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17, 2013

最緊要好玩


有時見人提及某部電影,臉上那情不自禁的著緊,便要比電影裡的影像更令人深刻。究竟是甚麼打動了他?不久前,偶然跟伊力盧馬的剪接師Mary Stephen吃飯,她說起法國導演華達(Agnes Varda)的《沙灘上的華達》(The Beaches of Agnes),對八十開外的老人還拍到活力四射的電影,臉上即有那種「真是好東西」的讚嘆。記住了戲名,打算找電影來看,便發現今年「香港獨立電影節」的回顧導演,正是華達;選播四齣電影的最後一部,就是《沙灘上的華達》。 

回顧的四部華達電影,看後覺得都充滿力量,以前竟然全部錯過。1961年的《五到七時的琪奧》(Cleo From 5 to 7),單看懷疑自己患癌的女子在琴邊從輕鬆唱到悲愴,站在全黑布景下流起淚來,然後鏡頭一下快速zoom out又回到光潔大廳的一場,便知導演的調度有多厲害。1985年的《無法無家》(Vagabond)講一個流浪女子,除了關於wander與wither之間的界線,悲傷與虛無的抉擇,還別有一種你睇我好我睇你好的味道;有苦自己知,不用羨慕。2008年的《沙灘上的華達》是坦誠的自傳作品,自由穿插,歡鬧而動人。可惜我對她和她丈夫積癸丹美(Jacques Demy)的作品都不熟悉,但可想像,法國電影圈中人看見會多感觸。

四部選播作品中,我最喜歡2000年的紀錄片《拾穗者與我》(The Gleaners and I)。華達拿著「撿拾」這主題,便從米勒(Millet)的名畫《拾穗者》(Les Glaneuses),講到現代的種種拾穗者,有的撿拾在農場任其腐爛的葡萄,有的撿拾因為生得太大而早給傾倒的薯仔,有的在城市的垃圾堆中撿蔬菜、撿家具、撿破爛,華達則提著攝錄機到處走,撿拾可資放入電影的材料。

在《拾穗者與我》,華達一早就把觀眾引進她的主觀視角,收起習以為常的控訴,以她的喜悅和靈敏觀看世界。在這眼光底下的一切事物,莫不是藝術。四處撿拾、往往太早給誤認為命苦的集體,都給還原成各有樂趣和前因的生命;生得太大也太不規則的薯仔,有的原來長成了心型,華達後來還為他們開了個展覧;就連家中天花滲水遺下的水跡,亦令華達想到一幅幅抽象畫,看久了還喜歡上來,便再無意修葺。

於是,看電影時我不禁想起了西西的散文,如《畫/話本》和近一點的《縫熊志》。西西大概比華達內斂百倍,但那創作的狀態,看上去卻很相近:創作首先都是自己喜歡的遊戲,樂在其中,再邀人一起乘坐穿梭機打個空翻,最近要好玩。但認真才好玩,而且總有關懷,不可兒戲。充滿童趣,卻不幼稚。

《拾穗者與我》初段有一處很好看。華達訪問了兩個以撿拾超級市場丟掉的過期食物為生的漢子。他們說,食物其實還未變壞,鏡頭影住他們尋寶一樣,在垃圾筒裡撿魚撿瓜。然後鏡頭一跳,去了某高級餐廳,廚師正在煮些精緻菜式。華達問廚師,這樣會否製造大量廚餘,用剩的東西怎麼辦?廚師答,不會的,剩下的扁豆會用來弄湯,魚骨也可熬成醬汁,都不浪費。但這樣前後兩段剪接起來,未免會讓觀眾懷疑,廚師只是在推搪嗎?但華達這個級數的導演,又不可能這樣利用廚師,靠出賣一個人來表達所謂的信息。葫蘆在賣甚麼藥?原來,這廚師本身也是個撿拾者,撿拾是他祖母傳下來的學問。華達跟著他在田間撿拾他人沒收割的蔬果時,他才說,除了減少浪費,這也培養了自己對食物的判斷,向來樂此不疲。前後兩幕加起來,至此便完整了。

華達跟人的對答,少有刻意為之的機鋒,更多是自然而然的靈動。例如有一幕,她坐在一男子以撿拾回來的家具撘建的小棚子裡,跟他說,這真是個避難所。男子有點愕然:「避開什麼?」華達脫口而出的回答,英文字幕譯做: “A shelter from emptiness”,因為棚子充滿東西。但男子說,他追求的,其實是 “lessen-ness”,妙語連珠。

另有一處,華達在街市發現了一個邊拾邊吃的人,拾起蔬果即放口中。有天他正在吃西芹,華達走近,將會問個什麼問題?她問的是:「你經常吃西芹嗎?」華達這問題看似平常,卻頗令我驚喜,因為這提問似乎不在某個習套之內,或用某種句式或語氣把男子安放在既定的分類底下,直接而平等。男子說,有時吧,然後便把西芹含有的營養逐一列出。我們後來知道,他有個生物學的碩士學位,為了理念撿拾,電影接下來便講他的故事。

我從未看過如《拾穗者與我》這樣自由的紀錄片。那不是單純的衝破束縛,而真是到了「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熟知規矩何在,同時渾忘其中。似乎是順著直覺勾連線索,背後卻有對紀錄片之通盤把握。這嫻熟在《沙灘上的華達》尤其明顯。有時抽離,如在展覧廳中憶及往事時哀傷起來,華達便不是對著鏡頭說話,而是用後一部攝影機,影住自己如何對住鏡頭說話;有時介入,如她在戲中幾段戲謔的演出。如同以無厚入有間,華達便提著攝影機,遊刃在世界的肌理之中。

《拾穗者與我》捕捉到的偶然也好看。例如,華達在一家賣舊物的店舖發現了一幅畫,走近一看,碰巧就是米勒和貝頓(Jules Breton)的兩副《拾穗者》的結合。華達快樂地把他買了回家,臨行前還特別強調,這不是電影技倆,是真的偶爾碰見。過了一會,華達跟著友人撿拾,偶然又從垃圾堆中,發現了一個指針都已丟失的時鐘。華達看了喜歡,帶回家中,影著鐘面,只有刻數,沒有滴答,時間看似停頓。她自己,卻突然在鐘後徐徐滑過,如風乍起,吹皺平靜,像個可以把玩時空的精靈。

世界的確充滿偶然。香港獨立電影節在《沙灘上的華達》後特設座談,我到那晚才知道,Mary Stephen臨時成了講者之一,偶然得有始有終。說起華達人生閱歷之豐富,她提到陳安琪拍攝的《三生三世聶華苓》,另一部我最近看了覺得出色的紀錄片。華達和聶華苓那一輩人,都有不凡見識,紀錄下來,有助我們隱約知道井外有天,這也是看電影的重要之處。


《明報.星期日生活》二0一三年一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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