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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曾憲宗） |
去年在《端傳媒》讀過周澄寫的國際新聞專題，如南非走私鮑魚的情況，或菲律賓新總統上任後以反毒之名的濫殺，都有印象，覺得在香港做這些冷門題材，尤其是她專門做的東南亞新聞，注定不受重視，卻不知要下幾多工夫。後來不再見她的報導，知道她已離職，轉做freelance寫作和翻譯。訪談前跟周澄笑說，在網上搜尋她寫的文章不太容易，常有陳年花邊新聞干擾。她說：「我明，所以我從來都唔會google自己個名（掩面）。」
周澄說，怕訪談時忍不住不斷講書講戲，結果的確這樣，她除了多次自嘲是「讀書人」，說得最多的就是文藝，因覺得故事能讓人看見黑和白中間那一大片灰，複雜又含混，想來可能也像她自己的故事。她說記者現在愛把她放在「消失」的框框下，其實不過在做別的事情。這是我首次跟她談天，有許多意料不及之處，如她甫坐下就說到自己的情緒病。
焦慮
郭：你近況是怎樣的？
周：想放慢些，在打算出國讀博士。幾年前我可能不想說，現在覺得說也或者是好事，關於情緒病。
郭：以前已有？
周：十年前讀中大時已是，但那時社會不多人會說，較避忌，就算朋友出於好意也可能只勸我多做運動，大家都未適應怎處理。但我一四年，也就是雨傘那年，去了英國，開學日有很多關於情緒病的資訊，說明需要幫助可怎聯絡，覺得那是正常事，醫療制度也照顧得到，藥費便宜。
郭：那時是讀書壓力？
周：不止，讀書人都傷春悲秋。現在正準備再看醫生。我想也可能跟年紀有關，走到人生某階段，覺得停住，可以很焦慮，未必有單一原因，何況不是第一次。平時會失眠，突然有panic attack，心跳快和出汗，解釋不到，然後就開始想人生有什麼意義之類。但讀書人有個毛病，就是下一秒又會批評自己，想生活已很不錯......
郭：然後再批評自己的批評。
周：哈，就是，永不完。
郭：回帶。你最初是怎開始關注東南亞新聞？
周：那是2010年「五區公投」後，那時只知道想離開香港，在港找工作也不容易，經驗淺是事實，但也聽過不請我的原因，是我太出名了。
結果去了馬尼拉的NGO實習。那NGO在泰國和菲律賓都有分部，菲律賓少香港人識，更intriguing，跟香港的關係也密切。報名後不久就有「人質事件」，出發前很多人問為何要去，馬尼拉人知我來自香港，也不停道歉。關心氣候變化也是那時開始，因菲律賓是極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當時覺得大開眼界，當地很多團體倡儀「氣候正義」，我曾參與遊行，在香港幾乎無人關注，最多只有Al Gore的紀錄片。
心虛地叫口號
郭：那時已知不想做政黨工作？
周：一早知道不是那材料，我那麼多是非，直覺會令人好麻煩，哈哈。而且香港的政圈很細，會為小事拗很久，完全無益。我自小喜歡寫作，回港後便想或可做記者，性格也適合，因我是很容易心虛的人，在台上叫完一句口號，心中立即反問那有沒有根據，可能也是讀書人毛病，永不可能從政，因那要的往往是sound bite。後來幸好遇到張潔平，入了《陽光時務》做國際版。一年後離開，試做freelance，去馬來西亞採訪大選，沒錢，寄宿在朋友家，寫好了稿，就厚著臉皮逐家報館問，最後有幾間最後都要了，覺得freelance也可以，雖然稿費不多。
郭：做東南亞新聞，感覺是怎樣的？
周：國際新聞已不多人理，東南亞的就更少，不知可否說是文化偏見。有前輩還會好心地勸我別做，免得浪費精力。但可能我硬頸，常想為何要做熱門的事？後來去英國讀「能源和氣候政策」碩士，也有人質疑太偏門，心裡便想，就是因為他冷門才要做，人人做相同的東西有何意思？這是我的common sense，但明顯不是社會的common sense。
