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愛玲說》

劉紹銘先生說，他跟張愛玲除多次通信外，也有一面之緣。那時張愛玲正在美國，照顧癱瘓在床的丈夫賴雅，囑劉紹銘等幾個後輩代她謀差事。我跟劉先生亦有一面之緣，當時還得贈他寫張愛玲的著作。

兩周前得中大出版社贈劉紹銘新著《愛玲說》，新聞稿說此書「全面解讀中年張愛玲」，是我有興趣的題目。看了幾篇，似曾相識，找出他八年前送我那本《張愛玲的文字世界》一對，過半文章原來重複。《愛玲說》我不算鍾愛，但覺得今年八十一歲的劉紹銘，在書中呈現對前輩的愛護之心，以及不知老之將至的頑童氣色，都很可貴。恭維不是恭敬，報答前輩的最好方法就是認真讀其書。以下先指瑕，後引申到另外兩位論者對張愛玲的評價，回頭看《愛玲說》的意義。

《愛玲說》分甲乙兩輯，重心當然是寫張愛玲的甲輯，但這也正是小疵所在，不知應說編輯不周，抑或是題目相近的文章結集時易生的問題﹣﹣我讀書時，拿筆在邊旁寫了幾遍的正是：「重複」。文章單篇出現在報章時，部份內容就算跟前作相近，讀者也不一定記得；編為一冊而不刪削，便失累贅。

重複的不是一兩觀點，而是一段段類近的文字。例如，寫張愛玲晚年，多會提及她如何深居簡出，外人又如何窺探她的私生活，鬥智鬥力。經典例子，自然是戴文采受託訪問張愛玲，不得其門，結果租住她公寓隔壁房間，待她倒垃圾後撿拾端詳。這例子先後出現在〈課室內的張愛玲〉、〈愛玲小館〉及〈傳奇的誘惑〉三篇，頭兩篇還同樣引述了張小虹「嗜糞」及「戀屍」等形容。唯第一篇的好處是多出一句，因其徹底無聊而有幽默效果：「經戴文采的報導，現在我們知道奶奶愛用甚麼牌子的肥皂：Ivory和Coast。」

另一重複的地方，是究竟能否拿張愛玲在散文的話當真。問題有意思，因這既牽涉文類的預設，也關乎她如何在寫作中營造自我。《愛玲說》中〈張愛玲的散文〉、〈張愛玲的知音〉和〈另類張愛玲〉三篇，都先後提到這關乎真假的問題，回應頗類近，就是引錄張愛玲散文〈童言無忌〉的同一段話，引申想法卻並不多，故顯得拖沓而少進深，雖然我也同意她那段文字精巧的話實在合用﹣﹣十二歲時，張愛玲一個同學在宿舍跟她說：「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樣。」張愛玲這樣寫：「因為有月亮，因為我生來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我鄭重地低低說道：『我是......除了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了。』她當時很感動，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愛玲說》一處資料有誤。開篇〈張愛玲現象〉寫夏志清與劉紹銘，在美國對落難的張愛玲先後施以援手，古道熱腸。如夏志清在六十年代末，便穿針引線，使她得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任研究員，負責解釋中共政治術語的專有名詞，上司是老前輩陳世驤。她不單跟人關係不好，劉紹銘說：「偏偏那兩年情形特殊，就是沒有新名詞。」時也命也。結果？當然是丟失工作繼續落難：「她在『中心』工作才兩年，就給陳教授解聘。」但之後的〈張愛玲的知音〉提及同一經歷卻說：「據說陳教授對她的表現很不滿意，但因愛才，也沒有難為她。一九七一年五月陳世驤因心臟病逝世。事隔一月，張愛玲便被解聘了。」哪個版本才對呢？劉紹銘在舊作《張愛玲的文字世界》其實早就解答了，因高全之讀〈張愛玲的知音〉後，曾致函謂，「陳教授解聘張愛玲在前，過世在後。」〈張愛玲現象〉是劉紹銘近作，寫時資料已更正。〈張愛玲的知音〉是舊文重刊，不小心沒訂正過來。

