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時與此獨無緣

插圖：Wilson Tsang

那是「翰墨軒」的寫字樓，在銅鑼灣一幢舊式大廈二樓，走上去的樓梯頗別致。在門口的書架一下就找到了《臺靜農詩集》，見旁邊還放著一排排書畫冊，當然不會買，在圖書館借來借去又嫌重，接待小姐似乎不會理我，便坐下逐本翻。其中《四妙堂藏中國近代名家書畫》，有齊白石一幅〈書卷〉，只隨意畫了本線裝書，一行題字：「少時與此獨無緣」。哈哈笑了出來。接待小姐抬抬頭。

黎佩芬來電提起，才知道周日是「世界閱讀日」。想了想，與其談書，不如寫寫自己的閱讀經歷。此生頭二十年，書就是教科書，讀書當然只為考試。由少時與書獨無緣，到今天會寫文章談閱讀，已移居加拿大的母親，一定最覺得荒謬。

從小到大，母親都擔心我讀書不成。中三學期末，學校有淘汰試，考二百以後的都給踢走。結果我考一百九十六，沒事，捱了兩年，到中五開學不久，知道會考成績差，找學校又要填表又要影證件相又要用鉸剪膠水剪剪貼貼，想起就煩，心中一驚，覺得應暫別NBA、《男兒當入樽》和籃球場，《至Goal無敵》、「實況足球」和足球場，把考試當成唯一戰場。

書桌

母親見我用心，大概覺得終於良心發現，安慰之餘，認為我在家中應有一個溫書的地方。家不大，連阿嫲和伯父住了六人，電視當然佔據正中， 我沒房間，母親覺得唯有近大門處放雜物櫃的地方不對著電視，有天又在樓下傢俬舖看見上身是櫃、下身拉出是書桌的蔗渣板組合，書桌不用時也可摺起省地方，便落訂。父親沒說什麼，只是書桌來了，跟我一起把舊雜物櫃抬到垃圾站，放下時輕輕說了一句：「仲咁新淨，真浪費」。

那是「改善生活」與「節儉生活」的對揚，各有各偉大，只是有時並不相容。安置書桌後發現，不相容的，還有溫習的安靜，與日常的吵鬧。書桌離電視還是太近了，阿嫲的主要活動又是邊坐著晃動身體邊看電視。我很小就明白，地少人多，單是聲量，已不知可製造多少麻煩。母親常頭痛和失眠，偏偏阿嫲又有點撞聾，早就注定了無可挽救的婆媳糾紛。阿嫲是用柴生火一代的人，懂得用遙控把電視音量降低，本來已很神奇，但電視聲音太小，她其實聽不到，總不能只看著公仔走來走去。碰巧，那時知道有幾個同學會到牛池灣圖書館的自修室，而且其中一個很美，周六日便跟著一起去。

自修室

牛池灣圖書館設計有點怪，成人圖書館在六樓，但須先乘升降機到五樓的兒童圖書館，再上一層樓梯。自修室也在六樓，但跟成人圖書館以玻璃相隔。或為了使自修的人不如動物一樣給小孩觀看騷擾，離地約一米半是磨沙玻璃，看不透，那自修室於是一直帶點神秘，如練武的山洞。

初進自修室，肯定曾被那規模和安靜震懾﹣﹣啊，這就是會考了。跟家中書桌面壁的侷促相反，自修室如此開揚，擱著幾十張長木桌，放著那麼多補習筆記、螢光筆、計數機，而且有種自為的秩序，靠一點點互相監視和想像裡的比併，維持陌生人之間的專注。初期要提早排隊霸位，後來則好像有固定編號。有時悶了，就走到下一層又走上一層，到不過在旁邊的成人圖書館亂逛。印象中，那裡僅有的十來個座位，總坐滿了彷彿會把當日所有報章讀完才回家的老伯。是那時知道了陶傑和張五常。

