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September 28, 2020

上大學


 












年青朋友P剛上大學,雖仍只是網課,一切卻那麼新鮮:「有時tutorial,其他同學唔開cam又唔肯講嘢,我自己戇居居係度講,最弊係講講下就九唔搭八,根本未諗清楚,但我唔講完全無人講,唔想冷場就要瘋狂獻醜。」我說:「我到做緊tutor都成日唔知自己在講咩,好黐線。」然後跟他說了以下這個荒唐故事。


不知哪來的勇氣,在沒副修且成績差的情況下,中文系畢業後我去了報考英文系研究院,交表前一晚覺得太渺茫,想過還是放棄,卻在崇基圖書館偶遇一位朋友。她說交吧,也可能只是隨便說,但因此就交了。最後竟然收錄。開頭一直覺得騙了人,想來想去想不到取錄原因,像個謎,最後索性認為,應是他們不可全收女學生,無論如何要找個男的。後來才知道這情緒在研究院(尤其歐美名牌大學)頗常見,叫「冒名頂替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總覺得自己是冒牌貨,只恐怕露出馬腳給人告發。


這樣白撞進英文系,心理壓力不少。碩士班一位同學不單母語是英文、還要剛從耶魯英文系畢業過來,而英文系學生不少從名校上來,私下甚至用英文交談,開口很自然就“Oh Gosh”。更大問題是導修,三年級學生修讀過的英文系學科是我幾倍,應由他們教我才對,但無論如何,第一學期總算捱過。


第二年問題來了。學系安排我擔任「風格學」(Stylistics)助教,老師是臨近退休的彼得,在飯堂看書時偶爾大笑,笑聲之大之久常令旁人側目。他出名博聞彊記,上課常跑野馬,突然又會代入莎劇七情上面說台詞,或一段段地背詩——他有次在讀書會說晦澀的Finnegans Wake,中途竟把書合上,閉眼背了一版出來。但現實不如電影,不提供字幕,那時又未興帶電腦上課,我當然完全跟不上。雖然Mick Short的教科書很有用,我在那門課的得益結果也是兩年來最多,但聽不明,怎教人?


老師想到辦法:私人補習。每周我上導修前一小時,就去他辦公室聽他說。但他那一小時的狀態跟他上課差不多,依舊旁徵博引,且因他座位背光,一團黑影在諗些我沒全聽懂的文字,每周一回,像宗教儀式。不止一次,他太投入忘掉時間,我不好意思截停他,只默默在對人類記憶力和知識浩瀚的讚歎之中,計算跑步速度——他每多說五分鐘,我跑去課室的時間便少五分鐘,須用雙倍腳力追回。


每次都跑上課室,又在進課室前放慢腳步,若無其事。那時常想起有一期《老夫子》說,老夫子返夜學學英文,早上便趾氣高洋教小朋友。但他好歹能先睡一覺。我只有從馮景禧樓出來那一段路,太趕,莫說消化,記住重點都難,不知在導修語無倫次到什麼地步。同學們最後好像沒發現異樣,也可能是仁慈,哀矜勿喜,看見流汗的馬腳也沒說穿吧。


但有一次很奇怪,在老師的沉吟中我也像中了魔咒忘掉時間,一看錶,導修已開始十分鐘,跑去課室最少要另外十分鐘。大驚,老師倒極其緩慢溫文地說:“It happens. This kind of thing happens.”(「世事就是這樣。」)然後看著我奪門而去。那十幾個一小時加起來,最記得便是他這句話。


如果真有什麼啟示,這片段令我知道,世界有時並沒什麼道理可言,很隨機,又有點胡混,而當年的大學環境尚有點自由讓人跌跌碰碰,摸出門路。我最後傳了一篇文章給年青的P,是覃俊基寫他初上大學的〈草帽〉,大學很大,他常迷路又怕曬,最後找來一頂大草帽,一切頓時昏暗起來,也在這遮蔽中活出自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愉悅地切割著這個世界。」


想起老師樊善標曾寫道:「的確有一個大而熱鬧的大學,雖然我的大學又小又寂寞的。」目下大學倒愈來愈小,圍牆愈來愈多,希望P和他暫時不出聲的同學,最少能盡量保持心靈的廣大完整。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零二零年九月廿六日

