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 (Krzysztof Kieslowski)的電影有種迷人力量，舉頭三尺，命運總如幽靈般盤旋。正是認清了命運的大能，他對人的脆弱和悵惘、秘密和夢想才份外敏感，鏡頭下的世界瑰麗又溫暖。早前重看了他的電影，之後碰到些別的評論，覺得可順着思路，將他們放在一起，希望是前呼後應而非東拉西扯，中途連繫到《義不容情》和六四，最後又回到命運的問題。
且從上月讀到安娜的一篇影評說起。文章題為〈反字頭〉，點出了韋家輝創作的優劣，並反對論者拿他的《一個字頭的誕生》跟奇斯洛夫斯基的《盲打誤撞》(Blind Chance)比較。他說《一個字頭的誕生》着眼於性格如何影響命運，兩種性格，兩種際遇。但在《盲打誤撞》中，主角的性格卻是定數，於是他能否趕上火車而引發的陰差陽錯，才見偶然的力量。兩部電影的形式或接近，但奇斯洛夫斯基之運用才能提昇內容。文章寫來清晰又有信心。
論境界，韋家輝跟奇斯洛夫斯基自然無法相比，但他對命運的重視卻時而相類。我認為，更應拿來跟《一個字頭的誕生》參照的奇斯洛夫斯基電影，可能是《兩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興趣和能力使然，我很少看齊澤克(Slavoj Zizek)的文章，但重看《兩生花》後，讀到他的影評“The Forced Choice of Freedom”，覺得論點新奇有趣。他沒把戲中兩位女子當成另一個自己，而是理解成主角的兩次人生。第一次，她不理心臟病， 委身唱歌之志業，死在舞臺。第二次，她借鑒了上次的早逝，甫出場即跟音樂老師訣別，甘願背棄天賦，退到小學教音樂。雖遭老師譴責，她還是默默搖頭。這令我想起她離開老師家的一幕：把門慢慢關上，身軀隱入黑暗。如此一來，她便同時在打開生命之門，迎接光明了。這取捨，為二人塑造了不同的性格，齊澤克借用了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區分：第一次直接和熱情，是天真(naïve)；第二次滿是憂傷與自省，故感傷(sentimental)。
文章最妙的，是將故事扣連到奇斯洛夫斯基身上。不也是心臟病和早逝？完成了《紅》後宣佈停拍電影，便在高峰逝世，不也是委身志業，去得合時？回過頭來，在《一個字頭的誕生》裏，主角也有兩段人生。第一段渾渾噩噩，結果在槍戰中慘死。第二段可能從上次學習吧，故一開始已充滿義氣，終而闖出名堂，卻在槍戰中成了殘廢，呆呆滯滯。沒料到所失的，竟已是所有。韋家輝對這所謂成功，似不無嘲諷。
至於奇斯洛夫斯基的《盲打誤撞》，則是着眼於最微小最無聊的偶然，如一枚硬幣在月台上滾動的軌跡，如何一步步影響各種因果關係，主宰着最宏大最重要的人生方向：或成共產黨員，或成反共的天主教徒，或成不理政治的醫生。第三段人生似最安穩，不料乘坐的飛機卻碰巧在空中爆炸。但在宿命論的世界觀，又有所謂偶然嗎？那不過是受制於一時一地，未看清背後更遼闊的景象。
《盲打誤撞》這種宿命論，跟「命裏有時終須有」的層次不同。他着眼的不是妻財子祿等定數，而是試圖展示如政治、宗教、家庭這些最關乎人生意義、最要自己決定的範疇，可能都不在自己把握之中。在身旁流過的人縱使每次相同，但因機遇改變，跟何人何事建立關係，連帶亦受影響。《盲打誤撞》對自以為可主宰一切的人，可算醍醐灌頂。
反過來說，更應拿來跟《盲打誤撞》參照的韋家輝作品，可能是《義不容情》的頭四集。早前一口氣看完五十集，覺得第一集很能為故事定下基調。一開始，漸老的丁有健(黄日華飾)就在大宅把玩着手中的一枚硬幣：不在月台滾動，卻跌進了回憶。小時候一連串的偶然，使媽媽(藍潔瑛)一次一次魂斷絞刑臺，完成悲劇的宿命，還影響着他與弟弟丁有康(溫兆倫)的一生。