閒日則留在家中書桌。阿嫲早睡，晚上可關掉電視。父親的基地是露台，那裡有另一部電視，他知我溫習就會戴上聽筒，翻看錄好的三線劇集，偶爾傳來大笑聲——以前的無線劇還能令人發笑。有時天未光早起溫習，聽見阿嫲起床就緊張，因她總是忘了太早要小聲點，一開口就驚醒母親。我多麼渴望自己是透明的，不用趕在她開口說「嘩細佬，又咁早起身」前，便把食指豎在嘴前「殊～～」地提醒她。有幾次好像是已醒來，待在床上，聽見她已出門晨運才起來。大了怕嘈吵，常希望可隱形，不知跟這些點滴有多大關係。

如是者，生活也真簡單，目標只是考試，單一又功利，卻是人生首次感到如此專心，如同賽道上加了眼罩的馬匹，看不到兩旁風景，只知衝線了，就可暫時解脫。那幾份尚未有人看見的會考試卷，就這樣佔據多少人的生活想像，如此神秘，卻從開考的一刻開始，一分一秒失去意義，尚餘半小時，尚餘十五分鐘，到考試時間結束停筆的一刻，便只餘下past paper的文獻價值，放在圖書館，年復年成為金庸和旅遊攻略以外最常給人借閱的書籍。

放榜

放榜了。在禮堂一排排坐著，成績單從前面派到後面，坐得後，還未拿到已聽見鬼叫的哭聲，斜前方鄰班一位向來被人欺負的男同學，則把拳握緊一收，同時大聲地「Yes！」，然後另一手捏凹了桌上剛喝完的可樂罐。後來才知道他只有五分。

輪到我。一看，十七分，好了，不用找學校。借了誰的電話打回家，跟母親逐科報告。晚上回家才知道，因在電話後的家姐發現各科加起來總分不對，她和母親一度懷疑我考得太差，隨便說個分數騙她們，不知收線後她們還說過什麼。原來我看錯了「最好五科」一欄，應計最好六科才是，又借了誰的電話打回家澄清。一起去自修室的同學沒一個有十四分，升不到中六，大半年工夫，頓成泡影。

單車

捱上了中六，有個風和日麗的周六早上，臨時跟幾個同學去了中大開放日，不如今日的萬人空巷，校園導賞團也只十來人。中途給帶到外牆有攀藤的四合院式宿舍參觀，其中一間房，兩邊是對稱的書桌和床，陽光從窗外灑進，頭頂還吊了一部單車。這就是生活！是那房間，那單車，令我覺得無論如何要考上去，那兩年看得最多的就是「雞精書」和「天書」，更常早起床，跟阿嫲建立更多手語的溝通。結果幸運地考上了，卻發現根本沒人那樣掛單車，都放外面就算，開放日那個可能是示範單位。

因著這樣無聊的原因又過一關，進了大學，倒真遇到令人大開眼界的老師和同學，曾想過餘生工作，要是能躲起來校勘幾本古籍，於願已足。不計小學看何紫，中學看漫畫，真正會看看書，就是在這時開始，頭二十年符碌地混過七八九十個考試，沒陣亡，才終於開始——也不一定是教育制度的錯，無緣就是無緣。

大了能讀書，長知識還在其次，最慶幸是偶有那渾忘時空的體驗：圖書館原來要關門了。還在地鐵。天快亮了。已到太空。讀了深刻的書，世界總微微鬆動，遠二寸闊一分，對生活未必有實質影響，卻總使我想起豐子愷那幅用了東坡句的畫：「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清幽的花，何妨繼續留在彼岸，回來時能拿一枝半葉遮遮風雨，便又是新的一天。

吃橙

到了今日，讀書之外還教書，眼見外面有外面的紛亂，香港有香港的苦悶，炸彈與自殺新聞好像梅花間竹，只有不審慎的人才樂觀。面前這些十六七歲的學生，跟當年幾乎給學校踼走的自己年齡相約，有的生活和讀書壓力都大，放學還要返工；有的則把壓力和動力一併取消，會繼續上學已經不錯，難看見前面的希望。幾多人自覺一事無成，世界畢竟太野蠻不體貼，彷彿反應慢點或不幸點就會隨時淹沒。

