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日前，得知特朗普頒布針對七個伊斯蘭國家的入境禁令後，有兩位在NBA作賽的蘇丹球員，一度不知應否隨隊作客多倫多速龍，因恐妨比賽完了不能重返美國。另一邊廂，因伊朗對美國的報復政策，又有兩位在伊朗超級聯賽的美國籃球員，在杜拜渡假後回不了伊朗。這兩天，兩國因導彈問題的互相威脅還不斷升級，怎能不想起伊朗導演阿巴斯一九七五年的短片 “Two Solutions for One Problem”。可惜仇恨再度勝出，兒童電影哪裡只是給兒童看的。特朗普早應看看。
因 “The Salesman” 獲奧斯卡提名的伊朗導演法哈迪(Asghar Farhadi)與女主角Taraneh Alidoosti等，隨即宣布拒絕出席頒獎禮，以示抗議。去年七月，曾在伊朗見這電影的宣傳海報，有人努力起牆，有人則努力拆牆，借擅長的媒介來說自己地方的故事，也使不同背景的人互相認識，法哈迪前作 “A Seperation”裡那位充滿掙扎的女傭，就曾讓我對伊朗一些社會肌理有基礎的理解。她躲在廚房不敢出來那幕直叫人咬緊指頭。
昨天在網上一個關於伊朗旅行的群組，看了眾人對美國禁令的反應。裡頭有伊朗人但更多不是，有些說根本不稀罕到美國，有些希望其他人停止張貼太多政治言論，有些希望其他人不要干預其他人張貼政治言論。從這些對答已知道，人是多麼的複雜，英國作家Christopher Hitchens說得真好：“It especially annoys me when racists are accused of 'discrimination.' The ability to discriminate is a precious faculty; by judging all members on one 'race' to be the same, the racist precisely shows himself incapable of discrimination.” 我對世界不存幻想，卻始終相信文化有助人累積細節，培養分辨能力。旅行也是。
雪馨
去年到伊朗前一周，土耳其、孟加拉、伊拉克相繼傳出恐襲消息。出發前數天，還傳來阿巴斯的死訊。我最初就是因他的電影而認識伊朗。
在德黑蘭首天，好奇還有否阿巴斯的回顧，傍晚便到了三層高的藝術中心(Iranian Artists' Forum)。門口有一水池，斜上方有部大電視，播放中心各活動的宣傳短片。抬頭一看，竟是阿巴斯電影中，一位正在戲院邊看電影邊流淚的女子，霎時分不清出自《我的羅密歐在何處》還是《雪馨》。以前看這一短一長，最大感覺，是戲院果然是個安全地方，一起看發光的電影，在暗裡流各自的淚。待完場燈一開，又整頓衣裳，各散東西。現在，她竟在光天化日下一次又一次流淚。
藝術中心底層是書店，問了正在搬書的店員，他說兩天前有阿巴斯電影的全天回顧，都完了。只好看看書，剛才那店員旋即回來，拍拍我說：“For you”。一看，他手中是張阿巴斯的海報，設計不算精美，但心意多麼好，連忙道謝。藝術中心附近一家咖啡店，門上貼了張阿巴斯活動宣傳。走進去問店主，他不大懂英文，但慢慢知道他意思，是前幾天在店內重播了幾部電影。抬頭四看，店內並無布幕或白牆，好奇，在哪裡放？他指指，就在店中那部小小的電視機。真有意思，同樣是心意啊。臨行，他還說了幾句話， “…USB?”。 聽不明白，再問問，原來他指如我想要那些戲，可在電腦過給我。
離開德黒蘭後到了小城卡山（Kashan），下午酷熱，商舖關門，閒來無事，有天便到旅館旁一家圖書館走走。門口放著些童書，其中一本圖畫質樸可愛，講兩爺孫的關係，看不明結局，問職員。他仔細為我解釋那出奇悲觀的橋段，順帶說書面印有的雀鳥標嘜，是「伊朗兒童和青年智力發展研究所」。那就是阿巴斯當年工作的地方，因此早期才拍下那許多小孩的臉，有在窄巷遇狗之恐懼，有為賺錢看球賽而騙人之奸詐，有急欲還功課而遠行之堅執。
回港後再看《踏破鐵鞋無覓處》(“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除先被片頭那雀鳥標嘜觸動，更留意鄉間發展那線索：舊木窗都給換成新鋼窗了，但也正是尚在的幾個老木窗，夜裡透出紛繽圖案，為迷路於風雨的男孩，提供難得的溫暖：漆黑中打在牆上的色彩略給放大，富劇場感，瞬間有點超現實。到第二天，鄰桌同學的功課簿終被大人撕去了兩頁，卻多了朵幾乎給人忘卻的花。
的士司機