碰巧過年，但家貧沒錢派利事，媽媽和丁有健只好躲在房中，不敢應門，致使後來她被冤枉殺人，也少了不在場證據。她迫不得已去打荷包，贓物碰巧又屬於一個剛被謀殺的金山阿伯。她的丈夫(也是黄日華)去了賭錢，碰巧連輸多局才反勝，未及時歸家。在種種偶然的堆叠之下，最終錢是賭贏了，但輸了甚麼？是人命。日後丁有健也是不斷賭贏，愈來愈成功了，輸的，同樣是人命。
《義不容情》餘下的四十六集，則偏重性格決定命運，形態頗近《兩生花》，只是絕無奇斯洛夫斯基的優美：丁有健重情但遲疑，丁有康聰明而果斷，一正一反，相互交纏，慢慢變成了一朵惡之花。曾見馮睎乾的一段簡評，精彩道出二人實為一體兩面之鏡象：「兩兄弟一有心一無意，但講客觀結果，其實完全一樣(這某程度上是《莊子》母題)。而被大好人黃日華間接兼無意害死的人，由胡楓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死，隨時比連環殺手溫兆倫還要多。」他也點出丁有健一直不明他行為引發的蝴蝶效應，才生出許多災難。想起來，主題曲《一生何求》不也一集復一集在昭示他的命運？可惜，迷惘裏永遠看不透，聽不到。
《義不容情》在八九年播映，查資料，時間是在四月三日到六月九日，周一至五晚上七時三十五分。重看《義不容情》戲裏戲外的時代背景，覺得饒富深意。第五集後的背景轉成八十年代，不少香港大事，如八二年的中英談判、八三年的聯繫匯率、至後來大陸資金南下等，都穿插在故事中，影響劇中人。《義不容情》播放那三個月之間，正是中國和香港天翻地覆之際。那年我七歲，大概晚上也跟着家人一起看，但印象還是後來看重播時才留下來。倒記得那時的廣告時段，偶爾有關於天安門的特別新聞報道，家人會因而凝重起來。過了許多年才知道，當時的波蘭也經歷着翻天覆地的變化。
八九年，波蘭人的電視劇集，則是奇斯洛夫斯基的《十誡》(Decalogue)，用當代景況重新演繹《聖經》的十誡，共分十集。〈第一誡〉即跟命運與偶然適適相關。好端端一個墨水瓶，何以突然破裂，使湛藍的墨水流滿一桌？人算不如天算， 故事就用這比喻透現玄機，可惜劇中那父親知道得太遲，聰慧的兒子就在冷冰冰的湖裏溺斃。重讀百老匯電影中心出版的《奇斯洛夫斯基》，見舒琪的一篇〈遇上奇斯洛夫斯基〉，寫的就是〈第一誡〉，動人卻不全因片中故事。
那年五月，他在康城影展看到《十誡》，才知道奇斯洛夫斯基。他說，在戲院看完《第一誡》，呆住了，沒等《第二誡》開始便離開，在沙灘不住地走，想哭卻又哭不出來。然後，文章就從那間接給父親害死的小孩，牽引到戲外的風雲變色：「我其實是應該為他而哭的，但卻偏偏沒哭。我心裏只是有着一份很沉重的哀愁，直在擠壓着，教我無法不趕忙走出戶外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新鮮的空氣。我知道我想起的其實是在遠方的另一群孩子，和他們底橫蠻的父親。我彷彿嗅到了死亡的氣息，所以不敢哭出來。」那是八九年五月，記憶中家姐專為學運新聞和吾爾開希開了剪貼簿、連小學生都知道李鵬、二十五年前的那五月。
到了六月三日，周六，北京軍隊在深夜殺人。這晚跟接着的周日晚上，電視都無《義不容情》，此後數天便是最後五集大結局。那時的觀眾，究竟懷着怎樣的心情追看？義不容情，故丁有健終於在最後幾集硬起心腸，誘使丁有康到馬來西亞，迫令他承受推趙加敏(邵美琪)落火車，和殺害雲姨(蘇杏璇)等懲罰，重回死囚室，步上宿命一般的絞刑臺。但這義畢竟來得太遲，丁有健只好獨自承受惡果。
另一邊廂，八九年六月四日，則是波蘭議會選舉投票日。「團結工聯」(Solidarity)大勝，促使極權倒臺。去年看八十八歲的波蘭導演華以達(Andrzej Wajda)的近作“Walesa, Man of Hope”，焦點便是當時的工會領袖華里沙，在這整場反抗運動中之遭遇。戲中所見，華里沙也沒法預見最終的成敗，中途甚至被民眾唾棄，但義之所在，努力就是。
回到命運的問題。曾讀儒家「義命分立」一說，覺得頗有見地：「命」的力量宏大，人不但難以預料，也無從努力，人在其中總難安頓。區分義命，是為看清「義」的地位：再微小，也必然在我，命不但無從干涉，也正是展現義的背景和場域，愈艱難愈見其光輝。命運在半空盤旋，人唯有踏實做好應做的事：譴責極權，紀念死者，承傳歷史。
