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November 15, 2015

重讀《文學的視野》



有次到台北故宮博物館,走了不久,在人海中忽有感悟:香港有虛白齋真好,最少那裡比較靜。感謝劉作籌先生,使香港有這珍貴地方,觀者雖不多,很多時甚至冷清,但好處是誰都不趕來看寶物,雖然面前明明就是沈周唐伯虎文徵明。

虛白齋兩年前曾展出幾種石濤畫作,有幸得見〈翠蛟峰觀泉圖〉,及張大千在旁邊一大段精神的題識。《宋元吟韵冊》印象也深,因其中一冊頁,用元人黄庚林詩入畫,二人泛舟湖上,隸書題詩:「秋水春雲萬里空,酒壺書巻一孤篷。多情最是閒鷗鷺,留得詩人作釣翁。」詩名〈水雲居〉,沒讀過,瞬間只想起佘汝豐老師〈雨後村行即事〉末二句「多情最是溪邊草,不放山翁踏石回」,便一併抄在筆記。

最近因找資料重讀胡菊人先生的《文學的視野》,明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封面雅淡,出王司馬手,湛藍底色上有三棵樹;立論公道,文字耐看,結果還是整本重讀。讀篇首〈論新詩的幾個問題〉發現,胡菊人幾十年前也看過石濤這《宋元吟韵冊》,自謂崇愛石濤,卻覺得此冊「畫不及詩」,因畫並無詩中動態,進而討論詩藝的種種。當然,他見此冊頁之處,不可能是藝術館的虛白齋,七十年代不單尚未建成,劉作籌甚或未有捐贈藏品之意,故文首是說「曾讀劉作籌先生藏《宋元行吟圖》」。不知今年八十開外的胡菊人,會否還記得那趟看畫的故事。

《文學的視野》自序首句云:查良鏞先生要為我出一部書。之後幾行說,文章主要是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這十年間寫成的。這人和時間都重要。查良鏞在一九六六年創辦《明報月刊》,後來自言當時決心是「和文化大革命對著幹」,初期親任總編,兩年後即找來胡菊人接任,凡十三年,至一九八零才由董橋先生繼任。書中所錄文章,就在文革期間寫成。首部份如〈香港青年中文大退化〉及〈洋化中文之害〉等篇,都是對中文現況與前途的關懷:「『這是一個美麗的早晨』,不如說『這是個美麗的早晨』,更不如說『這是美麗的早晨』,復不如說『這美麗的早晨』、『美麗的早晨』」。其實句子也不一定愈短愈好,要視乎目的和風格;但胡菊人此處專就冗句而論,想中文更像中文,才力求洗鍊。這是吹毛求疵嗎?想起不久前讀報,見中大中文系高級講師歐陽偉豪謂「優化」等語沒問題,因為「字屬第一聲,讀起來較改善來得鏗鏘,又有優秀、優異之意,中文系教授也會使用」。我認識的中文系教授倒比較自重。但見此歪理,益覺上一代人那種擇善固執尤其可敬,此中端賴學力和品味,能違背潮流,指出向上一路。

論新詩,胡菊人每舉古典詩話參照,如論紀弦的〈太魯閣〉,詩的首段如此:「進入山中,乃得到一種靜。/不是靜謐,不是寂靜,/或什麼靜悄悄的之類,/而就是一種東台灣的靜。」胡先生謂不耐咀嚼,雖用靜、謐、寂、悄等字,仍不覺其靜,於是借力於宋代《詩人玉屑》「一曰高不可言高」那「十不可」,點出關鍵。但我最喜歡的是此文結語,舉重若輕:「現代詩有成就,而紀弦先生也一定有別的許多好詩。」舊體詩不見得就無懈可擊。胡菊人接下來列舉同出一意的四句詩,都說白髮如霜,喝了酒臉紅,倒像青春幾歲。意象和對比相同,但四句寫來還是有高下之分,他便解釋白居易的「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和蘇東坡的「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所以遠勝鄭谷「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之處。這就是評論的層次。

《文學的視野》的時代色彩,尤見於〈評郭沫若的杜甫觀〉。一九六五後有六年多時間,中國大陸除毛澤東及純技術性的著作外,沒出版過任何新書,到一九七一先有章士釗特批出版的《柳文指要》,繼有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首批書到港後數日即給搶購一空,因那是了解文革後學術文藝方向的指標。郭沫若狠批自己一度推崇的杜甫,原因據說很無聊:毛澤東不喜杜詩。於是,郭沫若便用盡各種方法,證明杜甫「完全站在統治階級、地主階級這一邊」,連屋頂被大風吹走,也只想到「寒士」那堆讀書人,眼裡根本沒有人民。

胡菊人這樣說:「筆者既非共產黨,亦非革命家,並無清查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人的家產的興趣,但筆者讀書求知,原是為了求真,有人講了與事實不符的話,便自覺有責任去辯正。」這長文花工夫理清史實和詮釋詩句,還杜甫公道,也替被郭沫若中傷的馮至和蕭滌非辯護。郭沫若譏諷馮、蕭二人未遍讀杜詩,竟不見杜甫如何耽嗜佛道,脫離人民。胡菊人除指出郭說誇大其辭,也點出二人為何欲言又止,文字顯見他深知其時在大陸治學之曲折,有很大同情:「他們所以盡量輕減杜甫的道佛思想者,乃是他們愛杜心切,因為一談及杜甫有佛道思想,按中共馬列唯物觀就通不過了。這是教條主義下學術未能全真的悲哀。」一面是張狂一面是壓抑,無學術自由,休想平平正正做學問。可想像,此文發表後必引起爭議,胡菊人於〈自序〉謂,文化界即有人說他寫不出那樣的文章,一定是徐復觀先生託名發表。他謂確曾把文章給徐復觀和牟潤孫兩先生過目,有趣的是二人的一問一答:「牟先生看了,只有一問題:為什麼引《玉海》?」徐先生答:「為什麼不能引《玉海》?」 乍看叫人摸不著頭腦。牟潤孫是史學名家,覺得宋人王應麟編的這部類書不宜引用,因為是二手材料。問題彷彿瑣碎,卻見其人治學之謹嚴。

但比〈評郭沫若的杜甫觀〉引起更大反應的,則是書中〈魯迅在三零年代的一段生活〉。胡菊人自言欣賞魯迅,卻對中共鼓吹的魯迅膜拜不以為然,乃比對資料,揭露魯迅於一二八事變託庇於日本人的歷史。魯迅平日勤寫日記,此處卻可疑地「失記」幾天,於及後的書信也說了假話,研究者又著意掩飾。為了「全真」,胡菊人試圖還原歷史,指出魯迅的狡黠,但也盡力理解他其時的心境。雖然寫得用心,但文章刊載後,還是得到「別有用心」之批評,〈自序〉便謂此文挨人天天斥罵達兩個月。

跟胡菊人的專著《小說技巧》和《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不同,《文學的視野》是雜論,或予人龐雜零碎之感,易被看輕。 但舉牟潤孫先生為例,《注史齋叢稿》與《海遺雜著》均非專著,「叢稿」與「雜著」只為名副其實,卻原是對思想史的另一重深刻整理。胡菊人以「文學的視野」為書題,氣象宏闊,但這類題目一不小心便落入空談,欲窮千里目只成妄想。他在書中即事窮理,一磚一瓦地建立知識,使人拾級更上層樓,登高望遠。


《明報》二0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