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邊奧威爾，右邊甘伏
下周本來跟我很欣賞的「好青年荼毒室」成員鹽叔在富德樓「獨立出版迷你書展」對談，主題是「偏門嘢」，打算對應獨立書展談些冷門孤僻的東西，活動雖因疫延期，但癮起了，便趁機重溫一本偏門書，緣於去年的東京旅行；疫前時空，恍如隔世。
那晚華欣想到新宿的Infoshop “IRA”(不是愛爾蘭共和軍，而是Irregular Rhythm Asylum簡稱)看看，參加那裡定期舉行的集體版畫創作。那是一幢大廈的三樓，入門即見各種貼紙、標語和DIY獨立刊物，雜亂得有生命力。但我不想假裝對勞作充滿興趣，很快在旁邊梳化睡著，醒來他們仍未做完，已有人煮好簡便晚飯同吃。無功白食不好，付錢又太古怪，飯後便到書架看看能否買書支持，見其中一本封面大字寫著 “George Orwell and Alex Comfort”。
奧威爾我喜歡，算熟悉，但後面這位甘伏是誰？不知道。書在一八年出版，作者Eric Laursen我沒聽過，但書題《站在一旁的義務》（The Duty to Stand Aside）似乎有趣，就這本，旅途上慢慢看，驚歎這麼小的題目也有人用心研究。
甘伏原來是個英國科學家和醫生，最著名是七十年代寫過一本叫The Joy of Sex的性手冊，教人行房種種。 但這都不是他在這書的角色。時空定在四十年代初，二戰未完，他廿歲出頭，讀醫之餘也愛寫小說和詩。此時奧威爾還未寫《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因身體太差無法參軍，正在BBC電台做文化節目，向印度聽眾推廣英國文學，讀讀詩，屬軟性政治宣傳。
奧威爾不喜甘伏的小說，喜其詩，常在節目介紹，看來一切安好。但不，甘伏不在戰場，不單因左手年少時受煙花所傷缺了三根指頭，也因他是個無政府和平主義者（anarcho-pacifist)，認為人應從國家獨立出來，徹底反戰。問題是希特拉來了，應怎樣？甘伏的立場是貫徹理念站在一旁，集體抗命，也不滿奧威爾由本來撰文反戰、教人提防政治宣傳，終變成國家擁護者、走進制度之內。相反，奧威爾認為時勢如此，和平主義等於親法西斯，不反希特拉的都在支持他。
奧威爾和甘伏這場小論戰，先是靠寫小說評論和公開書信，後來竟是寫詩！四三年，甘伏用筆名寫了首一百二十行的長詩暗諷邱吉爾、BBC和參加政治宣傳的作家，卻明顯放過賞識其詩才的奧威爾。但兩周後奧威爾還是公開回應，用上相同的長詩體裁，其中一句說「你雙手乾淨，彼拉多亦然」（Your hands are clean, and so were Pontius Pilate’s)，所指甚明。
但二人並未因此交惡，奧威爾在信中繼續稱讚甘伏的詩，後來到雜誌Tribune任編輯，還邀請甘伏寫諷刺詩。四五年他們終於見面，二戰並未如奧威爾想像，為英國帶來社會主義式變革，「國家」倒日益強大，隱隱應驗甘伏的警告，這影響到《一九八四》的內容嗎？沒證據，但作者有意在此留白。故事尚未結束，峰迴路轉，奧威爾在四九年記下「奧威爾名單」（Orwell’s List），將他懷疑是地下共產黨員或同路人的名字交給英國外交部，雖然名單意義常被扭曲（有興趣可參拙文〈奧威爾是告密者？〉），但重點是除蕭柏納、差利卓別靈和導演奧遜威爾斯等，甘伏名字也在其上，簡介包括「反英」、「親德」和「親獨裁」，最後卻是反高潮的「很有才華」。這背後是何心態？
《站在一旁的義務》的關懷可算另類，提供嶄新角度理解奧威爾和二戰，作者相對同情甘伏，在前言已質疑二戰是否真如一般理解的“Good War”，抑或加強了國家對人的宰制。同意與否也好，至少這非主流的稜角能展示獨立出版的精神，不在IRA那種地方也不易碰上。書末附出版社AK Press簡介，自言是世上最多產的無政府出版社，全由工人運作，民主管理，沒老闆、沒經理、沒廢話。
好奇之下到其網址，「常見問題」一版最見性格。問：會送書到監獄嗎？答：每天。但我更喜歡以下這題。問：如我對無政府主義有高深但只得自己明白的主張，很想找你們辯論，應把問題傳給誰？答：請勿。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八日
附錄：〈奧威爾是告密者？〉
〈奧威爾的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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