《明報》 二0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且從上月讀到安娜的一篇影評說起。文章題為〈反字頭〉，點出了韋家輝創作的優劣，並反對論者拿他的《一個字頭的誕生》跟奇斯洛夫斯基的《盲打誤撞》(Blind Chance)比較。他說《一個字頭的誕生》着眼於性格如何影響命運，兩種性格，兩種際遇。但在《盲打誤撞》中，主角的性格卻是定數，於是他能否趕上火車而引發的陰差陽錯，才見偶然的力量。兩部電影的形式或接近，但奇斯洛夫斯基之運用才能提昇內容。文章寫來清晰又有信心。
論境界，韋家輝跟奇斯洛夫斯基自然無法相比，但他對命運的重視卻時而相類。我認為，更應拿來跟《一個字頭的誕生》參照的奇斯洛夫斯基電影，可能是《兩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興趣和能力使然，我很少看齊澤克(Slavoj Zizek)的文章，但重看《兩生花》後，讀到他的影評“The Forced Choice of Freedom”，覺得論點新奇有趣。他沒把戲中兩位女子當成另一個自己，而是理解成主角的兩次人生。第一次，她不理心臟病， 委身唱歌之志業，死在舞臺。第二次，她借鑒了上次的早逝，甫出場即跟音樂老師訣別，甘願背棄天賦，退到小學教音樂。雖遭老師譴責，她還是默默搖頭。這令我想起她離開老師家的一幕：把門慢慢關上，身軀隱入黑暗。如此一來，她便同時在打開生命之門，迎接光明了。這取捨，為二人塑造了不同的性格，齊澤克借用了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區分：第一次直接和熱情，是天真(naïve)；第二次滿是憂傷與自省，故感傷(sentimental)。
文章最妙的，是將故事扣連到奇斯洛夫斯基身上。不也是心臟病和早逝？完成了《紅》後宣佈停拍電影，便在高峰逝世，不也是委身志業，去得合時？回過頭來，在《一個字頭的誕生》裏，主角也有兩段人生。第一段渾渾噩噩，結果在槍戰中慘死。第二段可能從上次學習吧，故一開始已充滿義氣，終而闖出名堂，卻在槍戰中成了殘廢，呆呆滯滯。沒料到所失的，竟已是所有。韋家輝對這所謂成功，似不無嘲諷。
至於奇斯洛夫斯基的《盲打誤撞》，則是着眼於最微小最無聊的偶然，如一枚硬幣在月台上滾動的軌跡，如何一步步影響各種因果關係，主宰着最宏大最重要的人生方向：或成共產黨員，或成反共的天主教徒，或成不理政治的醫生。第三段人生似最安穩，不料乘坐的飛機卻碰巧在空中爆炸。但在宿命論的世界觀，又有所謂偶然嗎？那不過是受制於一時一地，未看清背後更遼闊的景象。
《盲打誤撞》這種宿命論，跟「命裏有時終須有」的層次不同。他着眼的不是妻財子祿等定數，而是試圖展示如政治、宗教、家庭這些最關乎人生意義、最要自己決定的範疇，可能都不在自己把握之中。在身旁流過的人縱使每次相同，但因機遇改變，跟何人何事建立關係，連帶亦受影響。《盲打誤撞》對自以為可主宰一切的人，可算醍醐灌頂。
反過來說，更應拿來跟《盲打誤撞》參照的韋家輝作品，可能是《義不容情》的頭四集。早前一口氣看完五十集，覺得第一集很能為故事定下基調。一開始，漸老的丁有健(黄日華飾)就在大宅把玩着手中的一枚硬幣：不在月台滾動，卻跌進了回憶。小時候一連串的偶然，使媽媽(藍潔瑛)一次一次魂斷絞刑臺，完成悲劇的宿命，還影響着他與弟弟丁有康(溫兆倫)的一生。
碰巧過年，但家貧沒錢派利事，媽媽和丁有健只好躲在房中，不敢應門，致使後來她被冤枉殺人，也少了不在場證據。她迫不得已去打荷包，贓物碰巧又屬於一個剛被謀殺的金山阿伯。她的丈夫(也是黄日華)去了賭錢，碰巧連輸多局才反勝，未及時歸家。在種種偶然的堆叠之下，最終錢是賭贏了，但輸了甚麼？是人命。日後丁有健也是不斷賭贏，愈來愈成功了，輸的，同樣是人命。
