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作家告魯斯曼（David Grossman)在散文集Writing in the Dark有此一段： 有晚他乘長途巴士到耶路薩冷，跟眾乘客一起聽著巴士的收音機。中途是文化節目，電台找人讀出的，正是他小說的一節，身為人母的吉斯娜（Gisella)正坐在衣車旁，腳踏上早有旁人為她放好的軟墊。巴士司機大概嫌悶，不久便轉台聽澎湃的音樂。告魯斯曼說，身旁乘客好像都鬆一口氣，他則一邊自覺受辱，一邊為那軟墊苦惱，想不起為何有這仿佛多餘的枝節。
匆匆回家翻開那本舊小說，告魯斯曼高興地發現，他忘了吉斯娜是個矮女人，由此他想到，就算日常生活多馬虎，一旦寫作就自然會化身成角色，體貼他們一切需要，如為那矮胖的閒角在腳踏加墊，不然，她的腳就永遠落空，無法織布，“never able to spin the wheel”。讀時覺得，這織布的說法真妙，既指文中衣車上的那塊布，但不也指由一字一句連綴成篇的故事？
最近讀台灣作家吳明益的小說《單車失竊記》，讀到末章，依稀想起告魯斯曼這情節。主角為尋父親生前一輛失蹤的單車，投身台灣舊式單車的研究，從車款的演化，透現台灣以至東亞的近代史。用了一整部小說的篇幅，如夢似幻，主角總算把單車找回了，將之推到母親卧床的醫院病房，沒原由地把車的後立架撐起，嘩啦嘩啦原地空踩：「小時侯我最喜歡在商場騎樓，像這樣騎上爸的車子空踩。因為那時候還小，腳太短踩不到底，得刻意用力蹬，讓踏板在下半圈硬是空轉半圈回到腳底板可以踩到的高度，然後趁勢使勁一蹬，讓它再轉一圈。以這樣的踏踩法，齒輪、鏈條和花鼓，就會發出非常俐落的，讓人感到愉悅的嘩嘩聲響。當然在車柱架起來的情況下，什麼地方也去不了。」
告魯斯曼加一腳墊，故事得以繼續。吳明益則等待那個腳太短的小孩長大，靠說故事去追尋那輛單車和它象徵的時代，如同他在後記說：「寫這部小說並不是基於懷舊的感傷，而是出於對那個我未曾經歷時代的尊崇，以及對人生不可回復經驗的致意。」雖云小說，亦有自傳色彩，引文提及的「商場」，正是現已拆毀、吳明益家人往昔在其中開舖營生的中華商場，他在散文集《浮光》寫過，給我很深印象。《單車失竊記》寫到主角在商場生活的回憶，我也覺得特別動人。這也如〈阿布的洞窟〉一章引發艾柯之見謂，如何用三根實柱．引導讀者相信七根虛柱。這虛實的佈置當然關鍵，畢竟，吳明益在小說正文及後記都分別提過，寫《單車失竊記》，是因為寫完小說《睡眠的航線》後，收到讀者來信，問文末一台單車的下落。
《單車失竊記》中的實柱本身固不無可疑處，例如主角其實姓程，不姓吳。要判別哪些是真哪些是幻也注定徒勞，而且沒趣。但總括而言，《單車失竊記》的實柱或要比虛柱還多，讀來就如騎著車，在否則不會給歸在一處的二戰史、台灣史、單車發展史、動物園史、蝴蝶工藝史等穿插，跨越不同領域。小說可謂以單車為中介，從家族史引伸到國史、人類歷史及人類與大自然相處的歷史。有視野和魄力逐層擴開，再回頭理解自身與本土不遲。
且舉〈銀輪之月〉一章為例。主角在追尋單車的途中，知道了一款名為「日之丸號」的舊款單車，於台灣極罕見，是日軍「銀輪部隊」的用車。他輾轉從一位曾參戰的台灣鄒族老兵留下的錄音帶，翻譯其鄒語和日語，知道了這款單車對戰事的影響，在日軍取道馬來半島攻取新加坡的戰役，單車尤其重要。後附的一章「鐵馬誌」補充，馬來半島天氣熱，車輪常爆胎，士兵乾脆拆下輪胎，只用輪圈騎行：「一輛只有鐵圈的腳踏車騎在石礫地上只能製造出惱人的噪音，但數百輛、上千輛腳踏車就會發出震耳的匡鐺聲。從不知名處得來的巨響，常讓已經士氣低落的英印部隊，誤以為日軍的裝甲部隊出現了，因此不及接敵便匆促撤退。」