說看書有助擴闊眼界和想像，認識人和自己在世界的位置，當然對，但盲目吹噓閱讀多好，對根本沒空或與書無緣的人而言，也可以是奢侈又離身的事，只徒添憎厭或自卑。有時不小心這樣壓了人，想起就覺得不應該。

然則「世界閱讀日」又有何意義呢？退一百步想，閱讀說不定像吃橙，好味、便宜、有益，喜歡吃橙的人都知道，但世上就是有人不吃橙。都是緣分。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4月23日

但愛鱸魚美－－兩種漁民電影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 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裡。」

                                                                                   － 范仲淹〈江上漁者〉

家族是水上人，阿爺與父親皆揸船過活，阿嫲喜歡把魚「醃鹹鮮」，大人都懂得吃多骨的魚毛，能啃魚頭，也會吃街外不常見卻好味的「懵仔魚」。到今日親戚相聚，仍常常提起當年在艇如何艱難。

「自主映室」五月將放映兩部電影，都關乎漁民。舊的一部，是意大利導演羅西尼里(Roberto Rossellini)1950年的《火山邊緣之戀》（Stromboli），最近重看，感覺稍異於從前。新的是香港導演馬智恆籌備四年的紀錄片《岸上漁歌》，有機會先看了，是有心的佳作。兩部電影性質固然不同，但相通之處或許是：我們如何與過去共存。

卡蓮的處境

數年前初看《火山邊緣之戀》，除被漁民圍捕吞拿魚的一幕紀實所震懾，也同情褒曼（Ingrid Bergman)飾演的卡蓮，覺得她的圓滑也許是形勢使然。卡蓮是立陶宛人，在二戰遷徙後流落意大利一難民營，本欲移民阿根廷，不果，為求出路，嫁給跟她言語不通的意大利戰俘安東尼奧。

離開難民營是第一步，但卡蓮乘船時大概沒料到，安東尼奧的老家斯通波利（Stromboli）既是荒島，島上還有座火山。卡蓮見火山便問：「這長期活躍嗎？」安東尼奧竟有點自豪地回答：「對啊，看，還有石滾進大海」。到埗後她才發現，島上荒蕪得恐怖，懂英文的只有一神父，較年青的只有神父、安東尼奧和一位外來的燈塔守衛。

這樣的環境已夠困難，更痛苦的，是卡蓮的一舉一動都受村民監視，正想投入新生活，把家居佈置得別致些，在牆畫畫，一眾黑壓壓的村姑已站在門外，嫌她這樣不得體。卡蓮往島上一妓女的家借衣車縫裙子，又被眾叔伯議論。神父不解溫柔，只講大道理；在海邊勾搭燈塔守衛，又被眾村姑從上怒目。人言可畏，生活沒自由；火山爆發，生命受威脅。打算逃走，門外已傳來鎚聲－－丈夫已用木條把門封起。如此淒涼，她最後決心越山逃亡，便不難理解了。

現代人遇上「古代」

今回重看，看法卻改變了些。到中段開始覺得，電影似乎是借拍攝火山和漁民生活等環境，來解釋漁民那套似乎仍屬於古代的倫理。島上人少，捕魚是集體活動，為了生存，任何破壞社群的事都得禁止，重視婚姻，對人多壓制，不鼓勵個性展現。這未必合理，卡蓮被眾村姑監視的幾個鏡頭就夠恐怖，但退一步想，也許是環境決定了他們不得不如此，信奉超自然力量成了最自然的事，不是上帝，也會是山神或天后。戲中不斷重複 “understand”一字，觀眾應較易同情卡蓮，認為是她這外來人不被理解，萬分孤絕。但反過來想，可能是卡蓮和觀眾這些現代文明城市人，沒留意漁民的苦衷。

