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的由來— —訪覃俊基

曾聽此傳聞：十多年前，在中大石元康教授的政治哲學課堂上，學生覃俊基說自己很久沒買衫，石生回應，身上那件衫已穿了廿年，像在鬥不消費。覃俊基才廿歲，當然輸，但補充：「我呢件衫雖然冇著廿年，但著咗十日冇洗。」扳回一局。石生笑說：「如果世界都係我同你，資本主義聽日就滅亡。」

覃俊基也叫Cham，八三年生，馬克思主義者，去年曾在《哲學有偈傾》節目跟施永青辯論社會資源分配問題，近數月則常在左翼網媒「夜貓」的短片，批判資本主義對人的剝削，評論拉丁美洲向右轉等國際形勢。我跟他此前從未交談，但十多年前已因其鮮明形象而留意，長髮散亂，不著鞋四處走，不過印章最深還是他的文章，好些寫在《中大學生報》，太硬的政治論述我沒興趣，反而偶爾寫寫生活，常有神來之筆，熾熱得來有種異樣的敏感，至今還記得他借Shine的〈曼谷瑪利亞〉寫與性工作者交流的經歷，或禁煙時回顧自己吸煙的大學生活。這樣說他肯定覺得奇怪，但他一直是我很欣賞的香港作家。

左翼思想離常識頗遠，尤其在「左膠」的污名下，在香港似乎難有市場。覃俊基說：「不能說注定小眾，但注定艱難。」相比政治，我其實更想知道他對世事那愛與恨的因緣，在林村某涼亭一談四五小時。數日後他說：「那天沒機會談我其他愛好，如電競、籃球、尤其是文學，實在有點可惜。這樣的我還是顯得有點刻板。」

郭：身為馬克思主義者，可先簡單說說你對當前香港的看法？

覃：我認為反對派路線上是錯誤的。長期問題是投票率低，如果有六七成人不理，還說什麼民主？泛民沒法將經濟和民主訴求結合，受基本法所限，議會也做不到任何財富再分配，所以對大部份人來說「政治冷感」其實是最理性的選擇。我原則上不反對任何獨立運動，但第一，不可用族群仇恨帶動，第二，目前這個根本不可行，你看蘇格蘭、加泰隆尼亞、巴斯克的例子，全部有經濟基礎。香港單靠地產和金融，地產依附大陸，金融又跟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有直接關係，怎搞？要獨立只可跟中國南方一起。

科學家性格

郭：談談你的過去。印象中你寫過自己出身中產家庭？

覃：或應說我從小就不怎樣想搵食的問題。父親是工程師，家中生活沒壓力，於是小時思維裡其實沒有「錢」的概念，在父親鼓勵下，最大的娛樂就是看書，他買很多偉人傳記給我看。我後來才明白，偉人都是不用搵錢的，就算寫愛恩斯坦在專利局返工，也強調他快速完成手上工作，便可省出時間去研究相對論。我極端的性格也可能由此而來：意義不在錢這些地方。於是只顧投入興趣，小學是捉棋，中學是天文，還有橋牌，是典型科學家傾向。

郭：中學有沒有留意政治？

覃：起初是六四。但這也是「科學家想像」的問題，因在主流論述，科學家是不碰政治的，偉人傳記不會跟小學生說愛恩斯坦是社會主義者。我最喜歡物理學和數學，因最基本，由這便自然去到哲學追尋，開始接觸更多面向，包括政治哲學。關於六四，自己的極端也在這裡顯現，對壓逼我有很raw、很passionate的感受。

郭：為什麼？

覃：懷疑跟科學家性格有關，因為純粹，而真理就是值得用盡氣力去追求。見到這樣不對的事，便直接覺得 this is sick。中學有段時間也借了堆講香港政治的書，介紹議會和民主，又嫌說得不好，相對於我看的哲學書，講什麼是對錯或效益主義，這些明顯沒尋根究底。大學順理成章選哲學，因從來不想搵錢的問題，而且深信這些東西沒錢也要做，因意義就在那裡。

郭：你起初好像傾向自由主義？

哲學面前的人生抉擇

覃：在香港長大又對政治感興趣，除非你是建制派，否則任何人都會是liberal。你總是被你的時代定義。九十年代是民主派最巔峰的年代，我到大學才接觸到左翼思想。我從來有三面，像羅素在自傳說他有三種熱愛：一是對愛的渴望，二是知性探求，三是對人世苦難的憐憫，將他從天上拉下來，希望自己可去處理。十七八歲看到這番話，覺得太powerful了，簡直符合我的所有。於是哲學的追求也混沌，一面對抽象的東西極感興趣，如什麼是知識、或本體論的問題。另一面是道德，什麼是對，合理的社會制度應如何，知道出錯了會想扭轉他。常在這兩者之間搖擺，最後慢慢偏離純知性那面。

