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得友人家榆相告，我才知道河北有間「冀寶齋博物館」，非同小可。雖未親身遊歷，但單看網上圖片已覺怵目驚心，皆因館內文物，假到儼然進入了忘我的境界。瓷盤要多大有多大，瓷罐要多古老有多古老，但其手工之馬虎，館主常識之淺薄，均是路人皆見。漢代固然不會有青花瓷，正如雍正年間的器物不可能畫有《紅樓夢》的金陵十二釵。館主一於少理，甚至隨便到在一組十二生肖瓷器的介紹上，不知是嫌原來寫的太過誇張還是不夠誇張，便用白油把「年代」一欄的資料塗掉，手寫一個歪歪斜斜的 ──「商」。
純粹批判館主愚昧，未免糟蹋這所博物館的意義。我們逛博物館，一般都假設展品為真，就算是如骸骨和模型等複製品，最少都希望符合歷史事實，於是我們才覺得可借物件增長知識。如果博物館的展品都是假的，它還稱得上是博物館嗎？這樣問，是因為知道「冀寶齋博物館」時，不禁想起對博物館情有獨鍾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那位館主欠的，可能不單是歷史知識和自知之明，而是一本與博物館共生的小說。他的問題或許不在造假，而是假得根本不夠徹底，因為他還依戀現實世界。帕慕克就不同了，他開了一間只有贗品的博物館，對應的還是自己一手創造的虛構世界。以下就借瀏覽帕慕克的三本書，回溯他這段造假的歷史。
事情要從帕慕克二○○八年寫成的長篇小說《純真博物館》(The Museum of Innocence)說起。小說背景設在七十年代的伊斯坦堡，男主角是一富家公子，婚前不久卻與另一女子相戀，激烈卻短暫，因女子一天突然消失了。主角無法重投正常生活，唯有靠儲存和玩味女子觸碰過的物件度日，包括她的耳環、煙頭、火柴等等。等待等待又等待，再重遇時，女子經已另嫁他人，但主角繼續與她交往，並繼續搜集和儲存一切跟她有關的物件。後來，女子與丈夫離婚，主角終能與女子在一起，將要結婚，卻又遇不測。最後主角便將女子住所改建成博物館，展示儲存多年的物件，同時囑咐小說家帕慕克要把故事寫出來。
因為寫的都是回憶，所以《純真博物館》的敍事者，間歇會跳出來直接跟讀者說話，口吻像個展覽導賞員。例如在第九章寫到女子的耳環，便用括號補充一句：其中一隻耳環就是現時館中的首件展品。在第三十六章，提到主角寫給女子的一封因為羞愧而始終藏著的信件，便寫道：如讀者和博物館的遊客讀到這封信，便知道我對女子是多麼卑躬屈膝。
由此大概可以想像，《純真博物館》是本建基於物件的小說，借物件的描述，構造一段愛情故事，以及城市變遷的歷史。同樣是西風東漸，《我的名字叫紅》寫的，是十六世紀土耳其細密畫師(miniaturist)面對從威尼斯而來的透視畫法之衝擊，《純真博物館》寫的則是土耳其西化過程的掙扎與憂鬱。書中物件，小如一枚舊日在公共電話亭使用的代幣，都在召喚伊斯坦堡的城市記憶，勾勒幾代人一去不返的生活氣息。
我本來不算十分喜歡《純真博物館》。小說的情感雖然豐富細密，卻覺得中後段講拍電影的部分結構鬆散，也找不到小說真要這麼長的理由。但後來卻稍改觀，因為《純真博物館》中那個筆觸寫實的虛構世界，最終竟流進了現實。帕慕克在成書之後，果真把伊斯坦堡一幢樓房改建成「純真博物館」，幾經延遲，去年終於開幕，展示在小說提及大大小小的物件。於是，印在小說最後一章的博物館門票，終於有了現實的着落，因為據說只要手持小說上的門票，就可免費進入這間真實的博物館。
