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讀宋以朗先生的網誌「東南西北」，有一篇文章印象特別深。他用英文寫，題目是“Besieged Fortress”，即錢鍾書先生的《圍城》。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由《圍城》出奇地引申到全球化的問題。第二部說《圍城》受歡迎，不過是因為錢鍾書太出名，但大家又讀不懂他的文言作品，唯有將就。他連帶說，《管錐編》廣博是廣博了，但高見不多，並引同樣堪稱博學的波赫斯來比較：“Borges uses literary devices to challenge our cultural assumptions in unexpected ways and that is not what I get from Qian.”
第三部最有趣。問題很尋常：當世還會有如錢鍾書般的人物，通曉七國語言嗎？答案卻巧妙，因宋以朗是先比對了家中三代人。祖父精通多國語言，專研戲劇，見識非凡，曾出現在毛姆書中。父親只精中英文，卻是集翻譯、評論、電影監製與編劇、紅學研究等專長於一身。到了自己，懂數國語言，並在統計學、翻譯、電腦程式、傳媒研究等領域略有所成。結論是，要如錢鍾書一樣精通外語引經據典其實不難，但世界變了，比從前複雜得多，要真正通博，就不能限於文藝。世間能再有錢鍾書的問題未免多餘：“I believe that they are everywhere, but on very different terms that reflect the multivalent realities of today.”
後來查資料，知道那位祖父便是藏書家宋春舫先生，那父親則是宋淇先生。我最初好像就是這樣知道宋以朗的家世，還怪不得他文字裏會有種舉重若輕的雍容。前年他開始為父親作傳，定期連載，我只讀了部分，因總想待編成一冊才捧着看。書最近出版了，名為《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首章寫祖父宋春舫，次章寫父母宋淇與鄺文美，大大補充了那篇“Besieged Fortress”第三部分的寥寥數語，感覺是，中國真曾有那麼多不簡單的人。
書的餘下四章，分別寫錢鍾書、傅雷、吳興華和張愛玲這幾位傳奇人物。他們跟宋淇都有深交，這也可見宋淇之奇：既以低調著稱，著作早已絕跡書肆，卻深為識者稱許；又能在電影圈打滾多年，先任職電懋，再進邵氏，必深諳行走江湖之道。加起來，便有素處以默大隱於市的氣質，同時還要跟相異如錢鍾書與張愛玲的作家相往來，難怪錢鍾書會稱之為「大通人」。
宋以朗主要從宋淇留下的書信追溯父親與這四位作家的交情，於兒子、偵探、文學評論家、傳記作者這幾重身份之間，來回往復，勤懇搜證，寫來輕逸而時見深情，筆觸總能隨對象遷化：寫錢鍾書時疎放生動，但偶爾似為其炫學與世故所隔；寫傅雷是平實而多生活瑣事，以顯其剛直；寫吳興華時不掩偏愛，極能表現吳興華的才華與真摯，以及時不我與之憾；寫張愛玲最詳盡，尤多抽絲剝繭的澄清與辨析，〈相見歡〉一段更是文學評論的上佳範例。限於篇幅，以下只集中說說錢鍾書與宋淇的交往。
宋以朗家世如此，卻難得絕無望之儼然的凌人氣勢，語氣親切平白，偶然還有閒情隔空跟前輩開玩笑。例如寫到錢鍾書因知多病的宋淇身體轉好，來信恭賀：「雖兄榮獲諾貝爾奬金，任法蘭西學院院士，或加冕為香港獨立國王，不如此可喜可賀也」。宋以朗即謂：「錢鍾書的癡氣，其實也有幾分周星馳式『無厘頭』。」又例如，宋淇曾向錢鍾書請教兩句詩的出處，錢鍾書東徵西引，還是沒答，宋以朗便謂：「我覺得這封信也真有意思，因為一般人要是不懂得一件事，只會簡簡單單說一句『我不知道』就完了，但錢鍾書有問題不懂得答，也會旁徵博引，妙語連珠，好像他不懂的時候比他懂的時候還要博學」。宋以朗說相對起來，吳興華的書信則沒那麼張揚，比較深刻和耐看。
