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的拯救

　　一九一六年，自我放逐的愛爾蘭作家喬哀斯(James Joyce)，出版了自傳體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其中一段借funnel和tundish兩個英文字，帶出殖民的思考，主角說的“The language in which we are speaking is his before it is mine”，準確點出學習宗主國語言的經驗。同年，一批愛爾蘭人為抵抗英國，在都柏林等地起義，歷時一週，是為「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同年，愛爾蘭詩人葉慈(W. B. Yeats)寫成 “Easter 1916”一詩紀念此事，語意矛盾的“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三度出現。同年，一個叫做卡斯曼(Roger Casement)的愛爾蘭人，被英國逮捕，以叛國罪名在倫敦問吊——雖然他不是起義的領袖。他甚至反對那場起義。

　秘魯作家略薩(Mario Vargas Llosa)最新的小說〈塞爾特人之夢〉(The Dream of the Celt) ，主角不是愛爾蘭的藝術家或詩人，也不是戰死的士兵，而是最後那位難以歸類的卡斯曼。他的死刑是終點，略薩則同時從起點開始，於是小說便分出兩條時間線，一條寫他在獄中臨死前的時光，一條從他的出身說起。

　卡斯曼是愛爾蘭人，本來出任英國領事，曾走訪剛果和秘魯，觀察殖民者與商人虐待土著的情況，寫成報告，引起國際關注。這些經歷同時提醒他愛爾蘭亦身受殖民之害，英國中斷了愛爾蘭人與傳統文化的連繫。卡斯曼決意從頭學習蓋爾語(Gaelic)，尋回失去的根，幫助愛爾蘭走出獨立之路。

    來到這裡，似乎全是一個民族英雄的故事。但世界總不是為了建造英雄而設的。相反，世事的複雜與偶然，往往使心腸再熱、歷練再多的人，都有太多東西不能把握，一跌就跌進了歷史的深淵，有時還要如卡斯曼一樣，伴隨旁人的唾罵下墜。百年之後，路過的略薩聽見了回音，在懸崖邊探頭觀看，便試圖重構卡斯曼失足前看過想過的事情。死者已矣，寫作總算是遲來的拯救。

　〈塞爾特人之夢〉沒太多驚喜，因為歷史早已把結局說穿。一九一四年歐戰展開，卡斯曼知道借助外力的機會來了。他串連德國，號召代英國出戰又被德國俘虜的愛爾蘭士兵，一起反攻英國，卻遭到冷待。同時，「愛爾蘭共和兄弟會」(IRB)已決定在國土起義。以卵擊石，必然傷亡慘重，卡斯曼想阻止起義，避免無辜獻祭，設法先把德國的武器運回國土，待機會來了，英國分身不暇，才再動身。但兄弟會不單不理他勸告，還怕他回國會破壞起義，刻意不讓他介入。

　　此時，卡斯曼亦被人出賣，給英國逮捕，誤以為他依仗德國回愛爾蘭策動起義。這還不特只。英國政府為了輿論支持，散佈一批不知孰真孰假的卡斯曼日記，裡頭寫滿他的同性戀性交經歷，在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圈子，是很嚴重的罪名。最後，故友一一離他而去，卡斯曼就這樣鬱鬱而終。

　　天意弄人，歷史本來已較小說曲折，然則略薩的小說如何著墨？先看看小說的組織。小說分三部份，第一部「剛果」佔了頭七章，第二部「亞馬遜」佔了五章，最後一部「愛爾蘭」，理應是重心，卻只佔三章。這安排合理嗎？略薩詳遠略近，足見用心。卡斯曼希望解放愛爾蘭，略薩希望解放卡斯曼：除了叛國不叛國，機智不機智，日記孰真孰假，走遍半個世界的卡斯曼，還是個有血有肉的人，有他的種種建樹與掙扎。「剛果」之部建立了他堅實的人道關懷，與寫《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的康拉德(Joseph Conrad)之相交，直面比利時暴君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 of Belgium)，都與他抵抗壓逼的決心有關，同時透現出他解放民族的志向；「亞馬遜」之部尤重視他的性慾，我認為這部份是小說的高峰。

　　略薩想我們認同卡斯曼，又不至過份代入。小說以第三人稱敍事，文句淡白，連比喻都不多見，間歇才以一句斜體字交代強烈的心聲。由此建立的平白背景，正使得句式短促、內容如雷如浪的日記，每次出現都因其爆發力而走到台前。 

     在小說初部，我們已看見卡斯曼對男性身體的注視與興趣。到了「亞馬遜」之部，即更集中描寫他跟人調情與性交的場面，以及他事後在日記的回憶。初看還不為意，以為有些細節沒寫出來，暗場交代。後來卻突然發現，不對，敍事者說的是一套，他在日記寫的卻是另一套！就算勾撘失敗，卡斯曼照樣寫下激烈的性交過程，以日記創作排遣失望，靠想像彌補空虛。略薩固然無法確知此事，但正如他在〈後記〉補充： “My own impression—that of a novelist, obviously – is that Roger Casement wrote the famous diaries but did not live them”。破折號中的 “of a novelist”正是關鍵。略薩借歷史小說賦予他的自由，憑觸覺，寫出一種不是完全憑空的杜撰，凸顯主角慾望的綻放與失落，他心中的悵惘與孤寂。

　　但若然略薩的印象真是對的，歷史就更殘酷了。假使卡斯曼的問吊，真因為日記令他失卻輿論支持，而日記又真有虛構的部份，那麼卡斯曼在日記的創作便是幫兇。果真如此，略薩在小說的創作，就在挽救他身後之名——跟壯烈犧牲的英雄不同，這位英雄身份尷尬，充滿對立，認同他的務實也未必認同他靠攏德國。他見識不凡卻又誤信左右，最後還要遇上歷史的誤會，正如書中寫到英國以日記誣蔑他的計劃： “A campaign to plunge into ignominy the supreme leader he never was or wanted to be! That was history, a branch of fable-writing attempting to be science.” 略薩以小說呈現歷史和卡斯曼的含混，提示我們不要為了簡化帶來的安心，輕下判斷。

　　早前讀余英時先生為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寫的長序，很佩服為他從詩詞與史料揣摩前人心跡的用心，後段借周佛海與羅君強跟汪精衛對照，尤其仔細。雖然余英時強調他無意翻案，但史學家與文學家總在質疑定見。他們似乎知道，因果關係往往是後加的。依著現象尋回原因，說得過去，有人相信，就自然成了一個看法，然後古人就給安置在各種分類底下。但怎樣的果應該扣上怎樣的因，誰說得準？於是，總有人稍稍移頭，靠近歷史人物的第一身視角，看看他們視野的所及與不及，嘗試明白其限制與處境，建立更溫柔、更有說服力的見解。

     余英時說，汪精衛本質上應該是個詩人，卻不幸碰上了權力的世界，悲劇因此注定。其實，卡斯曼也寫詩，略薩的書題〈塞爾特人之夢〉正是他一首詩歌的名字。在網上輸入 “The Dream of the Celt”，找來找去，詩找不到，只找到略薩這小說。所以，我始終不知道原詩的塞爾特人發過怎樣的夢，卡斯曼本質上是不是個詩人。但因為小說，我卻目睹了他的悲劇。

《明報．星期日生活》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