，則是蓋次壁待在守衛森嚴的房間約見尼克，顯得煞有介事之餘，亦過份突出蓋次壁孤高的形象。原著寫蓋次壁之死，先用優美文句，描述他躺在泳池休息時之想像，再寫槍聲，然後着墨於池面的波動：風吹葉落，紅色的水流旋轉。到了全章之末，才以一句交代園丁在草叢發現威爾遜的屍體。電影的處理卻出奇笨拙，先拍威爾遜潛進蓋次壁家中，神情慌張，拿出槍來猶豫應否自殺，再從簾後步出，射死蓋次壁。整個中槍過程都拍了出來，原書的悲劇意識也就一掃而空。電影最後的二十分鐘，簡直不堪入目。
費滋傑羅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大亨小傳》寫得簡練，只有九章，借尼克的視角，逐步從謠言與疑惑中發現蓋次壁的故事，例如他費盡心力要回到過去的幻想，而這也同時是尼克認識世界的過程。末段描述幾個角色的際遇，尤能呈現世事的陰差陽錯。台北桂冠出版的中譯《大亨小傳》極好，因為除了喬志高先生傳神的譯文，還有林以亮的導讀。林以亮即宋淇先生，對文學和翻譯素有心得，簡短的導讀不乏高見，例如這段：
尼克可以看到事實的真相和悲劇性；蓋次壁却運用想像力來改變和創造事實。尼克的性格使他可以看透一切，他不會受到損害，可是他永遠不會快樂。蓋次壁可以體會到人生中的狂歡，可是他的結局註定是悲劇的收場。尼克永遠向後縮，蓋次壁却永遠在追尋着「綠燈」。作者很容易拿二人對立起來，因為二人代表的正是人類中最優良的典型，可是我們讀《大亨小傳》時，並不覺得有明顯的對立存在，二人中間的關係使我們覺得：與其說他們是對立的矛盾，不如說他們是相輔相成的統一，只有他們二人才真正站在一起，面對全世界的人，無須覺得自慚形穢！
尼克和蓋次壁都是美國西部的人，跟東部的浮華始終格格不入。費滋傑羅描述大城市的文句往往莫名淒美，如在第三章，用幾句就點出紐約大街之荒涼，行人之寂寥：“At the enchanted metropolitan twilight I felt a haunting loneliness sometimes, and felt in the others—poor young clerks who loitered in front of windows waiting until it was time for a solitary restaurant dinner—young clerks in the dusk, wasting the most poignant moments of night and life.”氣氛有點像詩人艾略特〈普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的開段。費滋傑羅與艾略特相熟，《大亨小傳》書成即寄贈艾略特，艾略特回信說已讀了三遍，認為那是罕見的傑作。
文學名著改編成電影總是難事。最成功的，我想起的有奧遜威爾斯和黑澤明。厲害如維斯康堤，改編卡繆的《異郷人》亦不出色；改編湯馬斯曼的《魂斷威尼斯》口碑較佳，但我也不算喜歡，略嫌他處理「美」這主題時斧鑿痕跡過多，失諸刻意；改編藍培杜莎(Tomasi di Lampedusa)的《氣蓋山河》，則或因導演對貴族生活有親身感受，拍來揮灑自如，乃成經典。
艾柯(Umberto Eco)在論翻譯的Mouse or Rat？一書，就以維斯康堤的《魂斷威尼斯》為例，分析改編的問題。艾柯把這電影厚詆為“one of the most blatant cinematic misinterpretations of a book”，覺得電影對小說的幾個改動都是敗筆。限於篇幅，只舉兩項。第一，維斯康堤把主角的身份，從崇尚純粹和古典等藝術理想的作家，改成了鍾情於馬勒的音樂家，削弱了他看見美少男時內心之掙扎，因這樣無法突顯太陽神被酒神征服、理想逐步毀滅的過程。艾柯的說法精準： “Aschenbach speaks as if he were Bach, but we hear Mahler”。第二，跟原著不同，主角在電影甫出場，已經虛弱疲弊，跟威尼斯的衰敗氣息相近，輕易融入其中，少了原著那份抗拒。同理，原著講主角要慢慢努力才得到姓名中 “von”字的尊稱，但電影的主角一出場已有此稱謂，形象更近於頹廢的貴族，跟威尼斯的萎靡太接近，失了張力。
艾柯強調問題不在改動原著與否。維斯康堤拍《氣蓋山河》也有修改，但因他能使觀眾“understand the deep sense of the novel”，所以成功。Understand一字又出現了，伊拔說的是導演能否領會，艾柯說的是導演能否令觀眾領會，關鍵從不是情節，而是精神。所以，我想若要把《大亨小傳》改編成電影，維斯康堤應是最佳人選。他對時間的流逝如此敏感，又明白上流社會的奢華空洞、醉生夢死。由他處理《大亨小傳》中夏天之溽熱，人之倦怠，及其中各種象徵，肯定更富美感。相信他也斷不會無視小說的最後一句：“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明報》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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