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角私刑是光明磊落。
中止談判是推動對話。
用催淚彈釋放善意，用黑社會維持秩序。
時勢如此，怎能不想起《一九八四》。前幾天在金鐘的「流動民主教室」，我以「淺談奧威爾（George Orwell)」為題，簡論這英國作家在寫成《一九八四》前的大半生，如何在各政治風暴中，努力保持獨立和誠實，刺穿謊言說真相。依據的主要是其散文集，多年前初讀，覺得平實裏自有魅力，有些佳句至今未忘，如他寫書評人，寫狄更斯。而今重讀，更注意他總能抵住潮流的誘惑，把話說盡，不為自己留餘地，如他寫葉慈，寫甘地。
在我讀過的作家之中，奧威爾是最想成為「普通人」的一位，渴望用最普通的方法，寫文章給普通人看。從這慾望已可推斷，他本身大概不是普通人。生於中產家庭、年少讀伊頓公校、成年後在殖民地任警察，這些身世與際遇，既使他看見權勢的威力，也使他自覺從未認識真實世界，必須把將他懸在半空的氣球逐一刺破，一團血肉掉到最污穢貧瘠的土地，過最窮困艱難的生活，才算見識過人生實相。
奧威爾這種對「真實」的理解固然不無可議處，大可當成偏執。但為達成願望，他的確付出了非凡的精力：扮流浪漢露宿街頭，好被警察拘捕入獄；寄居英國中部貧困的工業區，以採訪工人生活；西班牙內戰時到加泰隆尼亞打仗，對抗佛朗哥，還要給流彈射中，有血有汗，於他而言可算求仁得仁。
親歷其境是一回事，如何說出真相是另一回事。就算不覺得愈簡潔的文字愈近真相，奧威爾也肯定認為，糾結的冗句，堂皇的廢話，都易給人拿來為非作歹。所以，他既身體力行，示範如何用簡潔的文筆報道和寫作；也反覆請讀者提防蠱惑人心的政治語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便是典範。他對文字的鍾愛可見於此句：“In prose, the worst thing you can do with words is to surrender them.” 不思考便是投降，甘受陳言病句所支配，給他們牽着到處走。
奧威爾在文末列出六項規條，謂有助我們寫作時言簡意賅，例如第二條說 “Never use a long word where a short one will do”，所以單字一個「無」，就比不知所謂的「不存在」好。但我認為，只要每日聽聽香港一眾高官的話，誰都能列出跟奧威爾相近的規條，讀時或會覺得他說的不過是常識。
說真話也需勇氣。事實有時教人難堪，但奧威爾認為，安樂日子尚能模稜兩可，關鍵時刻便須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就在鼻尖前的真相，這是他在“In Front of Your Nose”的意見。其中一段寫到香港，說二戰時早應交還中國，送新兵來等於送死，結果也證明確是如此。
奧威爾自言對甘地無甚好感，他在“Reflections on Ghandi”一文詳述了原因，貶稱甘地為 “inhuman”，不主張用調味料，不建議有熟朋友：“No doubt alcohol, tobacco, and so forth are things that a saint must avoid, but sainthood is also a thing that human beings must avoid.” 這跟奧威爾渴望成為「普通人」的願望一致。雖然如此，他卻深為甘地的赤誠折服：二戰前夕，有人問主張和平的甘地，受德軍逼害的猶太人該當如何。甘地答，他們應當集體自殺，以喚醒世人。答案不一定理想，但最少甘地沒有顧左右而言他。其時剛寫畢《一九八四》的奧威爾卻補充，沒有傳媒和集會自由，這集體自殺根本不能引起任何關注。
說到這裏，我慶幸香港還有傳媒和集會自由，雖然它們都危在旦夕。退一百步想，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固然好，可以正正常常說事實也不錯。看過警察在暗角虐打曾健超那片段的人，只要智力正常，應會認為「拳打腳踢」是合理描述，而「期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則顯得迂迴而多疑，不像人話。徹底點，不如寫作「期間懷疑有疑似警員的彷彿是人的東西對一個懷疑是人的東西使用疑似武力」，肯定更萬無一失。
看見「一群無綫新聞部記者的公開信」以及底下一個個署名，看見曾健超可以驗傷，記者可拍攝他的傷勢，而醫生大概不會說他是不小心跌倒，就更突然慶幸，還有一堆值得信賴的陌生人。就算不積極參與政治運動，甚至根本不理政治，只要工作跟真相有關的人，都盡忠職守，不看風使舵，不說謊，已可威脅極權統治。先前讀影評人伊拔(Roger Ebert)，寫到《大風暴》(Z)中那位入世未深的檢察官實事求是，終令極權左閃右避，有一句深得我心：“His sympathies are neutral, and a truly neutral judge is the most fearsome thing the Establishment can imagine.” 當然，在如今日險惡的環境，盡忠職守的人都易失去工作，失職的倒在高位。如何馴良如鴿靈巧像蛇，實需大智慧。
極權最怕真相。能在巨大體制中把自己還原為個人，正常說出事實，鹿不是馬，二加二不等於五，便回到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小說裏那可憐的主角，不正是天天在負責竄改新聞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工作？控制了新聞，就可以篡改歷史，影響不止於一代。無忘初衷的記者，請繼續說人話，正常，求真。珍重。
《明報 星期日生活》 二○一四年十月十九日
附錄：〈奧威爾是告密者？〉
http://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24.html
