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穎禮是獨立樂隊「意色樓」主音，也是「反東北十三人」之一，因時任律政司袁國強的政治檢控，去年由社會服務令改判監禁十三個月。他坐牢時我曾跟他通信，獄中的緊絀見於信上，他初次回信的最後兩行都迫在紙末：「因熄晒燈，摸黑寫字，太潦，Sorry。」他曾跟我推介《鬼太郎》主題曲，妖怪不需考試，「在墳場舉辦運動會」，結合反叛與玩樂。可能寫信總希望填滿白紙，就這樣愈談愈多，有次問他在想什麼，他細說自己位置上的拉扯，既有莫名的責任感，又想做低調band仔。
他二月初保釋出獄了，這周三聽審才知道會否重投監獄，心情可想而知。訪談前，他說曾有記者影相時要他把長髮散開，沒吸煙也要點煙拿著以符合頹廢形象。聽了一同大笑。政治犯出獄後，好像循例要回答後不後悔的問題，但政治既可關乎整套生活形態，他重視的獨立音樂和共居又具反抗現狀的色彩，是故今次亦聚焦於此。問他有沒有什麼想通了？他說是謙卑：「不做大浪，要做很細很密的長流，這只在謙卑時才做得到。」這才知道他想寫本地獨立音樂史。
梁：梁穎禮
郭：郭梓祺
獄中聽叱咤
郭：你說出來後，除了見親友，最想練歌和錄碟。
梁：是，練歌會流淚。想起一個畫面。因意色樓最初的成員幾位現時在「觸執毛」。一月一號晚，大時大節，囚友都在收音機聽叱咤頒獎禮。開場就是觸執毛，但心想沒理由那麼老土，估到有明星插入。年青囚友還說，挑，Supper Moment扮謝霆鋒，原來真是他來的，「威化般乾脆」喎。
郭：哈哈。
梁：聽時感覺真複雜，覺得自己就像電影裡的角色。那晚寫信給黄麒靜說，意色樓曾有個Bass佬阿庭，覺得意色樓早了十年。我們初時曾簽一個獨立音樂的label，努力推我們去主流媒體派歌和做訪問，記得陳奕迅也說幾得意，香港要有這些band。結果年尾收到商台通知，可競逐最佳組合，上903網頁看，嘩全民投票呀？最後當然沒去叱咤，襯衫去咩？
郭：那年誰勝出？
梁：好像是HotCha。那晚不單沒去，還在Hidden Agenda表演。那時開始玩較多錢的大show，但朋友只說今日的聲或燈如何，都成了技術討論。或者問題變成「怎樣別人才會喜歡？」但應該是我們本身這樣，便有我們喜歡的聽眾。大show接觸不到觀眾，就回去玩Indie show，對主流充滿敵意，杯葛Clockenflap，覺得他們太側重西方，沒個性。現在回想，敵意可能太多了。
說起那個label，起初是和一班朋友搞了個「鑿開運動」，在觀塘碼頭搞「游擊show」，覺得自己好前衛，Oasis當初也是那樣，不申請，派對時交換電話，演出當日打去，電話錄音才說出地址。到我們那年代則用MSN。後來在街搞show也不夠過癮，朋友覺得要錄音搞label，清心地想將好音樂推出去，表弟會說在收音機聽到我唱歌，我也沒試過。但也想，應該選擇自己的位置，因遇過監製教訓我說要怎樣唱。
郭：例如怎樣？
梁：就是用Cantopop的格式，只是用band來表達。會說，阿禮，你唱歌可否啱音？
郭：哈哈哈。
左腳與右腦
梁：我最初其實不是唱歌的，噴graffiti和寫東西，在一本叫Re:spect的音樂雜誌寫過影評，寫VCD舖裡賣九元那種電影，後來嫌人廣告核突反面了，哈哈。但如在信中跟你說，自從因爆了腳甲而轉用左腳踢波，便覺得開始用多了右腦，結合不同範疇，藝術成份增加。
郭：都不知有什麼關係.......
