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November 15, 2015

瞬間看《十年》



看完黄修平的《哪一天我們會飛》,從戲院出來,不免納悶,既因聽過的溢美評論,也因電影的意識其實甚為保守,所謂的青春和夢,都失於單薄。

現時似乎有種怪異氣氛,只要作品關乎香港,我們便容易把誠意當做水準。黄修平無疑善於發掘年青演員,三位男女都漂亮,演得好。但電影對戲中女性、對社會現實又真有什麼想法嗎?似乎關心余鳳芝,描寫卻空洞;強調來自大陸的威脅,公司客人是麻煩,上海女人是誘惑,但表達又嫌陳套。中年失落,就回到過去,藉延續他人的夢來解決當下虛空。回憶一段,也不見九十年代的不安,階層容或不同,但回看如《香港製造》裡的青年,更覺黄修平的處理,字面上雖關乎九七,當成是屬於任何時地的想像裡的青春也無不可。

這種電影,難對當下有任何提醒,遑論開拓想像,缺少的正是導演對現實更深刻的理解。倒是剛看《十年》,覺得甚具時代痕跡,也富想像力。我明白商業電影和獨立電影各有限制,不宜隨便比較。說獨立電影就能提供出路,也言之尚早。但這兩年,的確見獨立電影界充滿活力,創作者之間,仿佛有種互相砥礪的精神。放映固不容易,都是靠口碑才能一場一場辦下去,其中不少卻如《十年》一樣,都努力用電影來關懷易被遺忘的小眾,用電影來質問,反省,發夢。

五位年青導演以十年後的香港為題各拍一段短片。今日香港的政治壓迫,都成片裡或隱或顯的主題。整體效果較不理想的,是歐文傑的《方言》。片中說十年後香港已規定,的士司機若考不到普通話資格試,只能在特定地區載客。主角便屬此類,因語言的挫敗而在失意中,跟兒子的關係,又因兒子如「貝克漢姆」而非「碧咸」等語言習慣而漸疏遠。今日的小學都有逾七成用普通話教中文了,片中的焦慮自是真切。問題是,這語言和身份的議題,有經過電影的轉化而更具體更深入嗎?我覺得那個司機普通話試的設定,有點瑣碎,太為鋪排故事而出現,但又不夠荒謬。電影的結構也嫌鬆散,司機幾段與乘客的交往,都太著意要交代「香港變了講不好普通話完全沒運行」這主題,結果多一段少一段,分別其實不大,可給發展的人性就都給壓下去了,父子情也不具體。

其餘四部比較圓熟。周冠威的《自焚者》是五片中題材上最大膽的,直面香港今日的政治議題。電影從一懸念開始:有人在英國領事館前自焚而死。沒人看見那是誰,也不知訴求為何。而在這自焚前,才剛有支持港獨的青年在獄中絕食而死。之後主要以訪問扣連,帶出十年後香港政見的分歧,野心頗大。不過,在領事館門前自焚而無人知曉這懸念,不夠合理。到最後重現真相,老婦站在無人的大街慢慢淋下火水自焚,演出雖值得敬佩,但也有點煽情。演那絕食青年的是吳肇軒,於《哪一天我們會飛》演蘇博文時頗自如,於此短片則嫌生硬。結果,故事一少一老的兩條線,都欠說服力;信息很強,卻略失粗糙。

我較喜歡另外三部。郭臻的《浮瓜》聰明之處,是把短片限在小小的時空:一間學校,幾小時。那天是慶祝「五一」的同樂日。兩個小渾渾在一房間坐著。一個是印裔青年,待會要在禮堂扮恐怖份子,引起大眾恐慌,以便政府通過國安法。另一位是肥胖中年漢,負責教印裔青年開槍,言談間妒忌他可上位,自己卻一事無成。在高幾層的另一班房,幾個政要在討論如何製造更大混亂,中途卻收到來自更高層的命令,改變玩法,要那兩個小混混假戲真做。短片開頭,兩主角幾句簡單對白已交代背景。郭臻在選角、攝影、對白設計等都成熟,用看似輕鬆的方法,引出政治的詭譎,只有兩個主角不知道自己將成炮灰。我尤其喜歡二人在房中等待時,各自訴說生活經歷的一段。胖子吐苦水說,酒樓、地盤、的士都做不長,唯有轉行做黑社會。博上位,也只是希望可長做下去。另一處也巧妙:二人在班房擲毫決定由誰下手,向上一抛,巴哈音樂響起;向下墜落,硬幣已跌在印有一彎彎彩虹圖案的桌面,並因擲界而給掃走﹣﹣一個剪接,便從此處的緊張,跳到禮堂裡攤位活動的繽紛,影像簡單又有效。

