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很重要

差利卓別靈曾說《大獨裁者》能夠出現，只因當時還未確知納粹邪惡的程度，要是知道就不會拍喜劇。戲完成了，納粹在歐洲已勢如破竹，他一度想過把戲收起不放映。有這對照，猶太裔德國導演劉別謙（Ernst Lubitsch)一九四二年的黑色喜劇《戲諜人生》（To Be or Not to Be）對「笑」的態度，就更教人吃驚。記得初看時單是開場頭幾分鐘即被震攝，人要多張狂，心要多寛廣，才能在最悲苦的時代這樣目空一切，肆無忌憚地嬉戲，保留笑的權利。

三九年八月，和平的華沙街頭，所有路人突然停住，見鬼一般目瞪口呆，因希特拉獨個站在一家雜貨店的櫥窗外。我們知道歷史上，納粹在同年九月才攻打華沙，這開場究竟在做什麼？一個倒敍，回到柏林蓋世太堡總部，幾個納粹軍官在手起手落的 “Hail Hitler!” (「希特拉萬歲！」）敬禮中，正在哄一個小孩供出父親，轉瞬間各人緊張起來，元首來了。甫進門，希特拉在眾人的 “Hail Hitler!”中，只緩緩的揚手說： “Hail myself”（我自己萬歲）。

看時呆了呆。鏡頭一轉，導演拍枱站起就罵，背後是空蕩蕩的劇場，原來總部只是場景，排戲途中，「希特拉」臨場爆肚加對白，覺得這樣好笑。導演解釋這裡不需要笑啊，一個高瘦閒角卻在旁說： “A laugh is nothing to be sneezed at”，單是這句「笑很重要」已可歸納全套電影。那劇場導演接著批評希特拉的扮相不像，希特拉不服，為證明自己，一怒之下才穿著這元首戲服走進華沙街頭，以始料不及的方式解釋了開場的懸念。

六月後無甚心情看電影，最近想學生看看前人與極權周旋的不同取態，笑中有淚的《戲諜人生》適合不過。際此時勢，笑很奢侈，也很重要，雖然要強調「笑很重要」本身就令人不安。戲中說「笑很重要」那高瘦閒角名叫Greenberg正是猶太人，抱怨自己只行行企企，渴望演莎劇《威尼斯商人》裡猶太財主夏洛克（Shylock）。他在戲中出場不多，卻三次唸出夏洛克的經典對白，一次比一次沉重： “If you prick us, do we not bleed? if you tickle us, do we not laugh? if you poison us, do we not die? and if you wrong us, shall we not revenge?” （梁實秋譯：你若刺我們一下，我們能不流血嗎？你若搔著我們癢處，我們能不笑嗎？你若毒害我們，我們能不死嗎？你若欺負我們，我們能不報仇嗎？）

最終全靠他在危難中唸好夏洛克的臺詞，整個劇團才能合演好戲，以機智和演藝騙過納粹黨，Greenberg雖然強調笑，在銀幕上說的最後一字，卻是Revenge，報仇。但他沒成功。劉別謙在歡閙的表面下補上沉痛一筆。臨尾全團人都脫險飛到英國去，唯獨這個猶太人下落不明，含蓄交代了他的犧牲，再異想天開也沒法逃過民族的命運。

《戲諜人生》四二年出來後，電影和部份對白都給人批評，覺得過了火，拿波蘭開玩笑，壞品味。能不怕人覺得自己涼薄需要自信，劉別謙後來在《紐約時報》撰文自辯，最深印象是他的一句「我的納粹黨是不同的」（My Nazis are different） ，他說戲裡沒納粹刑室沒鞭打，因為他們要是談起種種暴行也不過如售貨員說起手袋銷量，幽默感都建基於集中營和受害者的苦難。

那時二戰的結局仍無人知曉，希特拉要三年後才自殺，劉別謙卻用他最拿手的電影、演藝、笑，先報仇，幽他們這種幽默一默。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9月28日

大獨裁者與小鳥

                                                                             圖：Nick Ma

有個罷課的學生選了些電影跟同學一起看，其一是差利卓別靈的《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找我講解，樂意為之，今次重溫也有得著。