我還記得那畫面。大二那年，去旁聽王啟義老師開給研究生的「語言哲學」，由Frege和Kripke那些一路學，多抽象。我一年級的邏輯是王生教的，很喜歡這老師，但一去到這門課，what the fxck？

郭：哈哈。

覃：是我成長中極少面對的經歷，雖然也樂在其中。同時我又去上周保松的政治哲學，發現根本沒可能處理這兩邊，想專精，排除沙石鑽下去。回想其實十分荒謬，一個十八九歲的學生，突然要想人生終極追求是知性還是政治問題，但那時很自然。然後就Bye，完全放棄語言哲學那些。記得選擇後的頭幾天，好怪，好像身上有個洞。不過沒多久，問題又變成倫理學和政治哲學之間的拉扯，究竟要處理個人還是集體行動，又選了政治哲學，但因兩者的內在連繫較強，才沒完全摒除。

郭：為何不著鞋、不沖涼？

覃：或因我中學讀九龍華仁，有個自由的傳統。那時我會跟坐在旁邊的天主教學會主席在校內空地辯論神是否存在，找數學和天主教的老師做裁判，很多人來聽。但中學已種下一些習慣，例如我用好少錢，因不想他日要花時間想搵錢問題。大學變本加厲，不買衫，只著O-camp tee，而且不沖涼所以不用換，也不打算用外觀來表達自己。赤腳則是覺得不著鞋舒服些。

郭：這些跟要反資本主義沒關係？

覃：無關。但我有一個執著：如果有東西我覺得是對的，無論其他人怎想，也應該學識如何無視他們的目光，當然會不舒服，但修行就在這裡來。之後因我的關節有長期病，便再著，很自然。也會問自己，不沖涼，是否潛意識為了標奇立異？於是便試試一整個月每天沖涼。然後發現不沖也可。長期會做實驗和自我反省，到現在又沖多了。但當你違反某些常規，身邊就會有壓力不斷出現，精神爽利時沒事，但一旦失戀、或出問題，就會辛苦。

郭：你是很少懷疑自己的？

覃：我常懷疑自己。跟人討論，我其實常說「我這樣想可能有問題」，唯有在這過程中，信念才會變得強大。我中學有玩辯論，後來很不喜歡，因發現只志在贏，而不在真理。人大了發現最大的心魔就是ego，我接受自己是錯的。

郭：你家人對你沒有什麼意見？

覃：當然有，所以很少回家。現在多了少許，人大了跟父母關係也有變化。

左翼起點：工場那盞大光燈

郭：你左翼的起點在哪裡？

覃：回想是中學一次工作經歷種下的。那時一份工也沒返過，覺得不應這樣，但又不齒單純「返吓工攞經驗」那種說法，心想不是所有工都有經驗的，你去行山都有經驗，這根本是邏輯謬誤。然後到A Level的暑假，碰巧有個家境有點壓力的同學說，元朗有間染布廠請散工，夜更，返晚七朝七，包飯。

郭：應可滿足你的幻想。

覃：哈沒錯，一返就要返最變態的。食飯時完全無人說話，人人吃極多，因太餓。我和同學負責捲布機，當見到染好的布匹旁有marking，便按停機，剪布入袋。問題是機旁有盞太陽一樣的光燈，看marking時要直望，眼都盲。印象最深是常想合起雙眼，那光太誇張，而我本身很憎光——小時愛天文，看星要暗。我從沒試過可連續返兩天，因太累了，便想這是什麼生活 ？過程中明白人工作為何要偷懶，同學不斷提醒，Cham，不要做得太快，因深夜沒監工，他說返多些工你就明。我肯定工廠有許多違法東西，例如有一個負責染布的長工，勞工假和紅假都不能放，連續四個月，一天也沒放假。那時只想：一定不要這樣生活。

還記得這畫面：黑雨，早上放工和同學離開工廠，已開了傘，但雨太大，全身濕透。回頭一看，整條路是藍色的——染料都沾在身上。於是想起那個長工，怎會不短命十年？那些都是化學品。你可想像對一個從不憂柴憂米、只追求知性的高中生，這是什麼經歷？我後來想政治問題也多了一點理解。工廠這些人不去投票，不參與政治，你批評他們政治冷感？抑或是你的社會制度有根本問題？

