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麵,楊東龍說不如散散步,誰知一散就從堅尼地城散到中環。夜深的西區很靜,說起文革,他說那時小學四年班,一個姓葉的老師覺得他太靜,無端來家訪,父親有點擔心。老師見枱上放滿畫,父親說,東龍畫的,自學。老師說,畫得好,便把原先負責的宣傳畫工作交給他,自己走去玩,東龍於是把政治口號照抄到畫上,到中學也不用怎樣讀書,繼續這樣畫畫,說笑在動盪時勢,仍有畫畫這個小世界可貫徹自我中心的性格。
初次跟東龍聊天是五年前,在他上環的畫展,緣於他《阿公岩一》裡那個坐井觀天一般的女人。因他畫裡那種視點並置好像「錯」了的畫法饒富趣味,此後在街上偶見空間感怪異的地方,便跟華欣說:「好楊東龍」。月初某周日在灣仔富德樓看他的畫展《切割.共時》,在十四樓艺鵠書店碰巧見他坐在一角,打招呼,他問我是否沒再寫東西。啊?解釋了,約定找晚到他堅尼地城的工作室聊天。
那晚談起他畫裡的緊與鬆,他從書架拿下一本Velazquez畫冊,說這個巴洛克畫家畫得真鬆,「好似用好長的筆來畫」,局部近看覺得隨心,一離遠看全幅,「嘩,那麼準」。談得更久的是生活問題。問他知否怎樣的畫更易賣出,他說很清楚,譬如今次畫展他知道最易賣的果然先賣出,《黑雨》會有人喜歡,不過太大幅便難賣,也會貴,「但我就只畫這張,放了時間和生命,為何遷就香港人住得小?哈哈。」另一幅《臭草花》也難賣,他說只要船身地板油成灰綠,色調和諧了便好看,偏偏「跟自己過唔去」,因這樣的話灰綠的顏料意義就不大,才想做些不舒服的東西,油成鏽紅色,而且地板的紋本來畫得仔細,後來卻用顏料一層層塗蓋,畫面也讓人看到這塗改的過程,可能很大問題,又好像有點意思,他說自己也不肯定,但藝術就要有這種「未見過」,有人令他發生。
這並非不愁衣食的風涼話。他一樣擔心生活,強調自己好實際。但聽到他定價的方法不禁大笑。「用油漆工的日薪來計,千幾元一工,我畫了三個月。不過油漆工可兩手空空去,不用買料,不用租工作室。」油漆工不是說笑。零三年經濟不好,東龍一度轉行,油牆和天花,常要趕工,少休息,最後頸椎出問題,不能開工。「寫了封信給Debra Little,她喜歡我的畫,有時會買,但不是為了這個,而是她做室內設計,想知有否沒那麼『廠』的工作可做。我沒儲蓄,她聽了,覺得問題嚴重,好大口氣地說:唔駛驚,我帶些朋友一人買一張走。」
東龍輾轉還找了她做代理,「她也不肯定是否想做畫廊,便看看可做些什麼」,結果她在上環租了個地方,除展出東龍的畫,也賣些舊傢俬。「我知道畫廊有一套計算方法,年資、有多國際性等,但我不想這樣,因大家都係油東西。另一重意義則是跟生活勾掛,我未聽過油漆工餓死,沒工開就有。」
東龍輾轉還找了她做代理,「她也不肯定是否想做畫廊,便看看可做些什麼」,結果她在上環租了個地方,除展出東龍的畫,也賣些舊傢俬。「我知道畫廊有一套計算方法,年資、有多國際性等,但我不想這樣,因大家都係油東西。另一重意義則是跟生活勾掛,我未聽過油漆工餓死,沒工開就有。」
代理先前離港回國,東龍暫時又不想入畫廊,也想搞清楚藝術圏的生態:「問題是藝術團運作太完整了,有一切規律,不會甩啞,常聽到學生還未畢業畫廊已mark住幾個,再將藝術家分類,有新晉有資深,知道怎針對藝術市場、找買家,反過來買家也有自己想法,其實好得人驚,藝術欣賞這件事可以不見了。」於是他去訪問幾個不同崗位的人,碰巧ACO的馮美華也在想類近問題,一拍即合。「正路當然是經畫廊接觸國際,但我總覺得我在香港畫畫,對這地方有責任,好像電影首映,你選在哪裡做是重要的,以前有畫廊找代理傾過,我一定要先在香港展,畫廊很難接受。」
那責任是什麼?「跟我一起在這裡生活的人感覺會不同,我想盡快給他們看,我的畫雖沒什麼大不了,但一定有些東西有意思,接觸到,可能影響他們的創作,那人不一定是畫畫的。跨地域也會發生,只不過我偏心香港。」談到大家餓了,工作室的掛牆時鐘再次叮噹,東龍問,去吃碗麵?
那責任是什麼?「跟我一起在這裡生活的人感覺會不同,我想盡快給他們看,我的畫雖沒什麼大不了,但一定有些東西有意思,接觸到,可能影響他們的創作,那人不一定是畫畫的。跨地域也會發生,只不過我偏心香港。」談到大家餓了,工作室的掛牆時鐘再次叮噹,東龍問,去吃碗麵?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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