梁：那時真這樣想，十五六歲練用左手寫字，撇去舊那套。寫詞都是hardcore東西，對社會不滿，應是band仔開頭的常態。
郭：看劉以鬯是後來的事？
梁：那麼遲才知道他我也覺得奇怪。樂隊名字最初是先有An id signal，因bass佬說id是「本我」，音樂就是本我的訊號，音譯過來意色是意態色情，太虛，不如加個實的，便想到樓，跟文學的「意識流」無關。直至看到劉以鬯，太震撼，因自己寫詞追求靚，好像想顯示：我沒讀過書，也識寫靚詞。看了他便覺得想法不夠寛闊。他那麼平實，沒廢話，連重複都那麼有意思，節奏感又好，令我明白到那種主觀突然滿瀉，無端說入角色去的感受，便追看他所有書。band仔有另一類，是沒修辭較口號的，可能全首只是「我拒絕，去接受」。我雖聽這些出身，但覺得這樣不夠深度，決定寫好他，因為明明有音樂性。
我覺得Vocal似條橋，很多人聽不到純音樂，我便即管寫歌詞，令人聽到嘈的東西，因想介紹新東西給人，結他和鼓方法都較新，如vocal是舊就很古怪，便想方法唱，又不想扮西方人，因聲帶結構不一樣，食牛肉也不及人多，這樣說racist 嗎？哈哈。然後便思考scream是怎樣一回事，京劇、粵劇、Reggae都影響過我。
band仔加入社運
郭：郭達年等又如何？
梁：我當初是band仔去社運，跟周諾恆等FM101朋友搞「搖滾不容殺人政權」音樂會，發覺社運跟band scene無關，黑鳥由頭到尾是社運樂隊，可能只在反核show會一起玩，但那時已有意識將他們和本地band拉在一起，結合了幾代人，也有Wilson Tsang等。現在則比較習慣。
郭：講多點兩邊的關係。
梁：零五年香港反世貿，我去了看，知道連外國很狂的左翼老鬼都來了，是明星級已經有本自傳那種人，有個曾駕著鏟泥車撞銀行，坐了多年監，很工人很藝術，令人感動。見到長毛，嘩不堪一擊，反觀韓農那麼厲害，跳落海要游去會展，幾爆啊，一下分到幪面超人和孫悟空哪個更好打。心想這才是瘋狂和叛逆。這感覺醞釀了幾年，識得「自治八樓」的人，氣氛有點像墨西哥的Zapatista，在band scene也跟其他樂隊有角力，覺得他們唱那麼多hardcore，連貼海報也約到九十幾人，何不直接做個反歧視的行動？一討論就抗拒，覺得我們傳教，講左翼和無政府。這樣吵架沒出路，同時覺得香港需要音樂節目，阿牛碰巧想搞，便在民間電台講。發現只講不做有問題，和周諾恆知道領匯搞到有人跳樓，便找「八樓」的人一起上領匯寫字樓堵塞。自此沒停過社運，簡直荒廢音樂，第二張碟完全拋諸腦後。後來浪接浪，反領匯，反高鐵，後來和FM101的朋友反大台，但不是後來本土派那種，還相對平和。反政改時，在舊立法會外直播會議，主持說大家下次會再回來是不是？台下就有人叫：「唔係，我地要留低！」。那刻是在實驗社運可以怎樣，然後FM101的阿G衝上台搶咪，覺得可發生討論，真有百幾組人在圍圈，從未見過，什麼來的？激進但不盲目。
郭：那時期意色樓仍常演出？
梁：一直有。那時在社運場地演出，心中常跟自己鬥爭，是否要正經點？是否常喝醉所以別人覺得我們hippies或太浪漫？音樂那邊又會想，是否太老正，不夠邪，哈哈。藝術的朋友覺得我是社運仔，社運又覺得我是藝術家，但我明明整個碼頭罷工都在，心想為何這樣說，可能只是想令你少些話語權。那時台灣藝術雜誌《ACT》有篇文章寫得好，說藝術是公共的，又是自我的，當你腦中有矛盾，那就是創作的動力。讀完便沒事了，專心玩音樂，雖然社運那邊也有前輩說，你有人認識，不如去選。
郭：吓，叫你？
梁：是，我想也沒想過，也受人單打，說你就最清高。再後來則是跟德昌里的同伴，在一起各搞各的東西，希望與更多人創造一個世界。
寫本地音樂史
郭：說起hippies，我估計也是不少人對你的印象？
梁：只會說我做不到真hippie，因有太多批判，不能只接受Love and Peace，還要有Hate and War。那才是平衡，只有Peace太極端了。共住也不過是從基督教得啟發，所以有另一堆人說我們似教會。但這十年如不是共住，肯定不能維持創作，近距離交流容易得多，想到beat就可試，拍MV那個也在旁邊。