在伊朗，從德黑蘭向南走，到色拉子回程，因想看看伊朗電影中那種蜿蜒的山徑，最後幾天再轉往山區Alamut。一個月裡，除了一位存心欺騙的巴士司機，碰見的人大多友善，友善起來會送茶送飯，有趣的是熱情得來都隱隱有些靦腆，但總之想你喜歡伊朗這國家，跟旅行前聽聞波斯傳統的殷勤好客相近。
當然，對遊客的善意可能只限於歐美和東亞人。出發前看朱凱廸從前的博客，說他那時在德黑蘭學波斯文，因樣子關係，常遭伊朗人誤會為阿富汗人，不時受到白眼，故特別喜愛跟同受白眼的阿富汗人交朋友，有些是為政治原因才逃亡到伊朗。在伊朗有次跟人談話，也留意到他言談間對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的輕蔑－－倒想起曾在土耳其的Selcuk遇見兩新加坡男孩，說到香港旅行時，講國語時常常被駡，後來決定餘下日子轉講英文，即得到許多尊重。
在德黑蘭曾遇一位司機，很有意思。有晚夜了，坐的士回距離不遠的旅館。司機是個健談的年青人，知我來自香港，開始教我用伊朗語Farsi由一數到十。從我一程車就學會了這事實，除可見他充滿耐性，還可印證德黑蘭的交通擠塞果然名不虛傳。他在大學修讀機電工程，畢業後日間在銀行工作，一周有數晚則駕的士幫補幫補。塞車中途，他特意拿出電話給我看他穿西裝在銀行工作的照片，因那銀行離我的旅館不遠，他說笑要是在銀行碰見他，千萬不要大聲說坐過他的的士，他不想人知道。我說之後將到古城Persepolis，他說電話裡有該地的相片，我說不用了，到時親眼看更好。他為了摧毀我的計劃，邊駕車邊笑著硬要把照片放到我面前。
我在伊朗長大
行前讀了美國歷史學者保勒 （William Polk）的Understanding Iran。保勒六十年代曾任美國外交顧問，寫時有意突顯自己與後來小布殊政府的距離。歷史充滿荒謬。伊朗的軍力為何足成美國之患？還不是因為美國政府為了發財，歷年不斷賣軍火給伊朗，甚至誘使受美國操控的沙王（Mohammad Reza Shah)相信，軍力將足以媲美蘇聯。要不是這沙王於七九年給革命推翻，伊朗還很大機會繼承美國的核武。
歷史充滿矛盾。這位沙王治下的數十年，伊朗在生活的層面相對開放，女子不用戴頭巾，可穿短裙，不禁酒，有麥當奴和肯德基，也有外國電影。如同動人的《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所說，主角父母那代年青時還有些生活的餘裕。但七九革命後，一切都改變了，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成了宗教與政治的最高領袖，社會走回宗教獨大的路。八九年六月三日，霍梅尼過身，他們的八九六四也不無風浪，但較巨大的轉機，似乎要待二零零九年改革派領袖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之參選。但穆薩維隨即被軟禁，至今仍未自由。保勒借以比較的，正是趙紫陽。
回頭看兩伊戰爭的段落，就更明白伊朗對美國的憎恨。八六年，美國把戰場上的衛星圖片賣給伊朗。到八八年，恐怕政權還未被美國顛覆的伊朗太快勝出，又把圖片賣給伊拉克。臨行前除了看伊朗電影，像麥馬巴夫（Samira Makhmalbaf）横空出世的The Apple，也看了美國人有關伊朗的電影，如講美國使館人質事件的Argo。電影上縱有高明處，Argo的大美國主義也實在令人難堪，最後半小時尤其看得如坐針氈，邊想一眾伊朗導演如不幸看了會有何反應。
雖然德黑蘭舊美國領使館等地都有反美塗鴉，自由神像成了骷髏骨，但旅行所見，伊朗人對西方的態度也不全壞。在伊斯法罕那幽美的廣場，不止一次看見幾個青年離遠看見我，左右商量，然後一起走過來。大膽那位先開口，一條條地問： “Where are you from?”，“Do you like Iran?”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他們原來希望找外國人練英文。
一次是兩個女孩子，走過來後，只跟我女友談天，過了一會才別過頭跟我說話。她們讀高中，年紀跟我在香港教的學生相若，生活和想法卻大異。她們說，大學之前，所有男女都分開上課，所以男孩子上大學要克服的一大難題，就是如何跟異性相處。她們家住廣場附近，暑假的消遣，便是傍晚到廣場找遊客談天，練英文，順道認識外面的世界，因她倆日後都想到美國升學。她們的妹妹和媽媽晚上也來了，其中一位媽媽是個想法獨特的肥太太，英語流利，日後也希望移民美國，還不忿說若非七九革命，伊朗今日的旅遊業當勝土耳其。因我們為她們母女兩代畫了素描做禮物，她們看見我畫的一幅後哈哈大笑，肥太太堅持請我們吃晚飯，還偏要帶我們去一家美式餐廳吃漢堡。當時她們哪裡可想像半年後的今日，美國會有這入境禁令。