再看電影的安排。卡蓮總是穿著花花裙，要佈置新居，便把一大棵仙人掌放到屋內，又請工人把櫈腳鋸得奇短，以營造獨特生活品味。但這些藝術創造，在島上統統多餘。漁民看天做人，在戲中那場激烈的集體捕魚後，漁民最先做的，不是慶祝，而是在船上脫帽集體祈禱感謝神。火山爆發後，人也只能默默承受，逃到海上集體禱告，並唱歌互相慰藉。古人對自然總是又感激又害怕。現代人有避雷針和室內運動場，減少了大自然的影響，但一不小心也切斷聯繫，幻想已操控了自然。但科技再先進，也無法馴服火山吧，島上那火山就一直站在人力範圍之外，那社會也遺留著前現代的格局。

單挑火山

正是海上等待這幕，卡蓮發現了幾艘遠處駛過的摩打船。安東尼奧說那地方「在島的另一方」。這自然是隱喻：另一方就是摩打船、電力、現代。只要跨過火山，卡蓮這現代城市人，就可從古代回到現代了。雖然卡蓮懷了身孕，硬要走過火山這劇情不太說得通，但也許意象太吸引了：有什麼地方，比火山更不容你逞個人之力？卡蓮偏要單挑火山，近乎張狂，卻同時是為了腹中嬰孩。要到她夜裡在山上看見天上繁星，然後翌日再見山之安閒，才發現了大自然之神秘與美麗，終於 “understand”。

如此，雖然羅西尼里和褒曼因拍攝這電影而生婚外情，盡受輿論攻擊，《火山邊緣之戀》卻是對舊有價值的致意。不是這樣的漁民出沒風波，城市人哪能坐著吃魚？

《岸上漁歌》中的傳統

回到香港，在城市中的漁民生活，跟意大利火山小鎮的當然大異，導演馬智恆這城市人便先特意學船，試圖走進漁民的生活和歷史。《岸上漁歌》的故事、攝影、音樂都出色，有情志而不感傷，富風格但不張揚，最後還以作品回答了「拍紀錄片有何意義？」這問題。

電影初段的重心是漁歌，導演到了塔門訪問還懂唱漁歌的人。漁歌不單是歌，有時承載著一整套海洋或神話知識，有時則是苦悶生活中小小的出口。片中陳女士便謂，舊時漁民喪禮，要在棺材旁的草地跪通宵，無事可做，幸好懂即興唱「嘆歌」，嘆這嘆那嘆一晚，才能勉強捱過去。想起漁村習俗，她還說了這樣一句話：「佢地個種唔得釋放嘅傳統」。古代的影響一直留存，傳統本質上不容變化，有時美好，有時壓制，她提到漁民的大男人和盲婚，尤其不以為然。電影有一場便重現(re-enact）了水上人女性對盲婚的恐懼：深夜的漁船上，男人都睡了，只餘船頭似是睡不著的兩母女，多少心事浮浮沉沉，船漸遠，畫外音有誰人吟唱著漁歌，一海哀怨，不意使我想起姑媽說「做女時」在艇與阿嫲的角力，一長大就上岸返公廠去，到十八歲還立即改掉身分證上「水妹」的名字。這位陳女士也嘗試從傳統中破格，信基督教後，將《聖經》內容填入「嘆歌」，以這歌唱方式來傳福音，很特別。

電影與漁歌之交匯

她這種在傳統自尋出路的態度，恰恰是《岸上漁歌》的特點。前段側重歷史紀錄，如拍攝學者葉賜光如何在漁民間「採風」－－用語真古雅，「行人」在民間收集歌謠的傳統，可上溯《詩經》。葉先生將歌變成錄像和文字，有些字詞不肯定，便再找漁民查證。但電影的轉折，是當葉先生乘車時在電話知道，有位老先生不願做訪問了，伴侶剛離世，沒心情。從這裡開始，電影似乎略略放輕了承傳歷史的包袱，重心從歌轉到了仍然在世的人，拍來較前段立體和細膩，同時也釋放了漁歌的意義。