錄音帶也是精巧意象，已被時代淘汰，但只要給放在適當位置，前後兩輪開始緩緩轉動，便能如書中的舊單車，重訴各種快給隱沒的故事。單車輪的轉動影響著戰事的成敗。運命之輪同樣循環無定。故事之輪再轉幾圈，到主角聽到第二盒錄音帶時，日軍便已從高峰滑落，終於湎北潰敗：「一個消息流傳在士兵之間，據說天皇頒發了戰爭終結詔書，投降了。（大約十秒的空白）」。日軍繳械，等待遣返，到這位老兵回台不久，又遇動盪：「昭和二十二年，台北發生了嚴重的衝突事件，事件很快蔓延到全島」，為免麻煩，他不得不燒掉從戰場帶回的照片等物。查年份，指的自然是「二二八事件」，這寫法對讀者來說可能是陌生化；但代入角色，用昭和紀年、那略隱晦的說法及厭戰的語氣，卻最合理。
戰爭影響的除了人，還有動物，例如在緬甸先被日軍捉走工作、後來又給轉送到台灣動物園的大象。〈靈薄獄〉一章便代入象的世界，語言連帶也進一步陌生化和詩化，撇去確切的陣營和地名，以及成敗和目的，只如象恍惚地隨運命步步前行：「在一個魚販攤前，象聞到了刺鼻的哈蜊、蝦殼的腥味，這氣味要到牠搭上那艘擁擠的船艦，被載運到小島時才獲得喚醒、證實。因為此刻象仍從未理解海，未曾識得海。」由單車寫到戰爭到動物，吳明益研究的工夫固然不容懷疑，且可感覺真有綿長和熱切的興趣，非單為完成一本小說努力。更難得的，是故事之輪從未停下，能駕馭龐雜的材料而不失平衡，有時似是基於他小說家的觸角才找到細節的靈光，有時似是因對準「運命」這主題而能捨割多餘材料，總之是沒犧牲小說的韻味，既呈現世界的紛繁，也始終關乎自我理解，以及寫作的意義。
關於寫作，小說首章〈我家族所失竊的鐵馬們〉介紹主角時說，他是么子，落後父母或兄姐的年代都太遠：「他們總喜歡跟我說，『阮較早彼時陣』商場如何如何，然後結語就是『你毋捌（bat)』、『你上(siong)好命』。」較晚出生也是「運命」，從前生活艱難，愈晚出生吃的苦大概愈少，但也成為另一種孤獨：「這總讓我不服，憑什麼我就不能經歷父母那個大時代？憑什麼我就不能和哥哥姐姐一起在那些最窮的時光裡，在商場的頂樓跳橡皮筋？憑什麼我就要擔負『上好命』的污名？長大以後，我找到了一個方法，那就是聆聽他們轉述，然後用文字重建那個『較早彼時陣』，藉此與他們同步長大、同步受苦、同步歡笑。比較遺憾的是，我仍然無法跟父親一起長大，他對自己說得太少，他與媽結婚以前的人生，就跟神秘小黑人的部落史一樣一片空白。」
這或可解釋，《單車失竊記》那位父親為何每如風眼寂靜，種種苦難卻繞他而轉。這使我想起吳明益在「後記」引波里比奧(Polybius)的話來形容小說寫作：「最具有教訓意義的事情莫過於回憶他人的災難。要學會如何莊嚴地忍受命運的變化，這是唯一的方法。」可能是災難與莊嚴這組詞語，也可能是書名先入為主的影響，寫到這裡，我的確也想到第昔加《單車竊賊》末處，父子在運命的播弄後，無言並行，終而隱入茫茫人海的結局。
《明報》二O一四年十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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