蛇形刁手
廣場晚上熱鬧如中秋，一群群少男踢足球，打排球，也有小女孩圍著踏單車和玩滾軸溜冰－－只因她們還未夠大，十來歲就不可這樣自由活動了，只能跟大姐姐一樣在旁吃雪糕和不經意地看看男孩。有晚在廣場蹓躂，又被一位爸爸邀到他三代同堂的家庭一起野餐。我雖已吃飽，還是不好意思拒絕他拿碗為我舀的湯。他知我來自香港，反應跟許多伊朗人一樣： “Jackie Chan！” 說時當然全無惡意。初時總想否認，會答：“Bruce Lee”。慢慢也放棄了，因事實的確是伊朗出了阿巴斯，香港出了成龍。
結果在伊朗竟常想起成龍。碰巧，我至今翻看得最多的電影，不是周星馳，而是成龍早年的《蛇形刁手》。小學返下午校，有段時間，每朝用錄影機重看這戲，除了鍾情功夫，大概很同情成龍演的孤兒仔傻福寄人籬下的淒涼。後來看《醉拳》，成龍竟變成練精學懶的詼諧富家子，只覺非常難受，成龍不應是這樣子的。八九十年代看成龍電影，最深刻往往是片末的NG，他一個人就象徵了時代的奮發，很難不佩服他，何況那時他還未發展到拍照時雙手V起左右自轉。到了中學喜歡李小龍，覺得這種功夫才有尊嚴，希望藉此淡忘曾喜歡成龍這事實。
在伊朗，有次跟一小男孩聊天，他最後尷尬地問：“Can you give me…some souvenir?” 連忙在筆記撕下一張紙，打算抄些中文字給他。但該抄什麼呢？信手寫下的，竟是「以無限為有限，以無法為有法」。寫完，自己也嚇了一跳，他卻好像很高興。不是遠行，也未必發現成龍與李小龍對我影響之深。
後來跟曾到伊朗的舊生勺嫚閒談，知道她在伊朗也有許多「成龍」經歷。她說，聽了總是勉強笑一笑，因大家都熱情在找連結，所以又覺得不能嫌棄。說得真對。
麵包與小巷
在小鎮Qazvin街上，看見一個男人面前放著一個磅，給他約五毫，便可磅一磅，知道自己最近輕了重了。想起從前戲院大堂也有磅，一直不明看電影跟磅重的關係，但現在誰都不喜歡大庭廣眾磅重了，電影亦再算不上數一數二的大眾娛樂－－那幾天得悉香港時興的活動叫Pokemon Go，人人晚上四處捉精靈，但一六年還未過，又已變得過時，生活好像菲林放得太快人總在急步的默片，連煎好一隻蛋的時間也沒有。
最後兩天回到德黑蘭，偶然又遇見阿巴斯。今次在當代藝術館，展覽名為 “Karnameh Visual Culture of Iranian Children, 1950-80”，初段以伊朗五十年代兒童課本設計等，呈現其時教育的一些取向，由抄襲西方，慢慢靠本土藝術家發展出自己的特色。冷戰剛起，美蘇在伊朗的角力也延伸到視覺語言。五三年，英美聯手策劃伊朗政變，推翻民選首相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而扶立沙王後，美國借以影響伊朗小童的，就是廸士尼產品。「石油輸出國組織」於六零年成立，伊朗經濟有一段興盛時期，展覽說，伊朗為在國際建立親和與進步的形象，六五年成立了有雀鳥標嘜的「伊朗兒童和青年智力發展研究所」，參與其中的伊朗藝術家有頗強的藝術自覺，一方面革新兒童書籍，一方面則創作兒童短片和動畫，抗衡電視台買回來的美國節目，形成一股大膽創新的潮流，阿巴斯的《麵包與小巷》就是在這背景出來的。
展覽最好看的，包括七十年代初的兒童電影海報，大部份出自Farshid Mesghali之手，設計與字體都受迷幻藝術（Psychedelic art）影響，色彩繽紛天馬行空，也有幾張出自阿巴斯。但到七九革命和八零年開始的兩伊戰爭後，海報風格大變，寫實和悲情得多，兒童旁邊多有坦克、槍和鮮血，把小孩塑造成戰事英雄；有的則是倒卧街頭，成了年紀小小的殉國或殉道者，不知跟保勒形容歷史上潛在於什葉教派的失敗情結和罪咎感有多大關係。這藝術風格的轉變，背後都是人命，看了不免黯然。
合唱
大人搞政治，小孩子吃苦，有些沒了生命，有些沒了可以更快樂的童年。在色拉子曾見這一畫面：午後，正要離開伊朗詩人哈菲茲(Hafez)的墓園，突然聽見身後一堆童稚的聲音在朗誦，回頭看，陽光下，一位老師帶著數十個小學生，圍在墓旁背誦哈菲茲的詩，一片和樂。那聲音，使我想起阿巴斯的短片 “The Chorus”中，也有一群小孩在叫喊，不是詩，而是為了叫喚樓上耳有點聾的爺爺。聚集的小孩愈來愈多，聲勢浩大，終喚起老人為小孩開門。現實中，在重重禁令、圍牆、仇恨之間，不知小孩的門又在哪裡？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7年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