伍嘉良的《本地蛋》關乎一對父子。十年後,開雜貨店的父親,因政府關閉農場而再無本地蛋可賣,眼見讀小學的兒子要穿軍服,回校參加無理的活動,很擔憂。有天,雜貨店就被一批穿軍服的小孩拍照舉報,因裡頭賣的蛋寫著「本地」二字,犯了規。那一幕從選角到演出都精彩。父親不忿,問本來威風凛凛的胖子,如改「本地蛋」作「香港蛋」又犯不犯規?胖子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呆呆看手上的工作紙,然後大剌剌地晃著離去,可笑也可哀。演兒子的小孩也出色,沉鬱又無奈,結果與一個開了禁書後花園的青年相交,躲在那裡看漫畫。父親正在自責,兒子在全片結尾的一句對白,正是對故事一個通透的收束:「咪係,《叮噹》都禁,傻㗎?」短片節奏流暢,同樣關乎父子情和未來的恐懼,處理起來便比《方言》舒徐和深刻。

最使我驚喜的卻是黃飛鵬的《冬蟬》。上一次看黃飛鵬還是寫實的《寂靜無光的地方》,今次一轉,把十年後的香港,想成帶科幻味道的異境,文學和藝術氣息都強,把想像拓展得很遠,跟編劇黄靜和的合作,大概也有關係。夏蟲不可語冰,到香港那種以「發展」為名的摧毀把一切剷走,我們就無由知道歷史和文化了。十年後,外面都成頹垣敗瓦,男女主角卻躲過耳目,為尚存的美好東西製標本,留予後人。黃飛鵬在導演、編劇、攝影、音樂各方面跟前作一樣圓熟,但今回最深印象的則是美術,除了室內的各種佈置和器具,於片中穿插的許多影像都使人屏息,黄色和紫藍色運用得特別好,馬詠瑜率領的美術組應記一功。初段關於夢的對話使我想起《去年在馬倫巴》,記憶和夢都半信半疑,留下實物似乎尤關重要。男主角後來希望把自己也製成標本,是劇情上重要的轉折,帶出了對懷舊和殘忍等的質疑。他的選擇也成了另一種自焚,只是政治成了暗暗的底色,專注於標本製作,便成最後反抗。故事上我有不明白的地方,例如男子後來為何反悔,部份對白也可能太文,但整體而言,就此題目,竟拍出這樣一部具美學風格的短片,實在難得。

短評了《十年》,覺得幾段短片都能發揮獨立電影的長處,較少包袱,富冒險精神,又能側寫社會現實。要想像十年後香港的境況,再樂觀的人都難拍出喜劇,這不也是時代的沉重? 但這種前瞻,最少比單叫人尋夢或找回失落的自己有意思。作品出來了,評論也需擺脫那一點鬱悶,獨立於現時那怪異的氣氛。重要的仍是判別好壞的標準。不要輕易否定自己的感受,用免得掃興、恐怕傷人、甚或別於他人等原因,取消這感受可能潛藏的洞見。連真心話都不敢說,只會有愈來愈多的自我審查,這當然不是大家樂見的香港。最後,《十年》在亞洲電影節的幾場經已滿座,但若期盼加場的呼聲夠大,日後能在別處放映的機會自然更多。共勉。


《明報》二0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重讀《文學的視野》



有次到台北故宮博物館,走了不久,在人海中忽有感悟:香港有虛白齋真好,最少那裡比較靜。感謝劉作籌先生,使香港有這珍貴地方,觀者雖不多,很多時甚至冷清,但好處是誰都不趕來看寶物,雖然面前明明就是沈周唐伯虎文徵明。

虛白齋兩年前曾展出幾種石濤畫作,有幸得見〈翠蛟峰觀泉圖〉,及張大千在旁邊一大段精神的題識。《宋元吟韵冊》印象也深,因其中一冊頁,用元人黄庚林詩入畫,二人泛舟湖上,隸書題詩:「秋水春雲萬里空,酒壺書巻一孤篷。多情最是閒鷗鷺,留得詩人作釣翁。」詩名〈水雲居〉,沒讀過,瞬間只想起佘汝豐老師〈雨後村行即事〉末二句「多情最是溪邊草,不放山翁踏石回」,便一併抄在筆記。

最近因找資料重讀胡菊人先生的《文學的視野》,明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封面雅淡,出王司馬手,湛藍底色上有三棵樹;立論公道,文字耐看,結果還是整本重讀。讀篇首〈論新詩的幾個問題〉發現,胡菊人幾十年前也看過石濤這《宋元吟韵冊》,自謂崇愛石濤,卻覺得此冊「畫不及詩」,因畫並無詩中動態,進而討論詩藝的種種。當然,他見此冊頁之處,不可能是藝術館的虛白齋,七十年代不單尚未建成,劉作籌甚或未有捐贈藏品之意,故文首是說「曾讀劉作籌先生藏《宋元行吟圖》」。不知今年八十開外的胡菊人,會否還記得那趟看畫的故事。

