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攻讀物理的友人L說過這故事，解釋自己如何從頹廢青年變成物理迷：中學有天吃過午飯，沒事幹，回課室閒坐。旁邊的同學飲完汽水，在桌上把玩可樂樽，滾來滾去，一下大力了，他眼看樽凌空飛走，就在這瞬間意識到，只要數據充足、數學夠好，便可完美地預視玻璃樽以什麼角度著地，每塊玻璃用什麼速度往哪方向走多遠。在玻璃爆破聲、驚呼、找掃帚免得老師發現等等之前，他的人生起了重大變化。
這故事接近電影或漫畫橋段，玻璃樽的翻騰如慢鏡，突然有光從天打到頭上而得頓悟，是庸常生活中的神性時刻。但後來不禁想，這種如此完美的故事真可靠嗎？絕非質疑友人誠信，生活中固然有刻骨銘心的片刻，但誰都知道記憶難以捉摸，為了令自己的人生更明白可解，人往往從後向前，在混雜的關係網絡中，挑出畫鬼腳般有跡可尋的因果線索。假如他高考失手，結果沒考上大學讀物理，這玻璃樽種下的因，還會同樣重要、閃閃生光？
再進一步，人能把旁觀的經歷當成自身回憶，用來說自己的過去嗎？這是最近看完關於英瑪褒曼的紀錄片“Bergman：A Year in a Life”想到的問題，八月在瑞典烏普薩拉過百年歷史、格局本身充滿電影感的戲院Fyrisbiografen初見，但無英文字幕，等到上周日才在Cinefan的節目看了。紀錄片題目的「一年」指一九五七，褒曼那年拍成《第七封印》和《野草莓》，另一邊在拍電視劇，還導演四個舞台劇，周旋於四個女人之間。紀錄片問的除了「怎麼可能？」，還在意他如何把自己放進電影去，主角對死亡的恐懼，對只顧工作而忽略家人的懊悔，都是他本人的困惑。
紀錄片中最精彩的一段，卻正是對這個「自己」的質疑：褒曼哥哥Dag晚年在訪問說，不，褒曼一些自傳式電影中，主角成長所受的欺壓，都是假的，因褒曼是家中幼子，既乖巧，也受愛護，自己才是反叛者，常遭父親痛打，褒曼只是旁觀。然後電影剪接到褒曼晚年的《芬尼與阿歷山大》，主角阿歷山大是個小男孩，因哈姆雷特式的不忿，一再觸怒做主教的繼父，先被拍頭，再被打藤，完了還要尋求原諒，不屈服就繼續打。此時，紀錄片導演巧妙地把焦點移到站在後面不作聲的妹妹芬尼，看，那才是真正的褒曼，所謂成長的反抗與屈辱都不屬於他的。我從未如此細看戲中芬尼的臉容，多麼倔強而敏感，每一下打藤聲劃過，臉上都微微顫震，感同身受。
Dag的話有多可信？從褒曼的反應可見端倪。他知道哥哥竟在訪問說了這些，大怒，禁止片段出街，如今二人都已過身，觀眾才在紀錄片首次看見內容。在斯德哥爾摩時參加由電影學者Mikaela Kindblom帶路的褒曼城市遊踪，路經褒曼發跡的小劇場，她也說他從初出道編寫的劇本《折磨》開始，便一路誇大自己小時被折磨的形象，成為自我理解的重要部分。
但再想，褒曼電影裡反父權色彩那麼強烈，真正的屈辱，會否正是沒有哥哥承受過的屈辱，不能理所當然地解釋性格？可能恨不得被打的是自己，才那麼介懷哥哥若無其事就破壞了他小心經營的人生劇本。對部分創作人來說，無創傷的童年都是蒼白的，一帆風順才是魔咒，成功需要故事，有陰影才有可以挖掘下去的根，借也要借回來，一生持續創造的不單是作品，更是自我，真相與謊話的界線模糊起來，在三分欺騙與二分自欺之間，像張愛玲說的：「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0一八年十月十三日
圖：Fyrisbiografen大堂，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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