看錢鍾書與宋淇在信中評點學人的段落尤有趣。我們的前輩都是他們眼中的後輩，錢鍾書稱許余英時的學問博而兼雅，「國內亦無倫比」。宋淇把劉殿爵的英譯《論語》寄給錢鍾書，謂「此人為學者中之隱俠，不可輕視。」錢鍾書答曰：「真深思卓識之通人，豈僅迻譯之高手而已！書前介紹未言其生年，想極四十許人；才不可及，年更不可及也！」宋以朗曾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疾病的隱喻》送給多病的父親，誰知宋淇讀後將之轉寄錢鍾書。錢鍾書原來也讀過桑塔格，評語是「矜小聰明，亦不失為可觀也」，讀贈書後則謂「Sontag書極伶俐，然正如其Against Interpretation，偏鋒甚銳，而立說未圓。」最耐人尋味的當然是評張愛玲，宋淇厚愛之，於一信中特別稱許其紅學造詣。聞說錢鍾書對張愛玲無好感，見好友點名讚賞，將如何回覆？宋以朗的勾勒精警：「結果沒有甚麼戲劇性，也是意料之內。錢鍾書的回信，只若無其事地講別的話題」。
書中記錢鍾書的部分，有兩段話尤因其深情而凸出。第一段提到宋淇曾討論學術界接班人的問題，頗為之擔心。那是一九八二年，宋淇在信中說：「中國年輕學者中尚一時無人可以承接志清和英時兩兄之成就」，幾句之後又謂，「我們都已愧對前輩，誰知我們以勤補拙得來的一點粗知淺學，都難以覓到接棒人？」錢先生回信說，生才難，育才更難，因飢寒與富貴同樣是大問題：「無以為生，不得世知，固如嚴霜之殺草；過早享盛名，發大財，亦如烈日之蔫花。」也可見錢先生之愛才，故信末忍不住責難宋淇為人太謙虛。這跟傅雷責難宋淇糟蹋才華，欠缺投身翻譯之恆心，以及吳興華責難宋淇之不夠專精而浪費文學才華，同有一份愛之深責之切的着緊。
第二段是宋以朗寫到錢鍾書信札的歸宿。他覺得最應交回楊絳女士手中，或整理後代為出版。他說：「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歸宿，我喜歡看見他們團圓，所以既是錢先生的信札，我就覺得要回到楊先生的手裏才對，正如我的父母和他們已逝的朋友們，也應該已在彼岸重逢，那裏有一個永恆的派對，他們談笑風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這令我想起馮睎乾在〈錢鍾書與宋淇的交往〉的一段話。
在文中，馮睎乾注釋了錢先生送給宋淇的一首〈贈宋悌芬君索觀《談藝錄》稿〉，以示二人相知之深，宋以朗寫錢鍾書一章的開段，即大幅徵引此文。馮睎乾在原文寫到他往宋以朗家讀前人信札之情況，用張愛玲的名句作結，很妙：「這不比塵世的刻意經營的文學博物館，大作家的手稿擱在這兒不會淪為標本，而是一直悄無聲息地活着，受靈氣滋潤，直到某天被你無意一翻，便漫天滿地的化作蝴蝶，翩然舞入那超時空的蟲洞，然後輕盈抵達那太虛幻境，到時錢鍾書、吳興華、宋淇便一個接一個地登場，所有對話都是格言和引文，最後張愛玲也來了：『噢，你也在這裏嗎？』」是的，沒有早一步，沒有遲一步，他們剛巧都在這場流動的盛宴裏，或擦身而過，或相視而笑。
讀《宋淇傳奇》，我覺得還有一力量貫穿全書，名為命運。一九四九年，宋淇攜親人來港，五六十年代活躍於香港影壇；也是一九四九年，傅雷選擇了相反方向，攜親人從炮台山搬回大陸，陰差陽錯，終在一九六六年與妻子雙雙自殺。吳興華與宋淇在燕大任助教時，學校本打算送二人到國外留學，卻無奈遇上珍珠港事變，吳興華此後留在中國，跟傅雷一樣，終點都是一九六六年，不是自殺，而是給紅衛兵批鬥致死。張愛玲五十年代到了美國，篤信算命結果，覺得一九六三年會轉運，可惜沒有。錢鍾書大概能預示在塔可夫斯基《鄉愁》中那離鄉詩人之惘然，始終不願離開中國用外語寫作，幾十年來卻不知吃了多少苦頭。
命運也使宋以朗與宋淇先後走上相同的路，這大概是書中結語〈宋淇見過徐志摩，我也遇上張愛玲〉的重點。一九二六年夏天，徐志摩到訪宋春舫的藏書樓春潤廬，恰在其中遇見蔡元培。那年宋淇七歲。宋以朗好奇，父親小時也見過這些傳奇人物嗎？他後來從宋淇遺物中發現了三封信，一輪研究，結論是，父親對這些傳奇人物的第一手經歷不多，都要靠勤懇查證才能說有意思的話，跟自己寫《宋淇傳奇》，可謂一模一樣。今之視昔，亦猶昔之視更古遠之昔；代代承傳，便成文化。故宋以朗在文末還比較了祖父、父親和自己的經歷，以窺見社會變化，很像他多年前那篇 “Besieged Fortress ”的第三部分，以小見大，步履輕盈地在新時代漫步，沒掉進抱殘守缺的懷舊漩渦。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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