在英國回來後，一六年去了菲律賓報導大選，那時開始講杜特地（Rodrigo Duterte），香港沒人理，但直覺這人重要，值得關注，因他做市長時的人權往績已很差，而且跟特朗普一樣愛亂說話。機票便宜，就大膽過去採訪，問《端》有沒有興趣，這樣又開始做專題報導。在《端》的好處是可接觸到香港以外的讀者，台灣在蔡英文上任後因為「新南向政策」，大力資助東南亞文化交流，如有團體辦電影節，請導演來，令人更留意東南亞的社會現狀。加上台灣有原住民文化，跟東南亞淵源大，蘭嶼跟菲律賓最北的巴丹島，本來便屬同一族。可能台灣的人文傳統較強，不介意看長文，也不斷翻譯東南亞的專著。
郭：離開社運圈鑽入東南亞新聞，有沒有要證明自己的念頭？
周：最初可能有。但社運的經驗常令我想，說要改變社會，究竟自己有什麼能力？理論根底不好，學界的研究又不知道，如你認真，很快就會知道限制。香港傳媒對記者的培訓不多，都是邊做邊從頭學，更覺得要有專長。
郭：採訪東南亞的過程，會否覺得政治上有某個共同趨向？香港人為何要理會？
周：因為在菲律賓的經歷，和之後一些交流機會，我接觸了好些來自東南亞等地的朋友，開始覺得東南亞的歷史很有趣，特別是殖民和戰爭歷史、多元族群文化、轉型正義的問題，而且跟香港有種「這麼近，那麼遠」的距離，明明地理上接近，歷史上又有聯繫，如胡志明和黎剎，都曾以香港做基地，香港又有那麼多菲律賓和印尼人，但我們的認知卻非常少。
香港環保議題狹窄
郭：氣候議題又如何？
周：我在英國讀書時仍未如今日受關注。我不認為那完全是環保問題。就如說不用石油改用再生能源，便是經濟議題，要經濟地解決。我在香港很少說自己是環保人士，因大家很容易將你歸類和標籤，收窄了讀者群，而且很快就會鬥誰更環保：「你家中還開冷氣嘅？」、「食肉嘅？」......
郭：哈，好煩。
周：就是。有些環保人士並不怎樣想政策，容易把事情道德化，但問題涉及科學和經濟等，未必是非黑即白的，中間有很多妥協。如反核，我就有保留，因核能也有自己的創新，安全也在改善。就算好像萬惡的石油，也有很多工程學上的改良，如提高石油採收率，和海上液化天然氣處理。但在香港說環保，很快只想到保育海豚和樹木。
郭：不知跟新聞分類有沒有關。外國媒體有什麼值得借鏡？
周：如《衛報》便有「氣候變化」版面，明白這是跨領域的問題。《紐約時報》去年也請記者專門報導氣候變化，那人不可只愛環保，要知道科學和經濟上有什麼做到和做不到，同時那又關乎社會和人權。
郭：香港的困難在哪裡？
周：一來好像覺得政治的問題解決不到，其他議題都無謂說，立法會也沒用，談政策有什麼意思？二來討論總是不夠深入，如興建焚化爐，我是支持的，不斷堆填也不是辦法，但還未討論到細節就完了，尤其一到地區選舉。三來在香港談氣候，沒法不撇開大陸，就算香港沒車，仍會有空氣污染，有些東西要合作才做到，但政治上很敏感，現時的社會氣氛也難討論。
「讀書人」的自嘲
郭：對了，發現你很喜歡說自己是「讀書人」。
周：這是用來笑自己的。有些典型毛病，如有東西寫錯了，可能沒人理會，自己卻很介意，轉頭又會想是否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郭：你覺得有這種讀書人的自嘲或自覺，會跟其他記者有什麼分別嗎？
周：如說做記者，的確是自嘲的成份比較多。因為讀書人，或應說讀了少少但又未到清通的人，容易先有一套想法或假設，再去接觸實在的人、事、地。有時想得多也是牽制，太抽離，不能完全投入理解。有時又容易想到某種結論，想像未來的發展，或者想用一篇文解釋所有問題，但其實我有什麼權？
實際的問題是，想得太多就會拖，就慢，注定做不到每天新聞。你不這樣問我也沒認真想過。但這自嘲也是自我提醒，要記住書寫的人與被書寫的人之間的不平等。誰說我有權去談論其他人的生命？我們可以說，記者天職是寫出真相，但是為了誰而寫，有時我也疑惑。要記住我們不是史學家，沒責任也沒權下結論。我前年年底做那篇菲律賓反毒戰家屬的現場報導，就看著一個女子知道爸爸無端被殺，在街上嚎啕大哭。另有一個媽媽，女兒被誤殺，在家設靈過聖誕，這時你會忍不住問自己為何要在這裡，是否在消費他人的苦難。話說回來，我的確喜歡躲在家看書，說出來也沒人信，其實我有人群恐懼症。
