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在北角Booska書店做了一場活動，講奧威爾（George Orwell) 的兩篇散文，寫他年少時在緬甸這英國殖民地做警察的經歷，對權力的敏感一直貫穿往後著作。〈絞刑〉記他一次旁觀死刑而驚覺其荒謬，〈射象記〉也寫死亡，荒謬的卻成了自己，雖是唯一手持長槍的白人，在村民的圍攏和壓力下卻最無力，為了不被取笑，不得不殺掉一隻走失的大象，慢鏡般看著牠中槍後下跪、喘息、瞬間衰老。那一發子彈令他耿耿於懷。
有些人終身都在洗脫原罪。奧威爾在印度出生，父親是當地殖民官，負責售賣鴉片給中國。他一歲返英生活，後入讀伊頓公校，十九歲重回亞洲，在緬甸做了五年警察，前半生都站在帝國、中產、權勢的一方，這統統成為他後半生攻擊的對象，並像方法演技派的演員般重視經驗，寫流浪漢前真去做流浪漢，寫打仗前先打仗。
離緬甸後兩年，他用真名Eric Blair發表法文文章批評大英帝國在緬甸的剝削（曾在伊頓教他法文的正是《美麗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出版第一本書才用筆名George Orwell，三十年代的四本小說都不出色，兩本壞得他死前表明不許重印。散文和紀實報導倒得心應手，靠近社會主義，卻常批評英國左派，對蘇聯及其代表的共產主義尤其懷疑，最明顯是寫西班牙內戰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那時奧威爾為了對抗佛朗哥而親赴戰場，目睹蘇聯不單沒幫忙，還鎮壓理應同反法西斯的自己人，見識到政治宣傳的威力，有天也在戰壕喉嚨中槍，差點喪命。那一發子彈令他立志把政治著作變成藝術。
《動物農莊》是奧威爾小說上的突破，命運卻完全受時代決定。對於史達林的真面目，奧威爾看得要比邱吉爾高明，四四年邱吉爾仍被史達林的魅力迷倒，屢說喜歡這位Uncle Joe，覺得只要二人每周同吃一頓晚飯就可解決波蘭問題。
奧威爾同年卻寫成《動物農莊》，但當時英美與蘇聯友好，書中諷刺太敏感，一直找不到出版社，拒絕過的包括詩人艾略特（T.S.Eliot），在英國「資訊部」（這Ministry of Information即《一九八四》裡「真理部」的原型）任職的史慕列（Peter Smollett）也從中作梗，後來才發現這人是蘇聯間諜。《動物農莊》四五年出版，時來運到，對應冷戰新格局下的猜疑氣氛，不久便一紙風行。「冷戰」一詞本就由奧威爾在同年的散文所創，比邱吉爾那象徴冷戰開始的「鐵幕演說」早一年，五十年代美國中情局出資把《動物農莊》改編成動畫作抗共宣傳，更是後話。
那晚在Booska由此提到英國自由派學者屈臣（George Watson）的文章〈史達林騙了知識人？〉（“Did Stalin Dupe the Intellectuals?”）。三十年代歐洲那堆曾傾慕蘇聯的左派，只因不知史達林的殘暴才誤信？屈臣說，才不，這不是開脫的辦法，蘇聯勞改營的規模和慘況在英文世界早有報導，誰視若無睹？正是讀書人，包括名重學林的韋伯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在「大清洗」（Great Purge）前後還著書推許蘇聯是人類新文明，維護秘密警察，法國作家紀德（Andre Gide)甚至嫌史達林不夠殘忍。不過紀德三六年受邀訪蘇後實有很大的失望與質疑，屈臣一筆抹去並不公道。
奧威爾是這潮流中的異數，從未踏足蘇聯，卻以先見之明看到極權的可怖，跟當時歐洲的左翼打對台。在散文〈在鯨魚中〉(Inside the Whale)他便譴責英國三十年代的文藝界，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和奧登(W.H. Auden）等詩人迷戀蘇式暴力，但只有在公校成長、衣食無憂、不知謀殺為何物的人才會奢談謀殺，雖沒明言，卻隱見奧威爾嫌這批作家不如自己懂得反省出身，了解權力迷人之處，射過象，中過槍。
他對那兩發子彈一定心存感激。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8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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