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與友人說起幼稚園的記憶。一位爸爸是警察的朋友說，那時曾給同學欺負，回家告訴嫲嫲。嫲嫲說，你明天回去，就跟他說：「別再欺負我。我爸爸有槍。」
有槍的人，確要把槍管好；生鏽的有時不止是那把鐵，還有心。近日重看了美國導演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一九五八年的Touch of Evil，講的正是一個老牌探長的成魔之路。威爾斯富天才，卻多次落難，對世間的詭譎蒼涼，以及人心之黑暗，自然尤其敏感。電影中文譯名是《歷劫佳人》，極壞，因為這易使人以為「好人」華格斯(Vargas)與太太才是戲中主角，輕忽了由威爾斯親身繹演的「壞人」昆蘭(Quinlan)。
這世界有神探自然有魔探，故電影不知可否簡單譯做「魔探」，既能突出昆蘭，也點出對充滿權力慾的人來說，魔鬼夜來探訪，以權勢換良心，總是難以抗拒的誘惑。
簡單說說劇情： 高高瘦瘦的華格斯是麥西哥緝毒探員，因跟進一宗炸彈案，過境到美國跟負責此案的昆蘭交手。白白胖胖的昆蘭是老差骨，聲望近乎神探，因他每能以直覺破案。但調查中，華格斯懷疑他只是不斷靠老拍檔文斯(Menzies)捏造罪證，誣陷疑犯，故希望證明他一直所謂的直覺破案，不過是一大堆謊言。
昆蘭自覺受挑戰，亟欲鏟除這動搖自己那完美世界的外來者，於是串通黑幫，陷害華格斯太太。憤怒的華格斯為太太東奔西走，困頓的昆蘭則躲在紅顏知己鄧雅(Tanya)的夜店醉酒。但此時文斯良心發現，欲助華格斯討回公道，背棄昆蘭。最終一場，幾下槍聲，昆蘭殺了文斯，文斯也在垂死間殺死昆蘭。華格斯最終全身而退，與歷劫的太太駕車離去。
電影有兩點頗傳奇。一是開頭追蹤炸彈那個三分二十秒的長鏡頭，二是電影拍成後即給片商重剪和補拍，面目全非，威爾斯於是寫了一封長五十八頁的備忘，請片商遵照他的指示保持電影的藝術性。結尾一句是： “I close this memo with a very earnest plea that you consent to this brief visual pattern to which I gave so many long days of work.” 但現實總是殘酷的，威爾斯不得要領，影像心血白白浪費，電影終是支離破碎地公映。及至威爾斯死後十三載、電影面世後四十載的一九九八年，才有人依照威爾斯那備忘把電影重剪一遍，我重看的就是這版本。
但我想談的不是這兩點，而是英國影評人活特(Robin Wood)的一篇文章，名為 “Welles, Shakespeare and Webster”，出自其《私見》(Personal Views)一書。活特的文章透徹深刻，中段花心思分析《魔探》的剪接技巧，但我覺得他闡釋電影道德觀的段落尤其精到。
活特先推測威爾斯拍《魔探》時參照的對象。電影雖由小說 “Badge of Evil”改編而成，但他謂戲中最明顯的楷模應是莎士比亞。威爾斯由劇場出身，熟讀莎劇，一九四三年即曾改編《馬克白》成電影。《魔探》有《馬克白》的痕跡，同關乎邪惡力量，主角同樣迷戀權力，渴望做神，卻不知不覺為其腐化，充滿悲劇感。此外還有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威爾斯曾想改編這部經典小說，還打算親身繹演成魔的古斯(Kurtz)，但終沒成事。在《魔探》中，年輕幹探欲捉拿老魔探這點，便有《黑暗之心》的影子。活特謂，跟小說一樣，華格斯真正成為人的一刻，正在於發現自己也可變成昆蘭，一不小心就會墮落到慾望的深淵。
活特把華格斯的性格扣連到電影主題：“It is essential to the film’s moral subversiveness that Vargas’s moral rectitude have about it something rigid and priggish.” 華格斯就算不如他形容般耿直得嚴苛和傲慢，也最少是不近人情吧。觀眾目睹他太太受害時，他就在專注查案，連在電話裏把話說得明白的工夫也沒花。引文的重點是“moral subversiveness”，顛覆道德，故站在「正義」一方的華格斯夫婦始終不討好。相反，站在「邪惡」一方正沉淪的昆蘭，以及如夢如幻的鄧雅，卻更富魅力。相比華格斯的冒失，昆蘭有情有義，最終卻被老拍檔文斯背叛。事後也證實，昆蘭最初靠「直覺」鎖定的炸彈案疑犯，果然就是元兇。
如此一來，昆蘭雖是魔探，不也有點可憐嗎？活特認為威爾斯這處理，多少有其自我投射，因威爾斯正跟昆蘭一樣，無法活在制度之內，更重視個人情感，故更渴望觀眾同情昆蘭。
由此引申開去，昆蘭那些原先以為純屬藉口的「直覺」，莫非全是真的？回應電影名稱，又真就是邪惡嗎，抑或昆蘭只是急欲以一己之力清除罪惡，才不得不出栽贓嫁禍的下策？莫非，最初把電影譯做《歷劫佳人》的仁兄，心中的佳人，不是華格斯夫婦，而是昆蘭與他在患難中見真情的鄧雅？
藝術家愛挑戰常規，威爾斯的電影也不少這道德上的曖昧，但這就一定好嗎？我覺得活特在文章末段下了一個誠實的判斷，因他雖讚揚威爾斯的雄才，卻沒遮掩看戲後感到的一點不安，由是引出文章題目的第三人Webster。韋伯斯特是莎士比亞同代人，他的劇作我都沒讀過，只聽說寫得黑暗和病態。拿威爾斯跟韋伯斯特會更適合嗎？對邪惡的關注又會變成迷戀，再轉化成歌頌嗎？活特如此總結全文：“the profound moral and metaphysical unease it communicates resists any such simple definition. But the disturbance it leaves behind in the mind is not entirely free of distaste.” 一再強調disturbance和distaste，都不好受。這比盲目鼓吹藝術就應顛覆常規的說法，平實得多。
渴望做神，希望建立整全世界的看來不止昆蘭，也包括演昆蘭的威爾斯，演大國民的威爾斯，本來想演《黑暗之心》那古斯的威爾斯。慾望如此巨大，人性自易扭曲，繼而走火入魔，印證「權力使人腐化」的道理。抑或是，所謂好好先生，不過是未遇到做壞事的考驗，而權力正易讓潛藏的人性彰顯出來？想深一層，「迷人」和「魅力」等詞，本身就有其陰暗聯繫，有人終生無視他，安枕無憂；有人卻如威爾斯，拍一部又一部的電影與之交纏，再在現實世界承受挫敗，由電影裏的神或魔，變回生活裏的區區凡人。
《明報》 二○一四年十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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