《文學的視野》自序首句云:查良鏞先生要為我出一部書。之後幾行說,文章主要是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這十年間寫成的。這人和時間都重要。查良鏞在一九六六年創辦《明報月刊》,後來自言當時決心是「和文化大革命對著幹」,初期親任總編,兩年後即找來胡菊人接任,凡十三年,至一九八零才由董橋先生繼任。書中所錄文章,就在文革期間寫成。首部份如〈香港青年中文大退化〉及〈洋化中文之害〉等篇,都是對中文現況與前途的關懷:「『這是一個美麗的早晨』,不如說『這是個美麗的早晨』,更不如說『這是美麗的早晨』,復不如說『這美麗的早晨』、『美麗的早晨』」。其實句子也不一定愈短愈好,要視乎目的和風格;但胡菊人此處專就冗句而論,想中文更像中文,才力求洗鍊。這是吹毛求疵嗎?想起不久前讀報,見中大中文系高級講師歐陽偉豪謂「優化」等語沒問題,因為「字屬第一聲,讀起來較改善來得鏗鏘,又有優秀、優異之意,中文系教授也會使用」。我認識的中文系教授倒比較自重。但見此歪理,益覺上一代人那種擇善固執尤其可敬,此中端賴學力和品味,能違背潮流,指出向上一路。

論新詩,胡菊人每舉古典詩話參照,如論紀弦的〈太魯閣〉,詩的首段如此:「進入山中,乃得到一種靜。/不是靜謐,不是寂靜,/或什麼靜悄悄的之類,/而就是一種東台灣的靜。」胡先生謂不耐咀嚼,雖用靜、謐、寂、悄等字,仍不覺其靜,於是借力於宋代《詩人玉屑》「一曰高不可言高」那「十不可」,點出關鍵。但我最喜歡的是此文結語,舉重若輕:「現代詩有成就,而紀弦先生也一定有別的許多好詩。」舊體詩不見得就無懈可擊。胡菊人接下來列舉同出一意的四句詩,都說白髮如霜,喝了酒臉紅,倒像青春幾歲。意象和對比相同,但四句寫來還是有高下之分,他便解釋白居易的「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和蘇東坡的「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所以遠勝鄭谷「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之處。這就是評論的層次。

《文學的視野》的時代色彩,尤見於〈評郭沫若的杜甫觀〉。一九六五後有六年多時間,中國大陸除毛澤東及純技術性的著作外,沒出版過任何新書,到一九七一先有章士釗特批出版的《柳文指要》,繼有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首批書到港後數日即給搶購一空,因那是了解文革後學術文藝方向的指標。郭沫若狠批自己一度推崇的杜甫,原因據說很無聊:毛澤東不喜杜詩。於是,郭沫若便用盡各種方法,證明杜甫「完全站在統治階級、地主階級這一邊」,連屋頂被大風吹走,也只想到「寒士」那堆讀書人,眼裡根本沒有人民。

胡菊人這樣說:「筆者既非共產黨,亦非革命家,並無清查一千二百多年前的人的家產的興趣,但筆者讀書求知,原是為了求真,有人講了與事實不符的話,便自覺有責任去辯正。」這長文花工夫理清史實和詮釋詩句,還杜甫公道,也替被郭沫若中傷的馮至和蕭滌非辯護。郭沫若譏諷馮、蕭二人未遍讀杜詩,竟不見杜甫如何耽嗜佛道,脫離人民。胡菊人除指出郭說誇大其辭,也點出二人為何欲言又止,文字顯見他深知其時在大陸治學之曲折,有很大同情:「他們所以盡量輕減杜甫的道佛思想者,乃是他們愛杜心切,因為一談及杜甫有佛道思想,按中共馬列唯物觀就通不過了。這是教條主義下學術未能全真的悲哀。」一面是張狂一面是壓抑,無學術自由,休想平平正正做學問。可想像,此文發表後必引起爭議,胡菊人於〈自序〉謂,文化界即有人說他寫不出那樣的文章,一定是徐復觀先生託名發表。他謂確曾把文章給徐復觀和牟潤孫兩先生過目,有趣的是二人的一問一答:「牟先生看了,只有一問題:為什麼引《玉海》?」徐先生答:「為什麼不能引《玉海》?」 乍看叫人摸不著頭腦。牟潤孫是史學名家,覺得宋人王應麟編的這部類書不宜引用,因為是二手材料。問題彷彿瑣碎,卻見其人治學之謹嚴。

但比〈評郭沫若的杜甫觀〉引起更大反應的,則是書中〈魯迅在三零年代的一段生活〉。胡菊人自言欣賞魯迅,卻對中共鼓吹的魯迅膜拜不以為然,乃比對資料,揭露魯迅於一二八事變託庇於日本人的歷史。魯迅平日勤寫日記,此處卻可疑地「失記」幾天,於及後的書信也說了假話,研究者又著意掩飾。為了「全真」,胡菊人試圖還原歷史,指出魯迅的狡黠,但也盡力理解他其時的心境。雖然寫得用心,但文章刊載後,還是得到「別有用心」之批評,〈自序〉便謂此文挨人天天斥罵達兩個月。

跟胡菊人的專著《小說技巧》和《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不同,《文學的視野》是雜論,或予人龐雜零碎之感,易被看輕。 但舉牟潤孫先生為例,《注史齋叢稿》與《海遺雜著》均非專著,「叢稿」與「雜著」只為名副其實,卻原是對思想史的另一重深刻整理。胡菊人以「文學的視野」為書題,氣象宏闊,但這類題目一不小心便落入空談,欲窮千里目只成妄想。他在書中即事窮理,一磚一瓦地建立知識,使人拾級更上層樓,登高望遠。


《明報》二0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