郭：想起你在信中說，一方面有種莫名的責任感，另一面又希望做個平凡低調的人，跟著唱歌的女朋友去Tour幫手已好開心。
梁：責任感是共修，低調是自修。社運上，其實在東北前我已不在前線拿咪說話，尤其大家都傾向喜歡乖人，年青和乖加起來有神聖感，我當然不是，只覺得有責任繼續在其中。說跟Tour幫忙，是想跟住喜歡的藝術家，如女友或David Boring等樂隊影影相。我有做紀錄的癮，但一直不夠專注，外國band許多生活都好看，譬如Stone Roses和Happy Monday的紀錄片，香港卻太少音樂人去呈現這面向，所以想在他人身上找到那熱情。我很難寫意色樓，之前避寫本地音樂史也因不知怎樣寫自己，但自覺也有份影響過，這樣說又好像太囂張。
郭：關於本地音樂史，想起黄津珏的《拆聲》也側寫了一點，另外李致安也做過些攝影紀錄。
梁：我覺得最好有時間線。也可跟類型講，為何Nu metal會轉去Emo rock呢？跟背後的文化，那期大家看什麼卡通片也有關係，一個類型已牽涉很多樂隊。我喜歡英國《迷幻異域》（Altered State）那種紀錄，從搞show的人、音樂人、聽眾、藥販等不同角度寫，不刻意講政治，卻見到社會氛圍的變化，像保守黨如何拉攏音樂人，希望拿得青年文化的話語權。
郭：你想用這紀錄來說什麼嗎？
梁：有基礎才可起得高。香港band有自己性格的並不多，用李致安的講法，是想找受香港band影響的香港band。大家一定受西方潮流影響，許多香港band跟著不停轉類型，有些可能只有三四年壽命，難以累積。
黄津珏那個比較知識性。我暫時雖只有零碎紀錄，但希望呈現的是生活面向。例如游擊show，便不是突發就能成事，而關乎band scene整套生活，那幾隊人可能已有一年常常吃飯，一起搞show，才能引發一場游擊。這種生活紀錄，林森也拍過點，但總括而言實在太少。
郭：最可惜什麼東西無人紀錄？
梁：就是有大型音樂節前，幾乎每周五六都有show，在大學、蒲窩、灣仔的酒吧，也有很多聽眾自發搞，不少都具社區意識，比社運那種可能還早，火炭的跟觀塘的不同，但葵涌搞天台show，觀塘band仔又會去看發生什麼事。把大家拉得更近的大概是「活化工廈」那時期。到有了大型音樂節，力量都投放過去了，好像每年只為玩那場show，人就鬆散起來。
學習謙卑
郭：想做好這些歷史紀錄，跟你說在獄中領悟到謙卑有關係嗎？
梁：以前覺得自己在社運和band scene都常處於風眼狀態，但從歷史的角度看，不過都是沙石。在band scene會聽到對本地音樂的批評，嫌不及外國勁；社運又有人批評不夠前進，看看美國或台灣如何如何。但這些比較不是都來得太快嗎？我們的抗爭史和音樂歷史都太短了，最少是沒承接，累積不足。
坐監時看到囚友玩Beyond或許志安的《男人最痛》，我也開始投入地聽，以前根本不可能。因為他們真在用音樂這載體來表達情感，沖涼時認真討論怎樣改進，不是要做明星，只為找到喜好，知道自己的時間應怎樣過。在那場合，如我說曾對住一萬觀眾玩過，是完全不成立的。有古惑仔說，你原來會在街搞show，很想來看，說最期待出獄後可玩音樂，而不是搵錢。
郭：是想由社運回去音樂那邊多點？
梁：對。在社運，好像不少群眾覺得我是曳仔，甚至是搞亂檔的奸角，又或別人一句hippie已講完，哈哈，好傷心。音樂這邊較自在，在那建立網絡認識朋友，其實也是在搞組織，只在換了一套語言，不是事工式的行政操作，講多點共居和創作，令生活沒那麼難捱，不像機器那樣，也在影響別人。正如現在仍收到囚友的信，鼓勵我要繼續玩音樂，也說多了留意新聞，會看《星期日生活》。是不是幾好？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八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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