有聲電影在一九二八年來臨後，差利不為所動，《城市之光》和《摩登時代》仍是默片，到四零年這部《大獨裁者》他終於發聲，才有片末那段關於人類未來的激昂演說。電影背後的故事同樣豐富。差利的兒子曾說，差利對希特拉一直有種鏡像般的驚詑，二人同年同月生，均出身寒微，最終一成暴君使千萬人流淚，一成笑匠為世界帶來歡欣，但差利深深意識到，只要陰差陽錯便可對調。

希特拉老早知道差利的影響力，三一年差利到訪柏林，極受擁戴，納粹黨幾年後便印製《猶大人在看著你》誣陷差利為可惡的猶太小丑。差利雖非猶太人，但二十年代起美國聯邦調查局已四處張羅，試圖證明他真身是個名為Israel Thonstein的猶太人及蘇聯間諜。三五年，納粹黨最著名的政治宣傳電影《意志的勝利》（Triump of the Will)面世，據說法國導演雷克萊亞（Rene Clair）跟差利一起在紐約看了，萊亞極驚恐，深被電影的威力震攝，覺得公映的話西方世界必然輸掉。差利倒是大笑。

莫說差利獨具慧眼，困於時局中，沒別過頭裝看不見已是勇氣。當歐洲諸國仍覺得希特拉是自己人，奉行姑息政策，差利已預視到納粹禍害。三八年著手寫《大獨裁者》劇本，英國知道了，不想觸怒希特拉，便謂將禁播電影。三九年二戰爆發不久，拍攝開始，電影一年後上映，美國尚未參戰，有影評人更認為戲中納粹對猶大人的暴力太誇張——其時外界仍未知道納粹屠猶的嚴重，電影裡的「集中營」便寛敞得像私家醫院。

今回重看，特別欣賞差利看出理獨裁者虛妄與虛怯的矛盾心情，那Hynkel自卑的時間原來佔那麼多，尤其遇上鄰國狂人領袖相形見絀時。另一邊寫受逼迫者的苦況，有個鏡頭之前沒留意：猶太理髮師被德軍搜捕，女友趕緊把他推進屋內逃命。門關上，鏡頭移到門旁，用十多秒影著籠裡的一隻小鳥，畫外音則是德軍在大肆破壞和女子尖叫的聲音。這是片末那演說以外，全套電影最不像喜劇的時刻。

看時不期然想起別的小鳥。不是被囚，而是被禁，不在籠內，須偷運進去。之前重讀烏拉圭作家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的《火之記憶》，有段寫到七三年烏拉圭軍事政變後的受害者。加萊亞諾是過來人，因那場政變先被囚禁，後來流亡國外十二年，但書中記下的卻是這個優美的故事，對抗暴政可如差利的嘲笑，也可像這個題為〈被禁的小鳥〉般微笑。

在囚的烏拉圭政治犯未經准許不可吹口哨、笑、唱歌、急步、跟其他囚犯打招呼，也不許製作或接收有孕婦、情侶、蝴蝶、星星或小鳥的圖畫。某周日，因「有意識形態想法」被囚禁和虐待的中學老師佩雷斯，得到五歲女兒米尼的探訪。她帶來一幅畫了小鳥的圖畫，獄卒看見，在門口摧毀了。

下一周日，米尼帶來一幅畫了樹的圖畫。樹不違禁，圖畫進去了，佩雷斯稱讚女兒畫得好，問起那些散佈樹上、半隱於枝葉間那些的繽紛圓圈：「是橙嗎？還是什麼生果？」女兒一隻手指放他嘴前：「殊......」跟爸爸耳語：「傻瓜，你難道看不到那是眼睛嗎？是我偷運給你那些小鳥的眼睛。」

最後重複兩次的，是眼睛。江山代有暴君出，極權如何嚴密，想像力仍是重要的自衛武器，要培養在樹枝間看出小鳥的眼光。

《蘋果日報》專欄「無腔曲」2019年9月14日