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緣際會，去年因訪問之故，造訪宋以朗先生家跟他聊天，後得知他有意找人將張愛玲《異鄉記》改編成舞台劇，聽時無甚反應，回家路上卻浮想連翩：如能藉此聚合我那許多在不同藝術範疇各具才華的朋友和新舊學生，一起學習，互相成就，大概是件有意思的事。
但我既非張愛玲迷，為何要改編她的作品呢？把《異鄉記》重讀了一遍又一遍，我發覺，觸發她寫此書的雖是愛情尋覓，但當中呈現的，卻是更普遍的處境：誰都生活艱難，但有些艱難較易被理解，有些則不單難得同情，甚至根本無從表達，尤其如她這種讀過那麼多書又心思細密的人，內在世界豐富深刻，肉身卻日復日在現世打轉，與人面對面，也隔萬重山。獨特眼光總是雙刃劍，雖能見人所不能見，卻往往注定成為社會的異類，格格不入。在這世界，有時庸碌過活容易，真有盼望和追求，反注定孤寂。但再想深一層：人生又是不斷追尋，抑或一開始已是倒頭栽? 為此，我跟各同伴也走進異鄉，做起戲劇來。以下先說《異鄉記》，再略談改編經歷。
張愛玲在〈紅樓夢未完〉提及的人生三恨中，「鰣魚多刺」和「海棠無香」都非她原創，她對「紅樓夢未完」一說更不無疑惑。張愛玲自己又有未完之稿嗎？《異鄉記》這部自傳體小說在她生前從未發表，原文寫在一本筆記簿，一直放在好友宋淇與鄺文美家中的一個膠袋內，到第八十頁的一句對白中間戛然而止，不知是沒寫完，還是接續的故事寫在別處下落未明。現存這三萬餘字，是張愛玲一九四六年到溫州找胡蘭成的見聞，原稿至二零零三年給宋以朗發現了，二零一零年出版，收錄在皇冠新版《對照記》。
書雖從未出版，張愛玲在五十年代初卻跟鄺文美說：「除了少數作品，我自己覺得非寫不可（如旅行時寫的《異鄉記》），其餘都是沒法才寫的。而我真正要寫的，總是大多數人不要看的。〈異鄉記〉﹣﹣大驚小怪，冷門，只有你完全懂。」為何這樣重要呢？是因為寫自己最刻骨銘心的經歷，因為真實？
八年抗戰結束，漢奸胡蘭成須遁隱鄉郊，當年廿六歲的張愛玲隱藏身份到鄉下找他，途上委曲可想而知。張愛玲雖曾離鄉到香港升讀大學，但在《異鄉記》可見，溫州之行對主角沈太太而言，跟先前的旅途極不相類。開頭寫火車站就隱隱有種悲壯：「我從來沒大旅行過，在我，火車站始終是個非常離奇的所在，縱然沒有安娜凱列妮娜臥軌自殺，總之是有許多生離死別，最嚴重的事情在這裡發生。」此行既不能事事講究，也肯定更不由自主。主角形容的鄉民雖有質樸的一面，亦不無愚昧貪婪，她猶如林黛玉初入大觀園，不得不小心翼翼，心情或更似賈寶玉入太虛幻境，只覺荒唐如夢﹣﹣宋以朗在書中前言作注謂，原稿經過塗改，隱約可見最初的題目是「異鄉如夢」。
讀《異鄉記》時的確偶爾聯想到《紅樓夢》。例如第四節寫沈太太待在鄉間，見人磨米粉舂年糕就說：「兩手搏弄著一個西瓜大的熾熱的大白球，因為怕燙，他哈著腰，把它滾來滾去滾得極快，臉上現出奇異的微笑，使人覺得他做的是一種艱苦卓絕的石工﹣﹣女媧煉石，或是原始民族的彫刻。」為什麼偏要是女媧煉石？ 先前已寫到她遲遲未能啟程到下一站，在鄉郊等待百無聊賴，全無遊興，卻被拉去遊湖。此節提到的節慶準備更原始，沈太太只有更多搪塞，完全是個多餘的人，正如她在散文〈華麗緣〉結尾說，在鄉下看戲的人全像一點一點構成了圖畫，只有自己沒地位。
這境況，不正如《紅樓夢》裡女媧多造的那塊石頭，或四不著邊一無用處的賈寶玉？《異鄉記》此節又以磨米粉結束：「已經倒又磨起米粉來了，『咕呀，咕呀，』緩慢重拙的，地球的軸心轉動的聲音......歲月的推移......」由當下扯到大荒，這種在時空裡跳躍的能力，也是主角自我解脫的方法吧。不過，到了第十一節，沈太太仍滯在途上，汽車還要壞了：「下起雨來了，毛毛雨，有一下沒一下地舐著這世界。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好像是《紅樓夢》那樣一部大書就要完了的時候，重到『太虛幻境』。」
現存的《異鄉記》在此處也快完了，到第十三節就中止，不知道沈太太的歸根結局如何。張愛玲後來寫《秧歌》和《小團圓》都參照過《異鄉記》。《小團圓》對時空特別敏感，寫盛九莉初識邵之雍一節，其實早預示了這趟溫州之行。當邵之雍說過幾年會去找盛九莉時，小說謂：「她不便說等戰後，他逃亡到邊遠的小城的時候，她會千山萬水的找了去，在黄昏的燈影裏重逢。」當然，我們知道現實中，這重逢並不見得美好。從這角度看，《異鄉記》突然中斷或可視作完美結局，總在途上，永在夢中﹣﹣畢竟，現實可能才是另一場更大的噩夢。張愛玲十八歲時在〈天才夢〉說：「總而言之，在現實的社會裡，我等於一個廢物。」世界原是異域，筆記這三萬餘字，根本是異鄉記裏的異鄉記。有些人覺得張愛玲文章刻薄，對人少憐憫；可能是的，但我覺得她至少以同樣態度對待自己，因為看見實相，最後往往仍是自傷。
改編劇名為《他鄉》，蒙宋以朗先生授予版權，將是張愛玲《異鄉記》首次劇場改編。說起來，我第一篇在報章刊登的文章其實就是劇評，那段日子鍾情讀劇本，常看演出，輾轉之間，今日竟輪到自己做一台戲給人觀看，可見世事果真難料。評論跟創作自然大異，暫時的最大學習，是如何不被張愛玲充滿魅力的文字牽著走，減少自己安逸的餘地，放膽闖進陌生的異鄉，不斷放棄文字而靠近劇場，希望營造一個荒謬世界，以及主角的有口難言，內外交戰。她要尋覓的愛情或許沒著落，在途上卻對命運、對艱難、 對安穩生活有所感悟，同時發現了打動她使她溫暖的事物，不至迷失於廣漠之中。演出立意要大驚小怪和冷門，做得到，才算無愧於張愛玲。
《明報》 二0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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