《義不容情》餘下的四十六集，則偏重性格決定命運，形態頗近《兩生花》，只是絕無奇斯洛夫斯基的優美：丁有健重情但遲疑，丁有康聰明而果斷，一正一反，相互交纏，慢慢變成了一朵惡之花。曾見馮睎乾的一段簡評，精彩道出二人實為一體兩面之鏡象：「兩兄弟一有心一無意，但講客觀結果，其實完全一樣(這某程度上是《莊子》母題)。而被大好人黃日華間接兼無意害死的人，由胡楓開始，一個接一個地死，隨時比連環殺手溫兆倫還要多。」他也點出丁有健一直不明他行為引發的蝴蝶效應，才生出許多災難。想起來，主題曲《一生何求》不也一集復一集在昭示他的命運？可惜，迷惘裏永遠看不透，聽不到。
《義不容情》在八九年播映，查資料，時間是在四月三日到六月九日，周一至五晚上七時三十五分。重看《義不容情》戲裏戲外的時代背景，覺得饒富深意。第五集後的背景轉成八十年代，不少香港大事，如八二年的中英談判、八三年的聯繫匯率、至後來大陸資金南下等，都穿插在故事中，影響劇中人。《義不容情》播放那三個月之間，正是中國和香港天翻地覆之際。那年我七歲，大概晚上也跟着家人一起看，但印象還是後來看重播時才留下來。倒記得那時的廣告時段，偶爾有關於天安門的特別新聞報道，家人會因而凝重起來。過了許多年才知道，當時的波蘭也經歷着翻天覆地的變化。
八九年，波蘭人的電視劇集，則是奇斯洛夫斯基的《十誡》(Decalogue)，用當代景況重新演繹《聖經》的十誡，共分十集。〈第一誡〉即跟命運與偶然適適相關。好端端一個墨水瓶，何以突然破裂，使湛藍的墨水流滿一桌？人算不如天算， 故事就用這比喻透現玄機，可惜劇中那父親知道得太遲，聰慧的兒子就在冷冰冰的湖裏溺斃。重讀百老匯電影中心出版的《奇斯洛夫斯基》，見舒琪的一篇〈遇上奇斯洛夫斯基〉，寫的就是〈第一誡〉，動人卻不全因片中故事。
那年五月，他在康城影展看到《十誡》，才知道奇斯洛夫斯基。他說，在戲院看完《第一誡》，呆住了，沒等《第二誡》開始便離開，在沙灘不住地走，想哭卻又哭不出來。然後，文章就從那間接給父親害死的小孩，牽引到戲外的風雲變色：「我其實是應該為他而哭的，但卻偏偏沒哭。我心裏只是有着一份很沉重的哀愁，直在擠壓着，教我無法不趕忙走出戶外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新鮮的空氣。我知道我想起的其實是在遠方的另一群孩子，和他們底橫蠻的父親。我彷彿嗅到了死亡的氣息，所以不敢哭出來。」那是八九年五月，記憶中家姐專為學運新聞和吾爾開希開了剪貼簿、連小學生都知道李鵬、二十五年前的那五月。
到了六月三日，周六，北京軍隊在深夜殺人。這晚跟接着的周日晚上，電視都無《義不容情》，此後數天便是最後五集大結局。那時的觀眾，究竟懷着怎樣的心情追看？義不容情，故丁有健終於在最後幾集硬起心腸，誘使丁有康到馬來西亞，迫令他承受推趙加敏(邵美琪)落火車，和殺害雲姨(蘇杏璇)等懲罰，重回死囚室，步上宿命一般的絞刑臺。但這義畢竟來得太遲，丁有健只好獨自承受惡果。
另一邊廂，八九年六月四日，則是波蘭議會選舉投票日。「團結工聯」(Solidarity)大勝，促使極權倒臺。去年看八十八歲的波蘭導演華以達(Andrzej Wajda)的近作“Walesa, Man of Hope”，焦點便是當時的工會領袖華里沙，在這整場反抗運動中之遭遇。戲中所見，華里沙也沒法預見最終的成敗，中途甚至被民眾唾棄，但義之所在，努力就是。
回到命運的問題。曾讀儒家「義命分立」一說，覺得頗有見地：「命」的力量宏大，人不但難以預料，也無從努力，人在其中總難安頓。區分義命，是為看清「義」的地位：再微小，也必然在我，命不但無從干涉，也正是展現義的背景和場域，愈艱難愈見其光輝。命運在半空盤旋，人唯有踏實做好應做的事：譴責極權，紀念死者，承傳歷史。
《明報》 二0一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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