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分數。未到最後,一直只知分子,不知分母。今年歲數容易知,已過人生幾分幾,卻是最難的數學題。教人安心的是,就算覺得枉過一生,最後也不是零,分子分母終會團圓,化約合一。
世間最大的大話,或最委婉的委婉語,就是「沒時間」,不論那是放狗、讀書、行街、幫人,不過代表地位太低,不夠重要。但什麼最重要?可能又要到真正「沒時間」才知曉。早前跟幾個年青朋友看黑澤明的《生之慾》,應是少數以絕症為題,而我仍一次又一次受感動的電影。先出場的就是主角孤零零的胃,化成醫院裡燈箱前的膠片,末期癌症。然而胃的死,卻是公務員主角渡邊的生,得絕症才能復生,不再待在辦公室扮工作虛渡光陰,真的「走出去了」,逾越限制,終於辦公,成為公僕。
電影恰如其分地長,渡邊不是瞬間便得啟悟,知道消息後,茫然好一會,懸浮世間,三十年首次沒上班,刻意喝貴酒來折磨節儉的自己,花天酒地,卻不快樂。從來天天上班,是責任感嗎?可能只是習慣,機械和可怕的習慣,兒子小時做手術他也沒請假陪伴,兒子或許忘了,渡邊卻一直記住,結果連唯一親人也有隔閡。上班最重要的工作,是蓋章、簽公文、將要做的事情推給另一部門--上班只為保住職位。編劇之一橋本忍在《複眼之映像》回憶說,《羅生門》大賣後,黑澤明再找他編劇,有天給召到他家,黑澤明用鉛筆在裁成一半的草紙上寫字,推到他面前:「之後,只能活七十五天的男人。」由職業、習性、生活地區開始,要令他的生活要多枯燥有多枯燥:「人生越是平淡無味,越能凸顯出死亡的效果。」什麼都沒做過,便要死。所以《生之慾》其實是齣恐怖片。
友人李四曾在「恐懼悖論」講座,分析為何那麼多人愛看恐怖片,結論像一盆冷水:恐怖片只為安撫我們對死亡的恐懼,令抽象的焦慮變成可見的怪物,可說是「恐懼死亡」的止痛藥。《生之慾》卻真有勇氣面對死亡的憂慮,張開眼看人生的有限。渡邊終在危機中把握自我,在年青人的生日歌裡重生,唯望臨終前為居民把臭水溝改建成公園,就算被其他部門敷衍,白白奔波,也只淡淡說:「我不會憎恨別人的,我也沒那個時間。」今回特別留意戲中的白兔。《愛麗斯夢遊仙境》的白兔看着袋錶忙叫「快遲到了」,《生之慾》的白兔則是玩具,彷彿也提醒渡邊「沒時間了」。辦公室少女同事,早耐不住工作的無聊辭職,轉到工廠造白兔。由白領轉藍領,環境嘈雜,但少女無悔。渡邊曾去找她,在兩行白兔中經過,卻沒復活。到在餐廳追問少女為何能活出自我,少女被逼得緊了,才從手袋掏出白兔,上鏈,看牠在桌上爬,說造出這東西,感覺能和整個日本的小孩成為朋友。那不也是渡邊造公園的意義?難怪片末特別影著小孩在公園四處跑,在鞦韆盪來盪去。
「沒時間」的人分兩種。一種如覺悟後的渡邊,快沒命,但對死亡有預期,人就會從倒數的角度看時間,知道戶口只剩十元,不能透支,會更善用一分一毫。另一種是無事忙,得閒便心慌,可能面對不了自己的空洞才把時間填滿,誤忙碌為充實,以此建立存在感和自尊心。也有人常以「沒時間」為藉口,卻不自覺以為時間無限,未來全是等出來的,等待誰人給自己一個啟示,一次邀請,一巴掌,分子愈來愈大,愈來愈大......
原載《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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