Sunday, September 13, 2020

有血有肉的名字

 















一個和理非,可如何寫詩紀念他不認同的勇武派,怎樣寫賤人情敵英勇犧牲?康廷早前找我到荼毒室介紹英文詩,我選了幾首,最後以愛爾蘭詩人葉慈(W.B.Yeats)的“Easter, 1916”收結,寫一九一六年「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去年聽詩人朋友TimTim提起此詩,重讀時別有體會,那天就是用上面這問題引入。

和理非的比附當然簡化,但整個愛爾蘭獨立運動最出名的詩就是葉慈這首,卻非單純歌頌,反而充滿距離和質疑。一戰初起,英國答應戰爭結束即予愛爾蘭自治(Home Rule)。可信嗎?一九一六年葉慈剛年屆五十,認為值得等待,勇武派卻覺得時間對了,趁機起義,佔領都柏林郵政總局,六日後被英國震壓,幾十人死,十六人被處決。

葉慈長年迷戀的繆斯慕崗(Maud Gonne)積極參與政治運動,早年已幾度拒絕他求婚,還嫁予勇武派的麥拜(John MacBride),但一年後分開,據說麥拜曾性侵慕崗與前夫所生的十一歲女兒易素(Iseult Gonne),葉慈對麥拜的憎恨可想而知。有這背景,就更易感受“Easter, 1916”的張力:有一堆人為葉慈不認同的策略付出沉重代價,或監禁,或壯烈犧牲,包括那情敵。


詩分四段,開始已將「我」與「他們」分開,不是同一伙,認識,日落有時在酒吧碰面,不過說些禮貌的廢話或嘲笑。在這庸常生活中,最後卻說:“All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一切都變了,矛盾的「可怖」跟「美」給統一起來,他們果然在復活節由死而生。


第二段將他們還原為獨一無二的人,此刻仍沒名字,“That woman”指貴族出身的Constance Markievicz,晚上跟人論辯到聲都尖了,但曾有甜美聲線,曾如此年青、美麗、奔放。葉慈並非造神,否則不會說她白天就虛耗在無知的善意中。第二位曾辦學校,正是在郵局外宣讀獨立宣言的起義領袖Patrick Pearse,推動被英國打壓的愛爾蘭語復興運動,終被處決。第三位寫詩,葉慈認為以其敏感繼續寫下去或會成名,現在也死掉。最後的 “This other man”就是情敵麥拜,虛榮的醉酒鬼,做過極壞勾當,但也把他記下來,因他也被轉化。


第三段把鏡頭移到野外,眾多的心有同一目的,中魔法般成了頑石,堅毅不屈。“To trouble the living stream”一句很奇特,通常是流變干擾平靜,這裡相反,頑石以其不變令日常生活變得突兀,唯有他,在瞬息萬變的生機中不為所動。但第四段旋即說,石頭的意思也可改變,當犠牲太長久,人心也會變得如石冷漠吧。


葉慈接著連問幾個問題:犧牲要到何時才足夠?只有天知道。人可做的極渺小,只能沉吟一個又一個名字。那場死亡是多餘嗎?葉慈在起義後數月單是寫出這句話也需勇氣,還要補充「英國可能守信」,可想見勇武派讀到這兩句的反感。他繼續問:若過度的愛把他們迷惑至死又如何?句中這 “excess of love”譯做廣東話,不就是「我哋真係好X鍾意」,同時認定其被迷惑,接著實踐諾言,將各人名字一一寫進詩中,“MacDonagh and MacBride/ And Connolly and Pearse”,即前述詩人、情敵、學校創辦人等,全部有血有肉。


復活節起義後不久,葉慈再度向新寡的慕崗求婚,再次失敗——葉慈待易素(Iseult)稍長轉移向她求婚,同樣失敗。 “Easter, 1916”在起義數月後寫成,葉慈一直沒公開發表,給慕崗看,她即反駁:犧牲從未令心變成石頭,只使人變得不朽,提昇到上帝的境域。一九一九年愛爾蘭獨立戰開始,葉慈在一九二零年終於發表詩作,藝術家可做的就只有紀念,記下每一個“MacDonagh and MacBride/ And Connolly and Pearse”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