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蔣捷說﹕「流光容易把人拋」。時間力大無窮，輕輕就把人拋擲到百里之外。在穿梭的時間裏，人或遺忘或惦記。加了租價，拆了大廈，在香港，滄海桑田早由想像成了事實，在流動的空間之中，人或流徙或暫留。早前看了兩部香港電影，本以為南轅北轍，沒有牽連，結果發現又一次錯了。
第一部是許鞍華一九九九年拍年的《千言萬語》，在「這一代的六四」電影會重看。第二部是麥海珊今年的錄像作品《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二人固然難以相提並論﹕許鞍華是傳統導演，長於敍事；麥海珊喜歡影像與聲音的試驗，連映後討論有人叫她導演，她也渾身不自在。取徑容或不同，但她們卻同樣以各自擅長的拍攝方法，記錄或重現不甘隨眾浮沉的人。麥海珊記錄當下，許鞍華重塑往昔，其實都在以影像抵抗時空如浪的奔流，而兩片最終還在六四相遇。。
我不算喜歡錄像作品，今次看完《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雖也有不滿不處，卻少有的覺得骨肉勻稱。作品以訪問為主軸，圍繞三個獨立樂手及三個地方，麥海珊則在中間以旁白穿插。跟她上一部作品《唱盤上的單行道》比較，《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更加親切平白，學院的痕跡從拒人千里的書本引述，退隱成處理各對象時的不同方法。不論是蒐集資料、拍攝人物，還是考察地方，她都試圖摸索出一一對應的手法，放在三段分立的結構裏頭，也不至蕪雜。
或因阿P性格的關係，第一段拍來鬆散但不失機鋒，也側寫了更多獨立樂手的處境。早段在畫面出現的文字解釋略嫌太多，但當活化工業大廈的政策，跟阿P展現的閒散並置，我們就不難發現，在這個城市，其實沒有不被干擾的安閒或委靡。人總會因加租被打發，樓宇會遭拆毀，社區會被翻新，城市一覺醒來，已經認不出自己了。所以這段拍攝觀塘的畫面，用上質感粗糙的超八毫米攝影，便頗有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的感覺。中間Dejay的一段較扁平，有時節奏稍急，但她重回面目全非的石蔭村唱歌，中途卻被路過的途人打斷的一段，也很好看。
第三段的Billy選擇的地方既然是文化中心《自由戰士》旁的廣場，他在此段的後部才現身就很合理。地方比人大，不在他的面積廣闊，而是因為他負載了一個個積壓下來的信息﹕那裏是「異議聲音」的聚合之處，聲援艾未未遊行之終點，《字花》六四詩歌音樂會之場地，每年六四都有人在雕像旁放下白花；去年，更有「活化廳」把雕像的名稱從《翱翔的法國人》還原為《自由戰士》的行動——以幾米高的黑布將之包裹，重新揭幕；行動一瞬即逝，有人記錄就更重要。
但撇去儀式，廣場平日也人來人往。麥海珊問了幾個問題：平時誰人會來，來到又做什麼？由此引伸，廣場是什麼？如果自由是要素，那自由又是什麼？至此，Billy才在六月三日晚上的《自由戰士》身旁唱歌，此時此地，意義便更圓足，三個人於每段最後寫下那些關於「自由」的想法，到這裏也有更安穩的著落。獨立不一定等於好，正如三人的音樂我不都喜歡。但這非重點。在香港這樣的環境，有人堅持與急促浮動的時空對抗，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最少值得記錄下來，讓更多人知道，匯聚力量。
雖然風格不同，但《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令我想起許鞍華在一九九七年與崔允信合導的《去日苦多》。同樣是三線訪問，《去日苦多》分別訪問了許鞍華、吳靄儀與詹德隆。三人憶述了各自的成長經歷，包括讀書生活與六七暴動，中間以影像重現了舊日的城市風貌。九七前夕，城市和裏頭的人，當然都躁動難安，所以對我來，說影片最深刻的，便是平空而來的一個簡單問題﹕「打不打算走？」。就算沒有上文下理，當時的人聽見問題，自都心裏明白。可惜《去日苦多》拍來過於隨意，否則一定更具時代意義。十幾年前的政治動盪令人不知應否離去；到今天，則是生活空間的壓迫令人希望久留而不得。
許鞍華的作品我沒全都看過，但對上一次走進戲院，出來時會心懷敬意的，卻是因為她的《桃姐》。今次重看《千言萬語》，完場時也有同樣的敬意。他們都不能算是世上第一流的電影，但在香港這個少有把電影視為藝術的環境，有人這樣平靜克制以鏡頭對準生活，忠誠地說這地方的故事，已很值得尊敬。
《千言萬語》的背景設在七八十年代，以艇戶女子蘇鳳娣與李紹東的一段情，以及為社會公義奔走的邱明寬，和以甘浩望神父為藍本的甘仔，扣連香港十幾年來的社會運動，歷經油麻地艇戶示威被捕、水上新娘被遣返等，間以莫昭如幾段關於吳仲賢的街頭劇。劇中人物都有各自的流離與迷惘，有理想也有缺欠；在動盪的時勢，命運都無可避免會受環境左右，風高浪急，有人沒頂，有人存活，誰都不能獨立於時代之外。
今回重看《千言萬語》，我最喜歡的一段便是這個旁支﹕話說邱明寬不甘長期在建制外抗爭，結果成了區議員，有次還接受電視台訪問。訪問結束，導演便走到乒乓球桌旁邊抽煙。飾演這導演的，正是許鞍華，彷彿就是昔日拍攝《獅子山下》那個許鞍華。蘇鳳娣走過去問她，那麼多東西可以拍，為何要來拍我們？許鞍華不經意地回答﹕「搵食嘛」。
這回答真厲害。「搵食」不知是幾多香港人的金科玉律，有時甚至會嘲笑自己從前冒雨上街的滿腔熱血，或認為所有抗爭都是多餘，覺得不專注搵食的人都在破壞社會的和諧穩定。許鞍華卻是口說搵食，但又做著比搵食重要的事情。若非對香港和當中的一些人有切實的關懷，真的就只為「搵食嘛」，她根本不會拍攝牽涉大量資料蒐集等硬功夫的《千言萬語》；她在戲中飾演的導演，也不會特意訪問那不起眼的區議員。但這樣一來，我們就少一部富有歷史感的香港電影：香港從來都有人做著別的事，在某角落唱著別的歌，拿著攝影機記錄別的人，或在生活的不同環節，默默延續著抵抗的精神。
《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和《千言萬語》這兩部一古一今的香港電影，末段都跟六四有關，似乎城市自有記憶，魂牽夢縈一樣圍繞底下的人。但如果六四還象徵理想的萌動與打壓，思想自由的綻放與綑綁，則他必然除了是往昔的事，也是當下的事，將來的事；曾經發生，繼續發生，如同李旺陽之遇害，以及無數為了他人的自由，而犧牲自由乃至生命的人。希望所有沉冤終都一一雪清，幾代人以血汗換取的理想，早日來臨。
《明報》二○一二年六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