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日前在深水埗黑窗里做了一場讀書會,講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有朋友翌日傳來新聞一則說:「諗起尋日個故仔hahaha」。
那新聞題為「文學惡作劇」,西班牙有一百萬歐元獎金的行星小說獎(Premio Planeta de Novela)日前頒發,得奬作品由卡曼莫拉(Carmen Mola)的《野獸》奪得,不論出版社、卡曼網頁和訪問,都一直把這位以寫血腥犯罪小說的作家,形容為生活在馬德里、有三名子女的的女性大學教授,不想影響生活,才用Carmen Mola作筆名。孤陋寡聞,這文學奬、這小說、這作家我都沒聽過,到作家網頁一看,照片都是她黑白的背影,不見面目。
說到這裡,你或已猜到真相:當主持宣佈得奬作品,上台領奬的卻是男人,而且是三個,三人同為編劇,除了小說,還集體創作出Carmen這虛構人物。事後有人討論這樣算不算行騙,選用女性身份,又真如他們自言的偶然,抑或有投機之嫌。
很巧,友人由這新聞想起的故事,也關乎西班牙作家,是一九五六年得諾貝爾文學奬的詩人希梅內斯(Juan Ramón Jiménez)。這惡作劇出自加萊亞諾的《時間之口》(Voices of our Time),題為〈書信〉。
一開場,詩人在療養院打開信封,一個來自秘魯首都利馬、名為Georgina的讀者來信道謝,是他寫的詩令她不再孤獨。粉紅信箋散發玫瑰香,並附照片,相中女子在花園坐著搖搖椅微笑。
詩人回信後,不久又收到這女子來信,責駡他在信中用字太禮貌。詩人又寫一信,解釋那拘謹其實是害羞,自此二人書信不絕。詩人病好回家,立即寫信感激女子。她回信,信中文字使詩人讀著手震。
說到這裡,你或已猜到真相:這女子並不存在,只是利馬某酒吧內一班朋友的集體創作,那女子名字、照片、優美字跡,全是假的,每次收到詩人來信,大家便聚在酒吧商量如何回信,但日子久了,信的內容愈寫愈不受操控、愈見熱情,彷彿已由他們的集體女兒、漸有獨立生命的Georgina主宰,不再聽命於任何人。
問題來了:詩人將赴利馬,探訪這個令他病好的遠方讀者。酒吧內舉行緊急會議,怎好呢,自首?怎忍心如此殘酷。激辯後,終有決定。翌日清晨,駐西班牙秘魯大使敲著詩人家門,傳上來自利馬的急訊:Georgina死了。
故事這收結真絕,很有加萊亞諾故事的特色,簡短篇幅內常有出其不意的跳躍。惡作劇起初或純為戲謔,最後卻令人會心一笑,好像已是不幸中最理想的結局了。這虛構女子由生成到消滅, 引發多少悲喜。若詩人一直蒙在鼓裏,惡作劇就變成充滿遺憾的動人故事,無知似乎比較幸福。或因加萊亞諾一開始用了真實的著名詩人,故事就更添一層疑幻似真。
回到現實,又令我想起另一單文學惡作劇,關乎諾貝爾文學奬。二零一九年宣佈頒奬那天,愛爾蘭作家班維爾(John Banville)早上去了做物理治療,正俯臥床上。電話響起,號碼是主持諾貝爾奬的瑞典學院,跟他宣佈他得奬了,並讀出他部份著作內容。班維爾隨即打電話給親友報喜。
說到這裡,你或已猜到真相:班維爾女兒不久後致電父親,說剛看頒奬直播,並無父親名字(那年得奬者是Peter Handke),發現這是惡作劇,原因不明,有人可能想為諾貝爾獎製造醜聞吧,但現實的恐怖正在這沒頭沒尾,無人會先替你安排好收結和落台方法,類型上,像米高漢尼卡電影多於傳統整蠱節目——最後就是沒製作團隊衝出,叫你跟隱藏鏡頭打招呼,讓你光明正大地吼叫或哭泣。
班維爾唯有立即通知親友別買香檳,並說事後有四十分鐘,他真相信自己得奬了,尷尬與痛苦可想而知,他自言對小說作家來說,所有經驗都是材料,回家就把得過的其他奬座清潔擦亮,自我振作。畫面多麼孤寂。
圖:Galeano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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