這樣為小說起一間博物館出來有何意義？跟主題公園又有分別嗎？我想從帕慕克在二○○九年的羅頓演講(Norton Lectures)編成的小書 The Naïve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ist說起。題目源自德國哲學家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文章“On Naïve and Sentimental Poetry”，此書的大陸版譯做「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台灣版則譯做「率性而多感的小說家」。讀哲學的朋友說，原文Naïve與Sentimental的分別，關鍵在於意識之有無，雖然都跟美有關，但Naïve的像是無心為之，Sentimental的則充滿自覺。帕慕克將這組概念扣連到小說創作，再延伸到我們閱讀小說的經驗，似乎都在這投入與抽離、相信與質疑的兩極之間來回擺盪，回應了大陸和台灣譯者都隱去的副題：“Understanding What Happens When We Write and Read Novels”。
我覺得書中最好看的，是第四章「文字、影像、物件」和第五章「博物館與小說」，兩章更有不少互相呼應之處。在第四章，本身是畫家的帕慕克先比較了寫作與繪畫的分別，他的一個想法很有意思：不少重要小說家都會暗暗羨慕畫家，似乎是因為，文字就是無法趨近影像散發那種直接而強大的力量。以他自己為例，便總覺得繪畫時較直率和純真，倚靠天才；寫作時較複雜和老成，倚重智力。
這說法也為「純真博物館」下了一重要注腳，因為博物館正是一個直接呈現物件與影像的地方。小說紀錄語言，博物館保留物件，都在時空之中，儲存了舊日的生活痕跡。於是在第五章，帕慕克就重塑了構造「純真博物館」的過程，時序並非先虛構後真實的判然二分，而是一個互相混和的過程。例如，帕慕克有次在二手店看見一條橙花綠葉的裙子，直覺認為那絶對適合小說中的那位女子，便先買下來，再構想一個她穿這條鮮色裙子的場景。
如此一來，我們就不難想像，帕慕克視線所及的尋常物件都充滿了新的可能和故事，就算本來乏人問津，一下子都有了扭轉命運的機會。難怪帕慕克說，寫成《純真博物館》之後，室中早就堆滿各式各樣的舊藥瓶、鈕扣、衣物和廚具。以他這種眼光瀏覽城市的舊店舊物，更不止關乎文學和藝術，而是一個人類學式的城市考察了。
這還不止，因為帕慕克去年又出版了尚未有中譯的《物件的純真》(The Innocence of Objects)。不是小說，也不是論文集，而是關於「純真博物館」的展覽目錄冊，以相片為主，講解整個博物館的策劃和成立過程，包括選址經過，中間因遇到政治檢控而一度以為無法完成的擔憂，帕慕克與工作人員如何搜尋和擺放舊物，解決各種困難等。
書中不乏有趣的片段，例如寫到一群常在樓房附近踢球的小孩遇見帕慕克時，總會問他博物館究竟何時開幕，因為他們又把足球踢進後園了。帕慕克說，到前後用了十三年完成的博物館開幕時，一共拾到十八個足球，都已漏氣，還保留了其中之一作為館中展品。《純真博物館》寫虛，《物件的純真》紀實，「純真博物館」則是既虛構又真實的合體。帕慕克之野心如此龐大，情感如此充盈，重讀小說，能不稍稍因之改觀？帕慕克建立的雖是「純真博物館」，率真地藉此與已逝者共存，但整個創作計劃卻是複雜、自覺而感傷的，所謂The Naïve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ist，講的不正正是他自己？
話說回來，《純真博物館》第八十一章很好看，寫到主角慢慢有一嗜好，每到不同國家遊覽時，總會花大量時間參觀一些不知名的小型博物館，都影響了他對博物館的想法，然後便列出這些博物館的名字和其中的發現。若然主角有幸參觀河北的「冀寶齋博物館」，說不定會決定為他寫一部小說。到時候，那組十二生肖瓷器，可能就給放在酒池肉林旁邊，以作紂王玩樂時的小小點綴了。
《明報》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錄：〈伊斯坦堡〉http://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3/08/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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