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以巴衝突中，阿根廷國家隊取消了跟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友誼賽。再早些，猶太裔影星Natalie Portman拒到以色列領取 The Genesis Prize，使得主辦者取消了本月的頒獎禮。此外還有一則新聞，以色列作家告魯斯曼(David Grossman）的高中文學老師Eli Yassif，撰文訓斥他不如Portman果斷，竟從首相内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等人手中領取「以色列文學奬」。問題是，告魯斯曼非但不昩於時局，向被視為左翼，常抨擊以色列政府，領奬前一天才在以巴衝突死者家屬的聯合悼念活動中演講。老師的文章措辭嚴厲，說際此恐怖現實中，容不下文學的複雜(there is no place for literary complexity)，只能明確跟政權說不。我很好奇告魯斯曼的得奬感言怎樣說，但官網只得希伯來文，甚至不肯定有否演說環節。後來卻發現有人撰文維護他領奬，覺得將帶來希望。世界跟文學同樣複雜，讓這複雜展露出來，可能也是文學的作用。
寫小說是收藏流亡者
最初接觸告魯斯曼，是幾年前旅行時在一家舊書店購得他的散文集 Writing in the Dark，一本談文學、語言和政治的好書。他的父母輩曾經歷納粹屠猶，自己一代則多年活在以色列與中東諸國的衝突中，自言心裡常為下一次災難做準備，在這處境下，愈敏感的人愈痛苦，人人掏空自己變成盔甲。文學成了拯救。寫小說是什麼？他說就是為筆下的角色完全負責，無人可以取替你了，如同戰時把一整個被追捕的家庭藏匿地下，他們就靠你每天送水送飯，紓緩恐懼，讓他們知道外面的形勢。因其猶太背景，讀時自然聯想到二戰時被追捕的猶太人，出現的畫面是塔倫天奴 “Inglrious Bastards” 開頭，納粹軍官在屋中試探那一幕。告魯斯曼怎樣形容「猶太大屠殺」？生於耶路撒冷的他說，區內就有猶太人一直說不出 “Holocaust”，只能說「在那裡發生的事」。外人總說 “then”，已過去；猶太人卻說 “there”，「那裡」的恐懼還蔓延到生活各面向。他最初決定寫小說，即因為讀過寫「那裡」的書都回應不到心中的問題，於是自問自答，代入納粹軍官，想知道要先得怎樣殺死自己，才能那樣殺人。
但書中印象最深的，是告魯斯曼寫他兒子Uri的一段。二零零六年，以色列與黎巴嫩打仗，告魯斯曼起初支持戰事，但後來改變立場，聯同奧茲(Amos Oz)等作家辦記者會向政府施壓，希望停火。兩天後，他便接到兒子在戰場上的死訊。接下來的許多段都用 “I write,”來開始，解釋寫作於他，就是為了不讓世界每天縮小和關閉，為了用文字的敏感還原自己的知覺與幽默，也為了不可回復的現實。他寫兒子陣亡的小說To the End of the Land我未看，去年知道他憑A Horse Walks into a Bar得「布克國際奬」(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倒立即看了，非因奬項，而是因這小說寫的，竟是一場棟篤笑。
拿自己做棟篤笑
讀這小說時，一路覺得適合拿來拍電影。故事主軸是年老落泊的棟篤笑演員多華拿（Dovaleh）金盤洗手的演出。「我」是個退休法官，小時跟多華拿相識，已多年沒見，有天卻收到電話，被多華拿勸服來到這家三流夜總會看表演。台上的演出愈來愈荒腔走板，因為多華拿帶來說笑的，已由種族、性、政治、左膠和阿拉伯人，變成自己破敗的人生，觀眾本為歡笑而來，卻成了看人公開自殘，一個接一個離場。台下的「我」，卻邊看邊閃回舊日記憶，多華拿自小給同學欺負，某年一起到軍校接受短期訓練，中途還突然退出：軍官通知他要快收拾，翌日四時要回耶路撒冷參加喪禮。這也是台上的最大笑話。那時只想知道死去的究竟是父親還是母親，卻因為官僚或冷漠，無人理會，載他回家的司機覺得這少年太可憐，開始不斷跟他講笑話，多華拿輾轉才走了往後的路，死亡與喪禮也成了他在台上穿插的題材。例如這個：男人接到三十年沒見面的舊同學電話，說有張明天決賽的門票，可請他去。男人欣然答應，但中場休息時不禁問舊同學，沒親戚嗎？同學說沒有。男人問：「太太？」同學答：「死了。」男人問：「相熟的朋友和同事？」同學答：「都問過了，他們都說寧願去她的喪禮。」
這小說的出發點獨特，而且感人，笑中有淚。笑話不容易跨越文化，以色列人看黄子華會笑嗎？不肯定，只知自己肯定讀漏小說裡許多跟讀者的單眼，有些枝節要問住在以色列海法(Haifa）的巴勒斯坦友人S才明白－－S既有以色列公民身分，富有，愛購物和玩樂，同時熱切關心巴勒斯坦人前途，向我介紹媒體 “Electronic Intifada”，本就跟我印象中的巴人不同。問她故事場景Netanya有何特別，她說那是 “the Mafia city”，在西岸旁邊，我差點錯失這重要的基調，難怪一開首多華拿便笑說自己竟忘了拿避彈衣。那場棟篤笑初段還不能寫得太精彩，否則「我」就不能因為沉悶和焦躁，如坐針氈，不斷東想西想引出回憶。但演出愈來愈到肉，重點也由帶點孤高的「我」回到台上：這個異類老朋友又出來表演了，「我」以前從未引手幫助，來不及追悔，現在又要在台下旁觀他笑說悲悽。
被孤立的叛徒
後來看過告魯斯曼一個訪問，記者問得直接：小說有自傳性質嗎？國內有人覺得常抨擊以色列的告魯斯曼是叛徒，會否覺得愈來愈被孤立，如同那位在台上漸被觀眾遺棄的演員？他沒直接回答記者，只點出愈來愈多人放棄保存現實的複雜，日趨簡化，狂熱分子和原教旨主義者才會成行成市。
雖然老師批抨告魯斯曼接受文學奬，但也有文章維護他，為事情提供了更多背景。一者，上回頒發文學奬是三年前，首相内塔尼亞胡在大選前臨時撤換了評審小組兩位評判，告魯斯曼等多位侯選得奬者一起退出，以示抗議。今回的評審小組，正由上回被撤換的評判擔綱，可算取回一點公道。二者，領奬前一晚，告魯斯曼在以巴家屬的聯合悼念中，發表了題為 “Israel Is a Fortress, but Not Yet a Home”的演講，認為巴勒斯坦人若無家園，以色列人也難安居，列舉了一連串使以色列 “less of a home” 的行為，如種族隔離，如國防部長阻止巴人出席聯合悼念，如以色列狙擊槍手濫殺平民，但因演講措辭嚴厲，旋即有以色列人提議遞奪告魯斯曼的「以色列文學奬」。世界充滿灰色，文學除了訓練人看見世事的複雜，不也在在暗示我們的無知。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八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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