《岸上漁歌》最後二十分鐘尤其動人，細節我先不透露，但當馬智恆到漁民黎伯家中，在電視給他播放先前拍下的片段，黎伯從另一角度看見了自己的家，無意中說了兩句話，第一句可回應《火山邊緣之戀》中的卡蓮：「電幾緊要」。第二句則回應了電影：「無電睇唔到舊陣時。」

看見電視中的自己在唱漁歌，黎伯不禁跟昔日的自己隔空對唱。城市人用電影追尋漁村傳統，卻輾轉用電影為漁民排遣了當下愁緒。這跟後來黎伯拿著小機器聽自己唱漁歌解悶一樣，都點出了「岸上漁歌」的另一重意義。電影與歌之交匯，導演與被拍者之相饋贈，傳統與當下之行歌相答，都在於此。

原刊《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4月30日

塞尚是個科學家？

我讀文科出身，中三後就沒再碰理科，這兩年想學回皮毛，不容易，幸好身邊有幾位理科朋友可問，才沒因沮喪而提早放棄。隔行如隔山，友人堃有次倒提及美國作家雷爾（Jonah Lehrer）野心勃勃的舊作《普魯斯特是個神經科學家》（Proust Was a Neuroscientist)。

普魯斯特少時長期卧病，三十八歲那年，本想到寫本三百頁的小說，誰知一路增補，終成七冊共一百二十多萬字的《追憶逝水年華》。雷爾在研究神經的實驗室工作，等待無聊時看的，就是這巨著。實驗工作，果真漫長。

普魯斯特跟科學有何關係？雷爾的想法，是一些藝術家的直覺，早印證了後來的科學發現，不單普魯斯特以瑪德蓮蛋糕和茶的味道寫突如其來的回憶，預告了氣味跟大腦海馬體的獨特扣連，惠特曼（Walt Whitman)於身體經驗，艾略特(George Eliot)於自由意志，史汀（Gertrude Stein)於語言，吳爾芙（Virginia Woolf)於意識，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於聽覺，全部孤明先發，各有洞見。全書有種欲從科學界的主流「還原主義」（reductionism)掙脫的意味，點出文藝可貴之處，可說是以科學家身份，為人文學科叫屈。

讀此書時覺得有趣，讀後不無疑惑，但最訝異的，還是後來查作者背景時的發現。

先說好處。且舉我認為全書寫得最緊密的塞尚（Paul Cezanne)一章為例。篇首始以塞尚1910年的展覽，那時他已過身，唯其畫風仍被法國報章譏諷，關鍵是不真實，不精確。但什麼才是真實？作者舉出當時頗具影響的心理學家援德（William Wundt）為例，他認為人眼如相機一般直接。塞尚一方面不信這套，另一方面，又認為著眼於光的印象派還不夠徹底，故謂 “Monet is only an eye”，因而多走一步：「印象派還未全被接納，他已成了後印象派。」於是建立了後期那斑駁抽象的畫風。

由塞尚的畫，雷爾引介出近代的神經發現。眼睛不是相機，觀看不是受光刺激的被動過程，相反，為了make sense，大腦不單主動參與，影響還極大。資訊由眼入腦後，兵分兩路，快線往大腦前額頁腦皮層，為混沌的光賦予形狀，幫人辨識事物，決定他們究竟是什麼；慢線通往視覺皮層，修正影像，遲五十毫秒才到前額頁腦皮層。所以每次觀看，其實是看了兩次，因前額頁腦皮層有決定性的作用，故觀看是個由上而下的過程。作者這裡提到薩克斯(Oliver Sacks）的名著《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中那位P博士，眼正常，但因腦皮層受損，失去辨識能力，想拿帽時，總一手捉住妻子的頭——誤會了，妻子也早習慣。

這跟塞尚有何關係？雷爾認為，從他那些抽象的普羅旺斯風景畫，就明白P博士欠了什麼。我們乍見一片片色塊，卻能瞬間腦內補完，知道是山是樹。塞尚欲畫出的，就是這原始景像，立於存在邊沿，剛足夠給大腦詮釋和補白，特意在畫布留白的意義亦在於此。

