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寫基阿魯斯達米的《五》和《十》，提到這個伊朗導演不斷思考如何減少減慢。藝術有時是如繪畫的增多，有時卻是減少，例如雕刻。將這增多與減少、繪畫與雕刻對舉，因為他們與俄羅斯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以及他於一九六六年拍成的《魯布烈夫》（Andrei Rublev)尤其相關。
悵望千秋，生平只拍了七部長片的塔可夫斯基，以魯布烈夫這個十五世紀的俄國畫家為題，所為何事？蕭條異代，前者為電影創作而流落異鄉，後者卻因種種困阨而四顧茫然。碰巧，二人的名字都是Andrie。人與人、物與物之間的聯繫，有時就是如此幽渺，何況塔可夫斯基還常強調，他不是導演，是詩人；揭隱發微，截彎取直。
既是如此，表象就不重要了。所以他才會在其電影筆記《雕刻時光》(Sculpting In Time)裏如是說：
我對劇情的發展與事件的扣連不感興趣，他們於我的電影裏面也愈來愈不重要。我有興趣的一直是人物的內在世界。對我來說，最自然的莫過於走進可以揭示主角人生觀的心理活動，以及構成他的精神世界那些文學與文化傳統。
順帶一提，陳麗貴與李泳泉的中譯本把此段的 “attitude to life”譯做「生活態度」、 “spiritual world”譯做「心靈世界」，似乎都未夠準確。這裡分別譯了做人生觀與精神世界，因為二者都是塔可夫斯基電影的關鍵，不能輕輕帶過。
相對而言，《魯布烈夫》算是他七部電影裏頭故事線較為明確的一部。籠統地說，電影展示了不同的藝術家，如何在動盪的時勢中取捨抉擇。有人沉深好書，有人爭名逐利，魯布烈布不過是這許多藝術家之一：由最初的躍躍欲試，到中段的懷疑與徬徨，繼而失落退卻，最終因旁觀男童為教堂鑄鐘之過程而得啟悟，成就不朽的畫作。臨尾的對白，全因先前的半生經歷而別有意味，竟是愈簡明而愈深刻：「你鑄鐘，我畫畫」。
在這用捨行藏的探索以外，《魯布烈夫》之所以好看，正正在於「眼前所見」。導演在《雕刻時光》反覆申明，他不怎樣喜歡象徵，也別問他電影中的常出現的馬和雨代表什麼。電影之美，有時不在背後意義，相反恰恰就在目前。他在〈烙印時光〉一章舉了黑澤明的《七武士》為例：武士的盔甲不及大腿，都因雨中的戰鬥而沾滿泥濘。突然一人倒下、死亡，眼前所見，是他腳上的泥濘漸漸給雨水沖走，然後慢慢露出一片大理石般的雪白。這就是畫面了，不涉象徵，好看。
《魯布烈夫》開首不久關於俳優的幾個畫面，就尤其令人眼前一亮。主角與兩同伴從修道院離開，途上遇雨，狼狽走進一農村的穀倉暫避。俳優正與村民互尋開心，順道嘲弄一下權力獨大的教會，對剛進來的這三個僧侣不很友善。倦極無聊，大家坐著無話，唯有三人之一的基維爾在小氣窗前，語帶鄙夷地說：「上帝派來了神父，魔鬼則派來俳優」。之後，鏡頭就緩緩原地轉了一圈，一個接一個掃過村民的面容，都各安其份，然後又回到小氣窗前，一鏡直落，但此時基維爾已經不在。魯布烈夫從氣窗望出去，似有人在互通消息。
轉瞬間，士兵闖進，欲拿俳優。他站起的一刻，竟有陽光從屋頂滲進，剛好打在他身上。畫面本身，好像已在回應消失了的基維爾剛才那種輕蔑。這幾個鏡頭，反覆重看，還是覺得匠心獨運，好看得不得了。過了一會，三人離去，先後在前景走過，幾個士兵卻領著給打暈了的俳優在一河之隔的遠景離開。十年之後再相遇時，俳優、魯布烈夫與基維爾，都各已經歷了只有自己知道的辛酸，足證人生實難。
魯布烈夫遇到的一大困惑，正是「藝術家的責任」。受顧為教堂繪畫壁畫，題目是「最後的審判」，他遲疑良久，不想這樣運用繪畫的天才嚇唬平民，不想增添藝術成了增添苦痛。藝術是什麼？他不斷思考。一度全然放棄，拒絕再畫，最終因看見男童造鐘的幽渺神秘才靈光一閃，重新上路。
「藝術家的責任」其實是《雕刻時光》的其中一章，沉重認真，只因責無旁貸。書題所以叫做《雕刻時光》，因為塔可夫斯基覺得電影到底是種時間的藝術。我不想簡化他用了一本書來討論的內容，但必須強調，這時間牽涉道德考量與真理探尋。人的一生，於他而言，就是那人能用來明白人的存在的時間總和。電影導演則以時間和生命為素材，運斤成風，減去多餘的，就成了作品。而導演的責任，就在幫助觀眾感受時間，以及讓他們尋回失落的時間，結果是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為人服務。
想深一層，一九六六年，不就是我們開始有組織地摧毀自己的歷史、文化、藝術和人命的一年？陰差陽錯，受了同一套思想影響的他方，那年卻有這麼一個藝術家，在審查與困難之中，為自己的歷史文化與藝術傳統正本清源，用兩個Andrei的生命，思考取捨抉擇、人生觀與精神世界的意義。再想深一層，雖然這種種意義在香港常常被人忘卻，但連日見人因為反高鐵的社會公義奔走勞碌，就覺得感動。我們應當如何取捨抉擇？今天下午，立法會見。
《信報》二００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二００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是第一次大規模的反高鐵集會，下午包圍立法會。
文章刊出時，最後的「今天下午，立法會見」八字不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