Flirt with danger
郭：哈，真的很難有人信。向來如此？
周：哈哈，好失敗。也不明白以前做「學聯」是怎樣帶領群眾的。可能年青時什麼都想試，想證明自己做到。但其實只要看到一大堆人，就好易緊張，那時有前輩說，好像有兩個周澄，常在鬥爭。
郭：應該兩個都是真的。
周：也可能是ego，常想 “flirt with danger”，我有這舖癮。加上我硬頸，別人愈反對我愈要做，既介意人怎樣看，又憎恨自己介意別人眼光。心中便會：頂！不理了。很矛盾。
我一直相信講故事的力量，看許多文學，很喜歡Evelyn Waugh，發現年紀大了，愈來愈喜歡好笑的東西，好笑實在難，所以我最喜歡的電影導演是劉別謙。我也看很多東南亞的英語作家。他們很在意英語是殖民者的語言，而且能寫英文即代表某種社會優勢，許多是關於後殖民的作品，用來處理記憶和身分問題。正因為是外來語言，才有距離回頭看社會。
黑白之間一片灰
郭：那你回頭看自己，有什麼想法嗎？
周：我從來不後悔，也不怎樣懷緬舊事。現在對自己和他人都較寬容。以前想什麼都做得到，現在會跟自己說，做不到也沒什麼大不了。我覺得人生許多想法和決定，都被聽過的故事影響。故事令我們明白，世界有黑和白，但大部份是灰色，含混又複雜，黑和白可能是政治講，灰色則需要好的故事來講。
郭：想起你寫南非走私鮑魚的報導，跟毒品、種族、漁民生活就千絲萬縷。
周：那篇就被人投訴寫得太長。又如杜特地當選時，不少人暗暗質疑是菲律賓社會有問題，竟選這樣的人做總統。我不能美化獨裁政治或民粹主義，但不免想，為何他們對人權問題這樣含糊？追問下去，可能是他們歷史上死的人實在太多等等。
小時看故事，對黑白最敏感，大了才想知道那灰色究竟是什麼。中學開始，我就不是大家標準下的乖女仔，但我又說不出為何自己不乖，常在「我就是這樣」跟「渴望知道自己為何這樣」間拉扯，更想把自己推向那灰色，希望了解自己。我讀親中學校，卻很早參加支聯會，又有很多男朋友，別人都覺得我是異類。到大學仍理解不到自己，而看書看戲，令我有一份安慰，因為知道問題不單你有，全世界都有人為此苦惱。
郭：想起《四百擊》。結果明白到什麼嗎？
周：或是一些慾望。你想成為什麼人，和你只是什麼人，那時想很多。你會嗎？
郭：較少。可能我的自我期望不高，不太勉強自己。
周：你覺得跟性別有關嗎？在想社會教導女仔的方法，會否令她們更敏感於別人的期望。
郭：到你加入社運和政圈，有否因此特別在意性別？
周：如「女神」的稱呼就是雙面刃，意味你的言行要符合某種要求或規範，但同時也令你想傳播的訊息更易傳開，男的要「呃like」反而好難，這感受我也很難否定。所以無論怎樣，那種要經營公共形象的壓力是存在的。後來經歷了雨傘一輩的女子，面對的壓力就大太多了。不過我不希望將自己說成受害者，I own my mistakes。只不過剛好我的錯誤或輕狂成了話題，只能接受，提醒別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如果講出真相不是負擔，也好希望可以講出好多前因後果和過去的創傷，就能解釋一些事情，但這又違反了我做人的信仰。人生有很多事不能這樣直線解釋。說到底，他人怎樣想不是最重要的，“to understand all is to forgive all”，對自己對他人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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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前學聯成員，2010年曾組成「大專2012」參加五區公投，出選新界東選區，後為記者。
《明報》「星期日生活」 二0一八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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