中止談判是推動對話。
用催淚彈釋放善意，用黑社會維持秩序。
時勢如此，怎能不想起《一九八四》。前幾天在金鐘的「流動民主教室」，我以「淺談奧威爾（George Orwell)」為題，簡論這英國作家在寫成《一九八四》前的大半生，如何在各政治風暴中，努力保持獨立和誠實，刺穿謊言說真相。依據的主要是其散文集，多年前初讀，覺得平實裏自有魅力，有些佳句至今未忘，如他寫書評人，寫狄更斯。而今重讀，更注意他總能抵住潮流的誘惑，把話說盡，不為自己留餘地，如他寫葉慈，寫甘地。
在我讀過的作家之中，奧威爾是最想成為「普通人」的一位，渴望用最普通的方法，寫文章給普通人看。從這慾望已可推斷，他本身大概不是普通人。生於中產家庭、年少讀伊頓公校、成年後在殖民地任警察，這些身世與際遇，既使他看見權勢的威力，也使他自覺從未認識真實世界，必須把將他懸在半空的氣球逐一刺破，一團血肉掉到最污穢貧瘠的土地，過最窮困艱難的生活，才算見識過人生實相。
奧威爾這種對「真實」的理解固然不無可議處，大可當成偏執。但為達成願望，他的確付出了非凡的精力：扮流浪漢露宿街頭，好被警察拘捕入獄；寄居英國中部貧困的工業區，以採訪工人生活；西班牙內戰時到加泰隆尼亞打仗，對抗佛朗哥，還要給流彈射中，有血有汗，於他而言可算求仁得仁。
親歷其境是一回事，如何說出真相是另一回事。就算不覺得愈簡潔的文字愈近真相，奧威爾也肯定認為，糾結的冗句，堂皇的廢話，都易給人拿來為非作歹。所以，他既身體力行，示範如何用簡潔的文筆報道和寫作；也反覆請讀者提防蠱惑人心的政治語言，“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一文便是典範。他對文字的鍾愛可見於此句：“In prose, the worst thing you can do with words is to surrender them.” 不思考便是投降，甘受陳言病句所支配，給他們牽着到處走。
奧威爾在文末列出六項規條，謂有助我們寫作時言簡意賅，例如第二條說 “Never use a long word where a short one will do”，所以單字一個「無」，就比不知所謂的「不存在」好。但我認為，只要每日聽聽香港一眾高官的話，誰都能列出跟奧威爾相近的規條，讀時或會覺得他說的不過是常識。
說真話也需勇氣。事實有時教人難堪，但奧威爾認為，安樂日子尚能模稜兩可，關鍵時刻便須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就在鼻尖前的真相，這是他在“In Front of Your Nose”的意見。其中一段寫到香港，說二戰時早應交還中國，送新兵來等於送死，結果也證明確是如此。
奧威爾自言對甘地無甚好感，他在“Reflections on Ghandi”一文詳述了原因，貶稱甘地為 “inhuman”，不主張用調味料，不建議有熟朋友：“No doubt alcohol, tobacco, and so forth are things that a saint must avoid, but sainthood is also a thing that human beings must avoid.” 這跟奧威爾渴望成為「普通人」的願望一致。雖然如此，他卻深為甘地的赤誠折服：二戰前夕，有人問主張和平的甘地，受德軍逼害的猶太人該當如何。甘地答，他們應當集體自殺，以喚醒世人。答案不一定理想，但最少甘地沒有顧左右而言他。其時剛寫畢《一九八四》的奧威爾卻補充，沒有傳媒和集會自由，這集體自殺根本不能引起任何關注。
說到這裏，我慶幸香港還有傳媒和集會自由，雖然它們都危在旦夕。退一百步想，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固然好，可以正正常常說事實也不錯。看過警察在暗角虐打曾健超那片段的人，只要智力正常，應會認為「拳打腳踢」是合理描述，而「期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則顯得迂迴而多疑，不像人話。徹底點，不如寫作「期間懷疑有疑似警員的彷彿是人的東西對一個懷疑是人的東西使用疑似武力」，肯定更萬無一失。
看見「一群無綫新聞部記者的公開信」以及底下一個個署名，看見曾健超可以驗傷，記者可拍攝他的傷勢，而醫生大概不會說他是不小心跌倒，就更突然慶幸，還有一堆值得信賴的陌生人。就算不積極參與政治運動，甚至根本不理政治，只要工作跟真相有關的人，都盡忠職守，不看風使舵，不說謊，已可威脅極權統治。先前讀影評人伊拔(Roger Ebert)，寫到《大風暴》(Z)中那位入世未深的檢察官實事求是，終令極權左閃右避，有一句深得我心：“His sympathies are neutral, and a truly neutral judge is the most fearsome thing the Establishment can imagine.” 當然，在如今日險惡的環境，盡忠職守的人都易失去工作，失職的倒在高位。如何馴良如鴿靈巧像蛇，實需大智慧。
極權最怕真相。能在巨大體制中把自己還原為個人，正常說出事實，鹿不是馬，二加二不等於五，便回到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小說裏那可憐的主角，不正是天天在負責竄改新聞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工作？控制了新聞，就可以篡改歷史，影響不止於一代。無忘初衷的記者，請繼續說人話，正常，求真。珍重。
《明報 星期日生活》 二○一四年十月十九日
附錄：〈奧威爾是告密者？〉
http://pilingupthewind.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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