郭：大學之後如何？

覃：在中大雖然也讀了些馬克思，但要到畢業到英國讀碩士時才真正接觸，如Socialist Worker Party，每年有馬克思節，大開眼界，對傳統的哲學思考愈來愈不感興趣。碩士還在寫自由主義的東西，但太痛苦，我總無法逼自己完成自覺沒意思的事，也對自由主義和John Rawls有很大質疑，結果學位沒完成，當然有拙敗感，本想走學術路，但現在怎辦呢？後來回中大再讀一次碩士，再沒畢業。我有信心自己才智上可應付，但仍然是性格弱點，知道是不想將時間放在論文，覺得那些抽象思考跟改變社會太割離，想把時間放在直接政治行動。當然，知性思考和社會行動並不對立，現在的政治行動往往最缺抽象和整體的思考。

但無論如何，那時便逐步抽離於純知性的興趣，最終更不想處身在學院，因知道環境會塑造我的性格。

郭：有沒有一個跨越階級的幻想或困難？

覃：這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身為左翼，心中有改變社會的計劃或想像。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已成功，所有東西都平等，我可能會走學院路。既然現實不是，就覺得必須身處改變社會的前線，這裡有不同位置，但總之不能站得太後。畢業後做了多年《中大學生報》職員，雖然也影響到新進來的大學生，令他們對左翼有認識，但不甘心只在這位置，知性上太悶了，自己不斷進步，不想太重複。「夜貓」比較接近，但更希望是辦一份左翼雜誌，既關於香港，也有國際部份，結合理論、抽象分析和宏觀策略，參考對象是美國左翼雜誌Jacobin，因為香港的左翼的基礎實在太淺薄了。

第二個問題，是我享受在一個相對貧窮的狀態，雖然那會有生活壓力，但我覺得這樣比較貼近群眾，因世上大部份人也是這樣。

郭：但分別會否是你有選擇，他們沒有？很記得Ken Loach的 “Bread and Roses”那個由Adrian Brody飾演的工會領袖，大學生出身，有餘裕。你看過？

覃：看過。講他去跟工人搞工會。

郭：我覺得任何低手一點的導演，都會忍不住嘲諷Brody，但Ken Loach沒有，或很輕微，只拍他房內貼著張巨型馬克思海報。但知識份子跟被迫返工廠的低下層之間的分別，你有否想過？

覃：還未有機會。我不是可以做這種組織的人，不喜歡也不擅長跟陌生人說話，因大部份的對話都無聊。我其實是個孤僻的人。曾有這慘痛經驗：有次罷工我去了支持，天天跟工友傾計，到第三天他終於跟我談多些。同日有些新朋友也來支持，那工友立即嗶哩吧啦跟她們說話，哈，那刻真是沮喪。

超越George Orwell

郭：但這性格跟你要做的事有沒有矛盾？

覃：你看George Orwell也要面對這問題。看過他採訪工人的Road to Wigan Pier?

郭：看過。記得他寫工人很臭。結果資助他的左傾出版社很有意見，幾乎出不成。

覃：他對工人階級那樣傾慕，中產性格卻令他做不到。但他又會去打西班牙內戰，對整個revolutionary politics、由工人階級支持的整套理論並無質疑。但因為出身，生活上就是不能和工人打成一片。

郭：你接近他？

覃：我覺得我超越了Orwell。最少比他走多了幾步。基本問題當然還在，屋太小會辛苦，因不慣，但許多積習和感受世界的方式，經過長年累月都給我硬生生扭轉了。例如以前對說話不清晰的人，很快反感。但說話sharp和decent，隱隱然是中產價值，最諷刺的是，I am good at those，有極多資源做最好的中產。

無產階級就是不出賣勞動就要面對極大生活壓力，如我現在。做「夜貓」的都是義工，想向人說資本主義是個血腥制度，為利潤不惜一切，但也會想起自己戶口的錢越來越少，偶爾會想應該吃少一頓飯，而且我有痛風，有時又想是否應花點錢看私家。我沒覺得生活特別艱辛，畢竟已不用供養父母，但當然也會想身體這樣，又窮，老來不知怎過。我雖然沒停下，但這些焦慮會不斷徘徊、累積。不過很多人都在經歷同樣的掙扎，窮人健康差些也正常，但可能只有少數人在想整個左翼運動，或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的問題而已。

你問我想不想有大點的屋？想。吃好些？想。那沒問題，社會主義希望人類解放，不是大家一樣慘，而是一樣富足。問題是中產價值裡附帶的判斷許多都錯，令人沒法安貧樂道，因不自覺會對貧窮有極大抗拒。我不是追求貧窮，而是希望跟在華仁影響過我、讓我明白什麼叫委身的耶穌會神父的Father Naylor一樣，be with the poor。馬克思也要有恩格斯接濟，只是我不想做恩格斯。

郭：有什麼還是戒不掉？

覃：可能是對流行文化中庸俗部分的抗拒，有段時間因此狂看港產爛片。不過現在最觸動我的音樂，沒辦法，仍然是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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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俊基，左翼網媒「夜貓」編輯，「左翼廿一」成員。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