凡事看兩次，我看書前並不懂得，雷爾借塞尚的畫，引出這些科學知識，讓人從神經科學的角度理解觀看之道，可算別出心裁。他沒單純以演化或生物的角度談藝術，不時點出十九世紀科學解釋力日盛、拉普拉斯妖（Laplace’s demon）在盤旋的背景，藝術家既受影響，亦各找方法回應。

但讀後再想，全書寫法其實有點取巧。雷爾形容的時序，是藝術家如何超前於時代，以其直覺領先科學發現。事實卻是，他先看了看科學的底牌，才回頭抽出與謎底吻合的藝術家來做文章。現代主義中各門路的藝術家何其多，要找直覺與神經科學相近的並不難。他聰明之處，正是找了夠傳奇的幾位，都有戲，軼事自然好看。

抽出塞尚，說他對「觀看」的直覺特別準嗎，但那可能純是偶然，且不過是作者猜度在腦袋運作之前，所見東西就像其畫。用畫做例子或是好方法，但以藝術家貫穿全書，偶爾就覺得牽強了。塞尚關心的，應非神經系統，而是如何在身後巨大的寫實傳統中找出路，理解物我的關係。同時代的印象派開了頭，對觀看和媒介多了反省，但依然寫實，只是不同於先前那種巨細無遺，而以流動的光影為實。塞尚慢慢則視形狀、顏色、空間為最重要的視覺語言，將外物都收攝在一個個球體柱體、一片片色塊中，並反複實驗，一手把現代藝術推往愈來愈趨抽象的方向。觀看除了物理的一重，也有文化的一重。科學處理事實，文化既包含事實，也關乎人對事實的看法，文藝創作正欲呈現人類經驗的複雜紛繁，相同的眼睛，卻看出許多不同的世界。

這樣的要求看似太高，但雷爾在末章的期許也半點不低，既認為史路（C.P.Snow)提出的「第三種文化」沒成功，也批評一些科普作家貶低文藝，才聲言要發展「第四種文化」，跨越文理兩科。

但問題還在後頭。雷爾的故事，我後來查維基才知道。他本是專欄作家，後被發現文章不時自我抄襲（self-plagiarism），引述也常出錯，會為名人杜撰格言。第三本書引錄卜戴倫的話後，給一位起疑的歌迷窮追來源，他本推搪，及後不得不認錯，承認那都是想當然耳的創作。出版社得把書回收，還發現另一前作也有毛病，舊作中，唯獨《普魯斯特是個神經科學家》可繼續發售。

這幾天重讀此書，知道了這些幕後故事，判斷不免受影響，但凡見他引錄名言，都想起網上那種跟胡適開玩笑的語錄圖，老先生很忙，總在說些他不可能說過的話。旋即發現，網頁 All About Work已做考證，列出雷爾書中誤引和斷章取義之處。再舉塞尚一章為例。塞尚的確說過 “Monet is only an eye”，但後面原來還有雷爾沒引的半句： “but my God, what an eye!”。語氣立時大異，不是看不起，是另眼相看。

雷爾在章首引錄吳爾芙的“that on or about December 1910 human nature changed”也是錯的，原文不是 “nature”，而是 “character”，吳爾芙這裡關心的主要是小說人物，雷爾說她提到1910實跟塞尚同年的展覽如何相關，看來也是附會。這句誤引在末章又再出現，雷爾嘲笑曾批評吳爾芙此語的平客(Steven Pinker），沒讀懂句中的反諷意味。因平客的誤引在前，我想，雷爾應是受其影響。但他既自言比其他科普作家關懷文藝，自須更用心，否則就如現在，變成更大的反諷了。文科理科，終點可能是見識到精細與宏大，一瞬與永恆，對世界生驚歎或感動。但起點，最少都應包括求真的精神。

《明報．星期日生活》二0一七年四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