至於劉紹銘對張愛玲著作的評價，如謂以小說藝術言，「〈封鎖〉，〈金鎖記〉和〈傾城之戀〉已達至境」，以及認為她一九四五年後的作品水準都不如前作，我都不贊成。劉紹銘重視她早期小說那些「兀自燃燒的句子」，在其他文章亦重申她那些險句的精巧，但我正覺得以此衡量張愛玲，容易見樹不見林。

在我看過的香港評論者中，對張愛玲作品的評價，我較同意馮睎乾及博客「書之驛站」的作者馬吉。我至今仍認為馮睎乾的〈初評《小團圓》〉是香港不可多得的文章，一天未有這水平的評論，《小團圓》的意義也注定是殘缺的。文章從他看英瑪褒曼《秋日奏鳴曲》的經歷開始，以張愛玲對李商隱和褒曼（Ingmar Bergman）的評語作結，把她和《小團圓》安放在最恰切的網絡下，顯見其人其書的意義。馬吉較重視的可能是版本和資料輯錄，但零星的文學評論，眼光往往精準，如他的〈再說《小團圓》〉，便謂張愛玲在書中寫出了人心與整個社會和時代的衰敗，她對此雖然唏噓，卻畢竟懷緬。

馮睎乾和馬吉對張愛玲小說的評價相近，都認為張愛玲離上海後的小說，較〈傾城之戀〉等少作為佳，文句也由鋒芒畢露而轉趨平淡自然。馬吉認為她最好的是《秧歌》，然後是《小團圓》。最近發現馮睎乾則以《小團圓》居首，《秧歌》第二，跟我相同。

我認為就寫作自覺，以及借小說獨有形式在時空中跳躍這兩點而言，《小團圓》是唯一貼近西方一流小說的中國現代作品。以電影為喻，張愛玲是把儲了大半生、長度是五十五年每年三百六十五日每日廿四小時的毛片，剪輯成三百餘頁的一部書， 為許多前因後果重新牽線，在那時空駁雜的虛構世界，探索自己究竟是個甚麼人，人生又在說一個怎樣的故事。繼續以電影為喻，可類比的或非《秋日奏鳴曲》，而是塔可夫斯基同樣關乎母親的《鏡子》，由最個人的回憶側寫時代的質感。回頭一看，又是多少內疚，多少惘然！要「全面解讀中年張愛玲」，《小團圓》自不能輕輕放過。

《愛玲說》有幾篇討論張愛玲著作的翻譯問題，文章用心，可說是傳統寫法。這倒使我想起馮睎乾更使人驚喜的〈評〈色，戒〉法譯本〉，收於去年《現代中文學刊》第四期。 我不懂法文，卻讀得津津有味。文章指出法譯本的二十處誤譯和漏譯，比較〈色，戒〉法、英、德、意譯本，點出看似平白的「易太太是在自己家裏，沒穿她那件一口鐘，也仍舊『坐如鐘』，發福了」幾句，此鐘與彼鐘這些俏皮話為何難以翻譯。更有趣的例子，則是〈色，戒〉提及一句諺語時謂，「據說是民國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名學者說的」，譯做法文，意思成了「據說是民國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著名邏輯學者說的」。邏輯學者？知道「名學」為何物的人，讀後自然會心一笑。馮睎乾說：「諷刺的是，很多中國人也未必知道『名學』的含義，只要佩許納女士的中文水平稍低一點，就完全可以避免這個小錯誤了──譯者所以犯錯，居然因為語文知識太豐富，實屬不幸。但另一方面，她既將『名學者』譯為 “logicien”，那麽之前的 “célèbre”(著名)又從何而來呢？原文明明又不是『名名學者』。」這些切入點和發現，較討論譯筆是否地道，無疑更富趣味。

劉先生跟張愛玲有私交，有只有他才能寫出的片段，文章親切、率真，提到不少張愛玲軼聞，易使人對她感興趣，更明白她的際遇跟著作的關係。如〈愛玲「原罪」說〉等篇，更就「文化漢奸」張愛玲的一些文章補回重要的歷史脈絡。他在文末的一段話，淡然也公道，只可惜最後一字誤植為「賑」：「她人不可愛，但作品確有魅力。不是盛名之累，不會有人一天到晚給她翻舊賬。」

《明報》 二0一五年七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